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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化实践经验研究
2019年12月12日 14:53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2017年第4期 作者:王今诚 字号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

内容摘要: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化的重要时期。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内法规、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进行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为夺取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入总结延安时期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化的实践经验,对于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化的重要时期。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内法规、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进行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为夺取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入总结延安时期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化的实践经验,对于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

  作者简介:王今诚,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讲师。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党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成为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习近平同志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1]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党的历史经验,曾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结合时代条件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2015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陕西视察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与严肃化的重要时期,“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2]。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3]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因此,系统认识和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精神力量,对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加强和完善党内法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党的政治生活的规章制度,使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循、有章可依。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奠定了制度框架。毛泽东在为全会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必须制定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行动。[4]全会最后一天讨论通过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这三个文件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对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应遵循的准则进行了明确界定。刘少奇在起草说明中指出:制定这三个文件,就是“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我们的党”,“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5]。例如,针对王明等人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行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就明确规定:“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6]

  共同的纪律准则,需要明晰的奖惩规则保障。为改进党务委员会的工作,1940年12月16日,党发出《中央关于地方党及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规定了各级党务委员会的产生办法、处理个别党员和解决党内纠纷的程序、工作方法和原则。[7]缴纳党费是党章规定的每个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为规范党费缴纳制度,根据党章规定,1941年9月26日通过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党费的决定》明确了党费缴纳的标准、免缴党费的条件、党费的用途和使用审核等内容。[8]由于六大党章对于“留党察看”适用条件的规定较为原则和笼统,不利于具体执行,1942年10月1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党员察看处分执行办法的规定》明确了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停止党籍的处分条件、程序、期限,既避免了党内处罚的随意性,又达到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的肌体的整风目标。[9]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以坚持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为基本原则,发挥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的作用。但是,有关宣传工作纪律的规定都比较原则和笼统,在具体操作层面不好把握,针对“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25日发出《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强调“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各地方报纸下的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各地应经常接受延安新华社的广播”,“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10]。此后,又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对5月25日指示进行了细化与具体化。延安整风学习期间,暴露出了党内“小广播”的问题。流言与谣言的出现与传播,说明党员干部中存在着违反党的原则、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不良倾向。针对这一严重问题,1942年12月6日发布的《中央总学委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要求各学委会在反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号召全体党员起来与泄露党内秘密的“小广播”作斗争,指出其错误并严整党的纪律;每个党员都要深刻反省自己,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开展保密教育,制定保密规则,建立经常性的检查制度。[11]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党史上唯一一个关于党性建设的专门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决定把纪律和规矩立在前边,从“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的重要性”,“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加强纪律的教育”,“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等六个方面,规定了加强和锤炼党性的方法,使党内生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规可守。[12]

  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是中共十分重视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规范、理顺党与各根据地政权、军队、民众团体之间的关系,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一切服从战争”是党的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每个根据地应有一个统一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党的一元化领导,既体现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也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3]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把领导方法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加以解决,开宗明义的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14],重点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及如何统筹全局、工作要突出重点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15],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章之一,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总纲,以党内最高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参与方式等作了系统、完备、正式的制度规定。[16]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解放区不断扩大、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党必须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行为,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因此,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17]的党内指示,详细规定了报告制度的原则、时效、篇幅、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同年3月23日,又制定了《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知识》[18])。同年1月30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了《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要求“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19],并将军队内部民主的内容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三个方面。该指示是对党领导下的军队内部民主生活、民主制度的理论概括,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由之路。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20]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已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的危害。[21]6月6日,张闻天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行,丝毫也不能削弱党的铁的纪律。在任何方面工作的同志,都须严守党的纪律,任何违反纪律的行动,都是给敌人以利益,给党以损害。有人以为党的纪律就是惩办制度,因此以为反对惩办制度就是反对纪律。这种曲解必然走到党的纪律的漠视与破坏。党的纪律即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全部遵守。违反这一组织原则,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处罚不过是保证执行纪律的一种方法而已。”[22]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必须重申“四个服从”的纪律,“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23]。因此,会议还对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并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

  1939年,陈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授《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时提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直接参加党的组织并积极工作,有铁的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支部是党的基础和堡垒,党要经过党团去领导群众组织。党的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不准许有不执行党的决议的个人和小组织。[24]

  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也处理了一批违反党纪的党员,维护了党的形象,净化了党的肌体。1937年10月12日,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黄克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体现了共产党与红军要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的要求。1939年5月,不服从组织工作安排的党员刘力功被开除党籍。针对此事,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指出:党员在党组织给自己分配工作时,没有不服从的权利,都要遵守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25]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建设、党内民主生活发展等问题有了深刻认识,不断促使党内政治生活走向正常化。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明确把“发展党内的民主,提高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自动性、警觉性”[26],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随后,中共中央在4月1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再次强调“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亦应依照各地的不同环境,采取具体方法使之活跃起来。党内民主性的扩大,自我批评的发展,集中领导的建立,都成为活跃党内生活的主要条件”[27]。5月10日,博古在《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中明确指出,要使苏区的党及每一个党员的工作积极化、活跃化,就必须发展党内的民主,而目前的客观条件允许大大地发展党内民主,所以党的组织应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的各级常委会应在严密分工的基础上集体工作。[28]6月6日,张闻天在《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中指出了保证党内民主的具体办法,即集体领导、共同讨论、自我批评、提出意见、会议生活。[29]10月25日,毛泽东在接受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贝特兰时,专门阐述了“民主”与“集中”并不矛盾的政治逻辑,即“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30]。1938年11月6日,刘少奇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明确定义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31]。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党内民主与党的事业的重要关系:党内民主的功能是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但中国偏偏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长期占优势的国家,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因此,必须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做,才能确实扩大党内民主,而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32]这一认识在党的七大召开之际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深刻阐述了看齐意识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看齐意识的核心就是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33]

  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更为全面地探索和论证了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路线。1937年夏,为了批判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错误思想,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律,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思想上彻底肃清了主观主义的观点,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契合点,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34]但是,正确的指导思想要为全党充分认识并真正掌握,需要一个逐步认识,不断深化的进程。此后,毛泽东多次深入阐述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思想。他在《论新阶段》(1938)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35]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进一步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36]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中作了明确的概念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37]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再次深刻阐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38]

  经毛泽东号召,很快掀起了一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延安整风,逐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通过整风等教育活动使其成为全党共识。七大党章要求每一位党员坚决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39]。三三制的实施、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出台,都反映了党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坚决贯彻。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讲到:“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40]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再次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1]正是在在群众路线路线的感召下,才有了开明绅士李鼎铭等人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42],中共才可能将其作为“最切要”十大政策之一加以实行。

  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理论修养

  延安时期,中共将加强与提高党员的理论修养作为思想建设的最核心内容。1937年4月3日发出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指出,党目前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了解新策略和新的工作方式”[43]。4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党中央再次强调“更应特别注意党内老干部的重新教育与新干部的培养,加倍努力扩大与巩固自己的队伍,到处建立起共产党严肃的与坚固的堡垒”[44]。6月6日,张闻天在白区党代表会上再次指出:“党内教育问题,现在特别重要。在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是党目前争取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必需使全党同志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养成学习理论的兴趣,只有这一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确的解决问题,而不犯严重的错误。对于大批新的干部的党内教育,现在也成为迫切的需要。”[45]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在打破关门主义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要求给新党员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46]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47]

  刘少奇对党员理论修养与党的建设的关系的论述十分精准深刻。1939年7月,刘少奇在马克思列宁学院作了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着重指出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做起;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而且还要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忠实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是不能脱离革命实践、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运动。[48]

  大批党的干部的养成,是党成功实现政治目标的基础。延安时期,是党的干部教育大开展、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共先后恢复和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延安大学等十几所干部学校,帮助各类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通过干部学校的学习、培训、考核,中共锻造出了一支纪律严明、有信仰、有目标、方向一致的战斗队伍。

  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进行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时期,中共强调正确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将其作为推动自身进步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途径。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强调,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要“在党内斗争中团结党,提高党的纪律和威信”,因此,“我们必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来反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克服党内的分歧。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巩固、发展和前进”[49]。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干工作要有一个重心,今天我们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虑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自己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扩大,不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清除、取消。要使我们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在整顿三风时重心在自己。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这一点要讲清楚。”[50]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不要伤害每一个还可挽救的同志。[51]4月1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进一步指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52]通过延安整风,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实际运作中被不断强化。例如,陕甘宁边区的党员干部在1946年集中学习七大党章时,自觉地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重要的学习方法加以运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培育出了延安精神,促进了革命事业的不断胜利。延安时期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化、正常化,必须完善和遵守党规党法、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和贯彻正确的思想路线、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理论修养、进行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形成积极奋进、团结一致的党内政治文化和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9(2).

  [2]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N].人民日报,1980-03-15(1).

  [3][4][23][30][32][35][3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528,528,383,529,522-523,662-663.

  [5][31]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46,50.

  [6][21][22][26][27][28][29][43][44][45][4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60-765,164-168,256,174-175,203,220,256,174,204,257,466-467.

  [7][47]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2册(1939-1940)[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78-580,155-158.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21-622.

  [9][5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80-481,236.

  [10][11][12][13]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3册(1941-1942)[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1-112,468-471,144-147,426-436.

  [14][37][38][40][4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7,801,811-829,809,1031.

  [15]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N].解放日报,1945-6-14(1).

  [16][3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945)[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5-136,103.

  [17][1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64-1266,1275.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1948)[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2-134.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1934-1935)[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21.

  [24]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45.

  [25]陈云.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J].解放,1939,(73).

  [34]杨植霖.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基本点——四谈发扬延安精神[J].党的建设,1988,(7).

  [39]崔建周.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经验与启迪[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4).

  [4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41.

  [48][49]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7-167,160.

  [5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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