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也是文学的思想史

2023-02-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年是《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刊刻500周年。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从手抄本、坊刻本到官刻本的正式面世,表明其在文学与历史的互渗史上意义不凡。此后,历史演义小说不断涌现,明清以来有百余种,蔚为大观。

  演与义:通俗与经传

  《三国演义》只是通俗说法,嘉靖元年刊刻本的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签署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三国志”说明这部小说脱胎于晋陈寿所撰史书《三国志》,据正史而编。“通俗”意味着语体的变迁,由《三国志》的文言变化为“话须通俗方传远”的白话,融汇大量街谈巷语。“演”是表演、演绎,允许出现艺术的虚构,尤其是文艺表演中的“三国”戏。杜宝《大业拾遗记》中就有隋炀帝观看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水上戏表演的记载;苏轼《东坡志林》中也记有涂巷中小儿爱听“说三国事”的艺术表演。元代出现坊刻的《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等,这些都是说书人的底本,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如关汉卿《关大王单刀会》《关张西蜀梦》、高文秀《刘先主襄阳会》《周瑜谒鲁肃》、于伯渊《白门斩吕布》、石君宝《东吴小乔哭周瑜》、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等,达60种之多,三国故事完全是“演”出来的。

  “义”是一种伦理评判,展现道德理想,是正义、忠义、孝义,抑或是情义。罗贯中“编次”《三国演义》意在学习孔子编辑整理《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刘知幾《史通·惑经》也说:“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也。”人们称孔子整理鲁史而成《春秋》,即谓“编次”。罗贯中视陈寿撰《三国志》为“史传”,自己的“编次”是在以“史”传“义”,这符合中国古人的“经传”思维。

  诗与史:目录学上的沉浮

  与柏拉图《理想国》中诗人与哲人喋喋不休的争吵不同,中国的诗人与哲人(或思想者)能和谐相处。先哲在“诗”后安放一个“经”字,一部古老而浪漫的东方诗歌,不管是“诗三千”还是“诗三百”,就成为人伦教化的法则与规范。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恋主题情歌,演化为后妃之德的宣扬口号,成为“风天下而正夫妇”的伦理教化工具。“诗”后着“经”,在赋予诗经典地位的同时,也约束了诗的阐释空间和本真性情。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节奏协谐的优美诗歌被包含有“微言大义”的编年记事体史书代替,可视作早期文学向史学的一次转型。

  《春秋》有“三传”,《左氏春秋传》是以史解经。同时,先哲们又以赋传《诗》,《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春秋以后,辞赋继承《诗》的功能,以“微言”承载古诗之“义”。《诗》《春秋》、辞赋三者互动,继续着文学与史学的互动。

  以现代文体学观念来看,《三国演义》自然归入文学类,《续修四库全书》就将其列入“集部小说类”。但“小说家”最早却被归入“诸子”之列,刘歆《七略》将早期典籍归类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诗经》属“六艺略”,“小说家”与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并列为“诸子”十家,但不入“九流”。西晋荀勖编《中经新簿》改“六”为“四”:六艺归入“甲部”,“小说家”连同诸子归入“乙部”,史书归入“丙部”,“诗赋”归入“丁部”。至东晋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丙两部互换,“史”升而“小说”降。至《隋书·经籍志》形成经、史、子、集四部定制。在明代私人书目中,高儒《百川书志》将《三国演义》归入“史部”,而王道明《笠泽堂书目》列其为“子部小说家”类。从《七略》到《续修四库全书》,小说由子部进入史部,由高于史部到降为集部,这种目录学上的沉浮,正可见其具有诸子思想、史家叙事、文学演绎的三重特征。《三国演义》就是一部集史家纪事、诸子义理和文学虚构为一体的史诗级作品。

  史诗与诗史:经典的诞生

  史诗是史学的文学化,诗史是文学的史学化。追溯史诗之源,《诗经》雅颂诸篇就有以诗叙述周王朝的历史,而《左传》《战国策》等在叙事中又有赋诗的传统。《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载有大量诗赋作品,如《史记·屈原列传》有《离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录《子虚赋》《上林赋》,《汉书·扬雄传》载《长杨赋》《羽猎赋》,《后汉书·班固传》中载《两都赋》。文学作品因史书而得以流传,史书因文学作品的存在而使人物传记更丰满、更富有文采,这是文学与史学的再一次互动。

  诗史传统由杜甫开创,以诗笔记录安史之乱时期的史实,文学创作具有史学倾向。到了章回体小说,又在小说叙事中嵌入大量诗词歌赋,这是中国小说所独有的一个文学现象。《三国演义》在展开历史叙事前,首先引入杨慎咏史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铺垫整部小说“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悲情基调,抒发“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历史感悟。嘉靖元年本卷九“诸葛亮智说周瑜”回,存有一篇借孔明之口诵出的曹植《铜雀台赋》,这篇赋本于《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文转阴澹《魏纪》条,但《三国演义》中的赋文比《三国志》多出两段文字:一段是“列双台于左右兮,玉龙与金凤。挟二桥于东南兮,若长空之蝃蝀。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忻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一段是“御龙旗以遨游兮,周鸾驾而周彰。恩化及乎海宇兮,嘉物阜而民康。愿斯台之永固兮,乐终古而未央”。前一段是借赋“挟二桥于东南兮”句,点明曹操有“誓取二乔”之意,起到刺激周瑜的作用;后一段以满是帝王气息的词章,展现出“单道他家合为天子”的“赋中之意”。《铜雀台赋》戳中孙吴和周瑜的“禁处”,直接促成小说文本中“联吴抗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成为小说情节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如果没有《铜雀台赋》,何来蜀、吴联盟,何来随后的赤壁之战,何来《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既是史诗级著作,也是诗史性小说,是文学与史学的第四次互动。

  文学与史学:互为书写相互阐释

  《三国演义》是高度文学化的历史小说,章学诚谓其“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这种“三七”分的定量判断不一定符合实际,但读者在阅读《三国演义》时确实会产生“惑乱”《三国志》历史之感。从主题之“义”来看,《三国志》中《魏书》三十卷,而《蜀书》仅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为魏国帝王立本纪,给无帝号的曹操写本纪,而对于刘备、孙权只立传体,这明显是以曹魏为正统。而《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尊刘反曹鄙吴,刘备成为有皇室血统、仁义的化身;曹操则为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阴谋家。就人物形象而言,《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仁慈且“善哭”,而《三国志》中的刘备却是“喜怒不形于色”之人。《三国志》里“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成为智慧的化身,而在《三国志》中“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且年长诸葛亮六岁的周瑜,在《三国演义》里经常显出年少气盛之态。就小说情节来看,《三国志》并无 “桃园结义”这个情节。曹操借献七星刀刺杀董卓、三英战吕布、刘备摔阿斗、孔明借东风、孔明三气周瑜等情节,皆是小说虚构的故事。张飞鞭督邮,《三国志》中是刘备鞭督邮;关羽温酒斩华雄,《三国志》里的华雄是被孙坚军队所杀;张飞长坂坡先怒吼再拆桥,《三国志》里是先拆桥再怒吼;甚至连《三国演义》里最重要、规模最大的赤壁之战,在《三国志》里也只是一场连发生地都记载不清的小战役。这些虚构的人物、情节不少源自野史、逸闻,这也是小说被冠以“史之支流”“正史之余”“稗史”“外史”之名的原因。

  从继《诗》而作《春秋》,到《左传》中“赋诗”,再到《史记》《汉书》等史籍中载录诗赋,文史互相承传;从史诗到诗史,本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宗旨,文史互为书写;从诸子略中的“小说家”到“史部”杂史,再到“集部”小说类,文史互相包含、相互阐释。史学演绎成文学作品,文学创作呈现史学化特征,而自其源头而来的《春秋》“微言大义”,或者说以史解经的义理阐发模式,深深影响着“历史演义”体小说的思想走向。自辞赋体而来的“恻隐古诗之义”,在史籍中流传并嵌入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以“微言相感”的形态演绎着历史小说的“大义”,诗赋文学则装饰着中国历史的思想走向。“演”是形式,“义”是思想,文学是一种丰富形式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一切历史,又何尝不是文学的思想史。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史学;刘备;曹操;周瑜;刻本;小说家;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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