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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1924年前后中苏关系的变化与日本陆军的因应
2020年02月19日 21:03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郭循春 字号

内容摘要:在中苏交涉的整个过程中,列强的态度及华盛顿体系对中国外交自主权的束缚,成为中苏之间正式建交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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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苏交涉的整个过程中,列强的态度及华盛顿体系对中国外交自主权的束缚,成为中苏之间正式建交的一大障碍。另一方面,在对苏承认问题上,日本同法美英持不同态度,因为日本与苏除了有经济联系外,还在国防战略上有不同于英法美的利益诉求。面对中苏外交的变迁,日本表现出怎样的态度?内部又出现了怎样的声音?以往国内学者将着眼点放在中苏交涉方面,强调日本同列强一起遏制中国对苏联的承认。但是,相关研究成果都没有提及中苏关系的变迁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所造成的影响。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中苏关系的变迁极大地影响到日本的对华政策和行动,只是重视和调整相关对华政策的不是日本外务省,而是日本陆军。

  一、中日苏三国关系背景与日本外务省对中苏关系的认识

  从俄国十月革命到1924年5月建交,中苏之间的外交关系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化。可以说,此时中苏关系是处在既有矛盾又有调和的一种状态中。相比较于中苏关系,日苏矛盾更加尖锐。日苏之间先后因为日本长期驻兵西伯利亚并支持白俄残余势力、庙街事件、北库页岛问题而产生纠纷并加剧了矛盾,但自1921年起日苏双方也开始了多次的交涉。整体上,自1921年起日苏关系同中苏关系类似,也是处于一种既有矛盾又有调和的状态。就中日关系而言,这一阶段两国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山东纠纷、收回旅大风潮等事件并加深了彼此矛盾,但两国外交部门对相关问题的协商从未中断。因此,在性质上,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日苏三国关系中,两两之间都是处于有矛盾又有调和的一种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中苏和日苏关系都处于一种或进或退的节点上:当外界出现新的消极因素时,中日对苏关系则向消极方向发展;当外界出现新的积极的影响因素时,中日对苏关系即能向积极方向发展。从1921年到1924年,华盛顿体系即扮演了某种消极因素的角色——围绕中国问题,华盛顿体系确定了列强协调的原则,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中国的外交自主权。由此可见北京政府对苏外交之困境。

  与此同时,日本对苏交涉的进展也受到了列强态度的重大影响。至1923年3月,日苏东京会议时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妥协条件,只是因为日本还在等待国际上承认苏联的时机所以没有立刻签订对苏新约。将1923年中苏和日苏之间在谈判过程中所交涉的条件和后来的中日对苏建交条约中的条件相对比,可以发现,其先后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太大。既然条件差别不大,为什么中日不能在1923年同苏联建交而一定要等到1924年及1925年呢?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时机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政府是怎样看待中苏关系的变迁的呢?以往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日本在近代的对华外交行为是对中国的一种阴谋,而实际上并非处处如此。

  在中日苏三边关系中,日本外务省的关注点在于对苏承认问题以及日苏双边问题。因为对苏承认问题关系到日本的国际协调原则,日苏双边问题关系到日本最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中苏之间的交涉,外务省仅保持了关注的态度。至于中日苏之间利益交织的“北满”问题,日本外务省所采取的态度相当消极。

  二、中苏关系变迁与日本陆军的应对

  日本外务省虽然对北满问题抱有消极的态度,但是日本陆军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面对中苏关系的变迁,日本陆军最主要的关注点即在“北满”。从1919年到1924年间,日本在“北满”的势力获得了相当的发展。所以,在陆军看来,日本人在哈尔滨已经有了基础,而且面对的是“素质低下”的中国人,日本势力在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除了哈尔滨,日本还看到了在中东路沿线发展商业的大好机会,军方对于发展“北满”日资企业充满了期待。可见,比较了解中国情况的关东军,对于扩大在“北满”的日本势力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并且他们认为只要“北满”是由中国人而非俄国人控制,日本将来就可以取得更多的发展。

  然而,“北满”的状况并没有按照陆军的预期发展下去——1923年开始,苏在“北满”就开始逐渐恢复其旧有势力了。1923年后半年,红色势力开始秘密渗透到中东路沿线,并策划以罢工的形式夺回对中东路的控制权。驻在“北满”的日本陆军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面对苏势力的复苏,已经完全从西伯利亚和中东路沿线撤兵的日本陆军,却没有太多可以直接应对的空间。如果日本对此完全放任不管,苏将很容易地实现在“北满”的赤化并驱逐当地的中国势力,同时日本经济势力也将难以生存。为此,日本陆军只能尽其所能地采取一些间接行动来抵制苏联在“北满”势力的发展。这些行动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是给张作霖实际的援助,第二是加强在北满针对苏联的谍报组织,第三是加速构建由日本控制的通向“北满”的铁路网。

  三、总结

  “九一八”之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落脚点就是对满蒙特殊权益的保护,为保护和扩大这种特殊权益,日本自1905年起对满蒙政策的推行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05-1911年的建设阶段,其对满蒙权益主要采取依法保护、依法建设策略;第二阶段,1912-1916年间采取秘密策划满蒙独立的策略;第三阶段,1917-1920年间支持段祺瑞,进而从北京政府获取更多“满蒙”权益,并通过签订军事协定,出兵“北满”和西伯利亚,对“北满”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占领;第四阶段,1921-1922年间顺从外务省意见采取不干涉主义,将军事力量从“北满”撤出;第五阶段,1923-1927 年间秘密支持张作霖;第六阶段,1928-1931年为武力分裂满蒙的准备阶段。

  本文所论述的时间段主要为第四和第五阶段的交接处,该时间段正承载了日本对满蒙政策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华关系这一因素深远地影响到了日本对华政策。面对中苏关系的变迁,在制定应对政策的时候,日本陆军担当了比外务省更加主要的角色。日本外务省认为应该坚持对中苏不干涉主义的政策,而日本陆军从1923年开始,在实际行动中逐渐脱离这一政策并开始援助张作霖。除了对张作霖进行援助,日本陆军还重新加强了在“北满”地区的军事谍报工作、铁路建设工作,以应对苏联势力在“北满”的发展。这两手内容一方面方便了日本陆军更多地了解苏联势力在“北满”的活动情况,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日本陆军对“北满”状况更全面的掌握,无疑为将来“九一八”的酝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小强/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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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循春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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