吕思勉说过：“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也就是说，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运行较好，处于兴盛状态；自元帝以后，宦官外戚竞相专权，纲纪紊乱，国势衰微。

　　性情柔弱缺乏主见

　　客观地说，汉元帝不失为一位多才多艺、品行不错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为好君。作为君主，汉元帝谈不上优秀，主要是性格与能力问题。史书说他“柔仁好儒”。其实，这并非弱点，一个君主胸怀宽宏柔软，主张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应该是天下人福分。问题是，汉元帝的宽柔最终表现为优柔寡断、软弱可欺，不能驾驭局势，听任宦官专权。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关系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汉的政治传统，宣帝也不例外。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师，一代名儒。元帝即位后，对两位恩师格外倚重，多次宴见两人，探讨治国方略。萧望之随后双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参与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

　　元帝的信任与支持，似乎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然而，元帝与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议论常坚持遵从故事或惯例，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谦让，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