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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与列强的局部冲突及其影响
2019年12月19日 11:27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 作者:周斌 字号

内容摘要: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红军与英、美、日等国驻华海军多次在长江中游流域发生武装冲突,一时轰动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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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红军与英、美、日等国驻华海军多次在长江中游流域发生武装冲突,一时轰动海内外。笔者拟通过全面考察此次冲突的缘起和概况、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冲突对中共与列强的影响等问题,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冲突的根源并非中共盲目“排外”,而在于列强嫉视共产主义并推行维护其在华特权的炮舰政策。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并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是历史的必然。

  一、冲突的缘起

  广州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失败表明,中共如果在列强有着较大利益的中心城市、交通重镇举行武装暴动,不仅要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且容易遭到列强的干涉,由城市起义夺取革命胜利,的确困难重重。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列强对中共的敌视政策又是李立三制订军事冒险计划的一个动因。

  李立三等人为推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计划,要求红军力争控制武汉周边的交通要道。列强本就嫉视中共威胁其在华利益,当然更不会听从红军封锁长江,对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交战保持中立。随着红军“会师武汉”军事行动的展开,双方的冲突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二、红军与外舰交战的概况及责任问题

  就时间上来说,红军与列强驻华海军的冲突断断续续维持了近一年。就地域而言,冲突主要发生在两个地区,一是大冶、岳州(今岳阳)、长沙等地。红军与列强发生冲突的另一个地区是以武汉为界的长江两岸。

  首先,以红三军团与列强的冲突为例,红军起初并非主动攻击外舰,除日舰在大冶以“护侨”为名率先炮轰红五军司令部外,美、英军舰在岳州也是先启挑衅,隔岸炮击红军。至于红军在长沙“攻击外舰”则完全是对方首先强闯军事禁区的结果。由此可见,列强对革命的武力干涉是红军退出长沙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双方冲突的根源。

  其次,从鄂东、鄂西红军在封锁长江过程中与列强的冲突来看,红军最初也并非主动攻击外舰,一般先移除航标、鸣枪示警,再开枪阻击依旧通行的外舰外轮,于是双方发生枪战,乃至炮战。

  简而言之,如果不是列强推行维护其所谓内河航行权和长江利益,干涉中国革命,并不顾中国平民百姓伤亡的炮舰政策,又怎能会引起红军和苏区群众针锋相对的武力对抗?谁先开第一枪并不是追究冲突责任的关键,列强欲借此完全归责于中共及红军,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列强“长江共同警备”计划的提出与流产

  英、美、日等国均怀着一直以来对共产主义的嫉视和偏见,认为红军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已威胁到列强对华利益,几次尝试联合性的武力干涉。

  此后,尽管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失利,事实上无法实现“会师武汉”的计划,但列强仍欲打压红军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列强确曾考虑成立长江联合巡逻舰队,扩大与红军的冲突。

  但是,事实上列强最终又放弃了“长江共同警备”这一计划,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从国际背景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列强为维护战胜国的利益和既存世界秩序的稳定,不再像战前赤裸裸地凭借武力大肆进行侵略和扩张,而愈益注重为其强权政治寻找合法的外衣。

  其次,中国人民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列强干涉内政的呼声,迫使列强不敢轻易实行、南京国民政府也不敢贸然接受所谓“长江共同警备”计划。

  第三,列强向来重视通过“以华制华”,培养其代理人来维护其对中国的统治。

  正是基于上述对联合武力干涉不足以解决长江航运问题,反而会激起中国民众维护主权的愤怒,得不偿失的认识,对借助国民党出兵恢复长江秩序的需要,以及结合列强之间矛盾和竞争的考虑,英、美两国政府率先决定放弃“长江共同警备”的设想,并极力否认外界相关传言。长江共同警备”说的流产,使得红军与列强的冲突没有大规模升级,而维持在原来的局部范围。

  四、中共反帝策略的调整

  就在列强权衡并最终放弃“长江共同警备”计划之际,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也开始从这次“会师武汉”行动的方方面面中思考如何处理中国革命与列强的关系问题。

  其一,红军还缺乏足够的实力与列强驻华海军较量并取得胜利,既不能长期占领长沙,也难以达到封锁长江的目的。红军若盲目坚持“截断长江”的军事任务,势必会遭受更多无谓的牺牲。

  其二,红军在封锁长江的过程中,因缺乏实力设置关卡检查过往船只,只能对强行通过的舰轮鸣枪警告,继而开枪阻击。与沿江苏区群众大力支持红军的态度相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众虽反对列强所谓“长江共同警备”,但也不大理解红军试图阻止一切中外商轮通行的举动,谈不上要帮助红军与列强一决胜负。

  其三,由于列强以炮舰政策横行长江,并多次造成红军和群众的伤亡,广大红军战士在认识到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本质,激起反帝热情的同时,也更加警惕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再加之中共中央一度提出可拘捕一些外国资本家和其他侵略者作为人质,迫使外舰退出革命地域的主张,因此,红军一度逢传教士必拘捕之。但是,其中也存在若干以传教士为人质交换赎金的事件,西方媒体和列强政府借此大肆炒作,诬蔑红军盲目“排外”,给红军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上述问题反映出反帝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表明中共只有在自身力量壮大,建立并巩固革命政权之后,才能实现“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反帝政纲,而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过程中,确实有必要采取灵活的反帝策略,减轻或避免列强的武力干涉。当时的中共中央因受“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还不可能清楚认识策略对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因此解决问题还是从共产国际开始的。

  共产国际自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后,就一直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安全。苏联对外政策的主旨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条件,不会因中国革命而卷入世界战争的危险。

  当然,共产国际一贯相信其路线的正确性,也不容许中共挑战其权威。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苏维埃政府应施行一种外交政策,“在可能限度与不违背中国独立解放的原则上可与帝国主义进行外交谈判”。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以解决红军与列强冲突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到1931年春,经中共中央调整反帝策略,并决定停止红军“封锁长江”的军事行动,红军与列强长达近一年的冲突暂告结束。

  五、结语

  综观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与列强发生武装冲突的过程及其影响,可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此次红军在长沙及长江中游与英、美、日等国海军的交锋,是中共在深受苏联“城市中心”革命道路模式的影响下,为尽快达到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目的,而与长期以来仇视共产主义并固守在华特权利益的列强之间,必然要发生的一次冲突。因此,尽管红军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交战中存在一些偏差,但并不影响它的正义性。

  第二,中共自1922年“二大”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反帝革命纲领以来,其反帝的具体实际目标由最初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转向清除列强在华势力,到“立三路线”时期不惜与列强一战。它反映了中共在内的中国人民迫切实现民族独立的愿望,但却超出了红军的实力还不足以战胜列强及其支持的国民党的状况,低估了反帝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第三,此次红军与列强的冲突也表明,中共如果照搬俄国“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不仅要对抗在城市有着较强统治力的国民党军队,且容易遭到在大城市及其交通要道有着较大利益的列强的干涉,而对革命造成极大的危险。

  第四,对于冲突的另一方列强而言,由于“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各大国之间对华问题上的矛盾与竞争,以及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列强已不能再像义和团运动时那样对中国革命进行大规模的武力干涉,但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嫉视和维持其在华特权的需要,列强仍想方设法,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干涉中国内政,抵制中共威胁其在华利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小强/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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