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作为独特的信息载体,源于16世纪的西方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和拓展,成为集数据、资料和信息为一体的综合性工具书。它记录了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迁、人物的更迭,具有存史和社会服务功能,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我国年鉴编纂的历史回顾

　　由《北华捷报》出版的《上海年鉴(1854)》(Shanghae Almanac for 1854,and Miscellany)目前被认为是中国内地发现最早的年鉴。而中国的年鉴编纂可追溯到20世纪初。在洋务运动中,众多爱国知识分子救国图存,寻求西学东用,开始翻译国外年鉴。1909年,奉天学务公所图书馆谢荫昌编译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成为我国现代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年鉴,虽为编译,内容较简略,资料也并不完善,但为今后年鉴编纂提供了标准和范例,对中国人了解世界起了一定的作用,具有开拓意义。1924年商务印书馆编纂的《中国年鉴》是第一部反映我国国情资料的综合性年鉴,内容涉及工业、农业、土地、人口、财政、金融、军事、交通、水利、教育、商业、宗教等等,奠定了今天综合年鉴的编纂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共出版各种年鉴约140种,这些年鉴无论从编纂质量还是资料来源方面虽然存在很多缺憾,但作为当时中国现状的记录,为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1950年编纂的《开国年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综合年鉴,反映新中国开国大事。到1965年,15年间共出版了五本年鉴。这些年鉴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积累了珍贵的资料。

　　改革开放为我国的年鉴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至80年代末,全国出版的年鉴达500多种。在长期的编纂中,年鉴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充实和发展,逐渐成为适合中国社会、反映中国国情的文化载体。进入21世纪,数量和种类均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大批专业年鉴相继出版,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年鉴家庭,形成了广泛性和多样化的局面。

　　我国年鉴事业发展的现状

　　经历了多年的平稳发展,年鉴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6年出台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了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工作的范畴,成为年鉴工作有法可依的基础。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则进一步阐明了年鉴事业发展的目标和工作方向,即“到2020年,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截至2015年底,我国已编纂出版32种770多部省级综合年鉴,338种4350多部地市级综合年鉴,2300多种1万多部县区级年鉴,以及包括军事、武警年鉴在内的约3000种各级各类专业年鉴,一些地区还编纂出版乡镇(街道)、村(社区)年鉴,一些地区配套编纂出版综合年鉴英文版和简本,配合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编纂出版区域性年鉴,创办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等经济区域年鉴和乡镇村年鉴,同时,我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也出版了大量的年鉴。其中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厦门已经实现了年鉴编纂出版全覆盖,14省市覆盖率达到了80%,覆盖不足的省份,正在积极推进,以期2020年实现全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全覆盖的目标,从今天的年鉴大国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年鉴强国。

　　我国年鉴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年鉴工作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