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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本与开新:延安时期毛泽东重建党内意识形态的实践及其启示
2019年12月05日 13:35 来源:《学术论坛》(南宁)2018年第6期 作者:吴起民 字号
关键词:毛泽东/意识形态/真理/实践/整风运动/党的建设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来指称党内思想观念,科学地厘清了党内意识形态的发生原理和内在结构,尝试从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角度重建党内意识形态,使之具有切合中国实际的真理性。这一实践过程开始于毛泽东对党内意识形态本源的科学认知,贯穿着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发掘构建,并通过党内教育改革和整风运动而得以基本完成。注重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实践经验的理论转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整风方式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特点,对新时代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意识形态/真理/实践/整风运动/党的建设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来指称党内思想观念,科学地厘清了党内意识形态的发生原理和内在结构,尝试从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角度重建党内意识形态,使之具有切合中国实际的真理性。这一实践过程开始于毛泽东对党内意识形态本源的科学认知,贯穿着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发掘构建,并通过党内教育改革和整风运动而得以基本完成。注重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实践经验的理论转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整风方式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特点,对新时代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具有重要价值。

  关 键 词:毛泽东/意识形态/真理/实践/整风运动/党的建设

  作者简介:吴起民,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从历史维度延展到现实情境的实践问题。探究党内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具有历史维度的研究视角。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来分析党内思想观念,而且从理论原则、思想方法、管理路径等方面重建了党内意识形态,形成了关于党内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一系列科学原则。对此,学界较多地从整风运动等事件或政策切入,阐发这一阶段中共思想建党的新理念、新实践,为进一步考察毛泽东重建党内意识形态的历史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拟在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毛泽东思考和重建党内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过程,呈现这一过程的问题导向、理论认识和治理路径,总结毛泽东关于党内意识形态建设的论述和实践经验。

  一、毛泽东关于党内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进展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内意识形态建设的认识实现了科学化转变。为了从思想观念上进一步反思中共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使用了“观念形态”“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等概念来指称党内意识形态,并从理论原理与客观实际的辩证关系角度来把握党内意识形态的内涵外延。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实践来源;并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强调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检验、调整和重构党内意识形态,使之具有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真理性。总的来看,这些新认识厘清了党内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发生原理和实践误区,构成了毛泽东重建党内意识形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

  毛泽东历来把思想意识管理视为团体建设的基础支撑。1920年11月,毛泽东指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1]。在选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参与创建中共之后,毛泽东初步地思考了党内思想观念与理论原理的关系。一方面,他认为必须坚持和实现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特别是在古田会议上提出必须肃清党员从旧社会带来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2];另一方面,他又反对迷信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原理,在1930年5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由此可见,毛泽东辩证地处理了党内自发观念与理论原理的关系,力图通过批评教育等方式改变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并把实践效能作为党内思想观念真理性的验证方式。

  经历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着重反思了中央苏区后期一些解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错误观念及其根源。在中央苏区后期,通过引用和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来证明革命政策的真理性成为一种风气,而脱离实际地解读文本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是以真理面貌出现的,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指导实践的组织权威。1936年底至1937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西洛可夫等人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着重思考了理论原理与具体实际的关系。他指出“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4]。这是一种“唯理论的缺点”,因为“认生活与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与根本的见地,是唯物辩证法的见地”[5]。作为党内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最易演变为具有组织权威的思想意识,并成为政策策略的理论依据。这一过程伴随着党内意识形态建设的风险,也说明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性。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澄清错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思想观念进而重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意识形态是中共革命战略调整的内在要求。尽管中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政党,但是党内思想观念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时隐时现的领域,处于各种利益诉求的博弈之中。毛泽东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6],党的建设需要承认党内思想观念的矛盾,能够加以整合并达成整体共识。对于各种经验形态的自发观念,以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中国实际所产生的思想观念,必须通过“实践证明是否是真理”,而“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7]。这里的“思想斗争”已经在实质上触及党内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建立能够约束党员实现集体行动的观念体系。

  随着思考的深入,毛泽东开始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问题域加以分析和应对,使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来指称党内思想意识现象。1938年初,毛泽东在阅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指出:“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8]“社会意识形态”在内涵上与社会上层建筑较为接近,但毛泽东的论述凸显了社会意识形态对现实社会的反作用。1939年5月以后,在阅读艾思奇编选的《哲学选辑》时,毛泽东不仅指出“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而且强调“哲学的党性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分离便会造成虚假的意识形态[9]。在这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反映社会实际和阶级诉求的观念体系,只有契合实际状况时才能真正发挥对阶级、政党、社会等共同体的整合作用。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毛泽东把握党内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的基本维度。这具体表现为:在一般原理与自发意识的关系上,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即“教条主义”,或者局限于具体领域的经验认识而失去一般原理的指导,即“经验主义”;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当前中国社会阶段的问题上,“思想超过客观过程”,“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即“‘左’翼空谈主义”,或者“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即“右倾机会主义”[10]。在毛泽东看来,党内意识形态所囊括的思想观念是多重维度的,既处于文本原理与社会自发意识的相互作用之中,又处于当前阶段与未来阶段的辩证转换之中;而党内意识形态建设即是建立符合现阶段革命实践任务的思想观念、话语体系和政策原则,校正“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处于错误坐标区域中的思想观念。

  为了管控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毛泽东把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作为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意味着探索真理的结束,而是提供了科学的认识方法,“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11]。可以说,毛泽东强调了客观存在相对于文本理论原理及其解释形态的先在性,“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2]。这就厘清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理论规定与革命阶段的辩证关系,明确地指出了党内意识形态建设的误区及其重建方向。

  二、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

  通过考察党内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教条主义”等问题,毛泽东尝试把“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确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辩证互动的基本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为提升党内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探索出崭新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表述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的内在规律性,形成新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观念体系,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形态。新的意识形态的发掘既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总结经验”和“群众路线”两种基本方式。这一系列的创造性理论工作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使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来源及其发展路径的认识,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开启了党内意识形态的重建进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构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思想观念体系[13]。到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具体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即“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4]。这一命题同样地指出党内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理念和主要任务,即在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转化为具有真理性的意识形态。

  在提出上述命题的过程中,毛泽东把确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思想方法作为提炼新的意识形态的切入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15]。1941年8月,毛泽东进一步作出反思,指出“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16]。并且,毛泽东担任了中央研究组组长,列举了需要学习的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理论著作和实际材料,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17]。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应当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而不是迷信马克思、列宁等人的某些具体论述。

  推动全党发掘新的意识形态,首要方式就是面向客观实际,把实践经验加以理论化总结。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思想、观念乃至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神秘的,而是有其对应的客观环境和经验形态,“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要掌握“经验元素与理性元素之相互关系的辩证法”[18]。《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科学地阐明了认识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运动,指出了探索事物本质规律性进而形成新概念和新理论的道路。1939年10月,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总结经验的任务,“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19]。这一任务使从事实际工作的中共党员提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自觉性,避免了“经验主义”的狭隘视野。

  把实践经验加以理论化总结不仅是一种理论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例如,1940年5月29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指出对于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三制”等实践,必须“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20]。实践创新内在地要求理论创新的跟进,来加速先进政策经验的推广。1941年8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21]。到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指出,“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22]。这种状况揭示了加速提炼新的意识形态的迫切性,也表明了中共革命经验的丰富内容。

  推动全党构建发掘新的意识形态,另一基本方式即是面向人民群众,通过群众路线掌握社会常识。毛泽东在1938年8月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讲话时指出:“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23]这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角度阐述了教条主义的社会根源。在他看来,“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24]。当然,毛泽东也指出从事社会实践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等群体存在落后思想。因此,他希望能消弭社会分工带来的经验、知识、观念的偏狭和分歧,“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25]。

  毛泽东不仅肯定了群众实践对构建切合实际的党内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且运用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阐发了“群众路线”对于生成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包含着理论原理和实际经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26]。在群众路线的两端,知识分子和群众是相互教育的关系,知识分子不再片面地扮演“启蒙者”的角色,而与人民群众确立互相启蒙的关系。因此,群众路线实现了书本知识与生活常识的对接,既是新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又是新意识形态的普及方式。

  总的来看,毛泽东不仅把“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作为解决党内意识形态病症的方法,而且从构建新意识形态的角度把这一方法具体化为“总结经验”和“群众路线”两种基本方式,为党内意识形态建设找到了真正的原料库。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党内意识形态的重建获得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石,充分吸收了中共革命经验和中国社会知识,是一个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观念体系,为中国社会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

  三、毛泽东关于党内意识形态重建路径的探索

  毛泽东推进党内意识形态重建工作的首要突破点是党内教育改革。党内教育改革的关键是结合党员的思想实际和文化水平进行启发式教育,增强党员接纳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地灌输理论知识。在改革意识形态建设的常规路径后,毛泽东创造了“整风运动”的意识形态管理新路径,规模化地实现党员对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化和运用。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把从“思想上建党”发展为“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把塑造新人作为党的建设的题中之义,全面提升了党内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内涵。这些实践表明毛泽东试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思想的共同体,增强党内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有效性。

  首先,毛泽东在长征后着手恢复和改革党内教育工作,纠正以往脱离实际的“政治课压倒一切”的倾向。1936年5月,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创办中国红军抗日大学,并亲自拟定了该校的教育方针。毛泽东指出“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三分之一,后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27]。8月,毛泽东致信林彪提出“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意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28]。可见,毛泽东着意调整政治课、专业课与文化课的比例,增加专业课、文化课的比例,以提高学员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不仅如此,毛泽东把灌输理论知识的单向教学法转变为启发思想觉悟的互动教学法,增强党员对抽象的概念、原理的理解。1937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批评有些高级军事干部“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29]。1940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加强干部学习的指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按照“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设置了初级、中级和高级课程[30],注重文化常识、地方知识和教学民主的党内教育经验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推广。

  到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延安干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中全面地推动了党内教育改革。中共中央要求延安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克服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坚持少而精、启发教育等原则,必须使学生能够掌握马列主义实质,并能在具体环境下应用之,增加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等常识,特别是军事、文艺等专门学校“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31]。1942年1月,毛泽东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32]。党内教育改革为重建党内意识形态提供了基础支撑。

  其次,1940年抗战形势严峻和党内对教条主义等问题日益重视,党内教育的常规方式已经不能在短期内深入广泛地完成意识形态的重建。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否则“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就会发生“亡党亡国的危险”[33]。在延安整风以前,党内主要通过开会表决、“批评与自我批评”、路线斗争等方式管理“不同意见”,但容易“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34]。对此,毛泽东认为正确运用两条战线的方式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实际情况,决不能抽象地看问题,一般的指出与具体的应用,是有区别的”[35]。他在1941年9月提出“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务主义”,“把人留下来”[36]。在这个意义上,“整风运动”本身即是一个思想管理方式的革新。

  “整风运动”作为党内意识形态的特殊管理方式,具有一整套整合思想观念的步骤和方法。一是定向学习,明确给定文件的中心主题,掌握以“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为基准的“两条路线”的概念和内涵。二是结合工作,通过各种形式和规模的讨论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个体与集体的讨论中进一步准确聚焦个体的问题。三是结合个人历史,通过书写思想反省笔记展现对中心主题的认识变化。“笔记”是个体与组织共同创作的产物,“上级人员要看改下级同志的笔记,不能全看时,也要轮流抽看,并且帮他批改”,“上级人员看了下级同志的笔记后,必要时找他来个别谈话”[37]。四是审查党员干部,重新评价个体历史和思想转化过程。可见,作为思想管理方法是“整风运动”,能够增强个体思想状况的外显化程度,使党内思想观念在同一个坐标系内进行整合,是一种可视化的无产阶级思想共同体的生成路径。

  最后,毛泽东实现了党内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创新,把“从思想上建党”上升到“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层面。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也不过是“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38]。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批判阶级成分论,肯定了人的可塑性,指出“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39]。因此,改造主观世界是贯穿党员个体的整个生命过程的命题。由此可见,毛泽东从人的社会化的角度把塑造新人作为党内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全面提升了党内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意涵。

  四、结语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概念范畴、内容结构和构建路径等方面确立了党内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框架,并在党员教育和党内整风实践中推动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普及。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特殊领域,党内意识形态具有可视性弱、稳定性差等特点,而毛泽东在重建党内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党内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性的指导原则和有效路径。其一,把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作为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命线。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在根本上取决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是否切合中国社会实际,并直接限定着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其二,把实践经验的理论化提升作为科学意识形态的提炼路径。实践经验的理论转化是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原则的具体运用,把意识形态建设的视野转向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使之具有源头活水。其三,把党内教育与整风运动作为党内意识形态的治理路径。这两种路径的综合使用能够增强组织纪律性与真理普及性的契合度,对于构建无产阶级思想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总的来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重建党内意识形态的实践对于提高党内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纯洁性和有效性具有可资借鉴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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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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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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