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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
2019年11月13日 16:41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 作者:张太原 字号
关键词:中共/抗日/中华民族

内容摘要:受国内“中华民族”观念的影响,中共成立以后尽管在不少地方使用了这一概念,但是对它的具体含义一直存在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中共/抗日/中华民族

作者简介:

  摘 要:受国内“中华民族”观念的影响,中共成立以后尽管在不少地方使用了这一概念,但是对它的具体含义一直存在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直到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相对于众多的类似称谓, “中华民族”一词的运用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第二,“中华民族”的含义趋于明确: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简称或统称;不是“一个”,也不是“整个”,而是“各个”。第三,中华民族的整体自决代替了少数民族的单个“自决”。第四,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和立场上来定位自身的存在。这种调整和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长期以来,在中共的各种言说中,“民族自决”与“统一中国”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而中华民族概念的丰富和确定,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理论和现实的冲突。

  关 键 词:中共/抗日/中华民族

  作者简介: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今天,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常见的国家层面上的用语,即使在海外,有的华人可能不认同中国的社会制度,但是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毫无疑义的。实际上,这种共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其中,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和阐释基本奠定了今天意义上的主要内涵,①并指导和规范着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处理。

  一、“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及运用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族群,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一个自觉的族群,则是在近代中国对抗西方列强的过程中出现的②。

  这一概念,学界大都认为最早是由梁启超在1902年率先提出的,其实就它的意义来说,1894年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已经是在用“中华”来指称“汉族”了。不过,梁启超以中华民族来指称汉族,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来自日本的西方民族学理论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以“民族”建构“国家”的尝试。传统中国本是以文化来论族属的,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不久即发现,以此指称汉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所以,与之并用的还有“中国民族”一词。江苏留日学生同乡会在东京创办的《江苏》上的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了“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人莫不亲其种族,此发于自然而无可遏抑者。同民族之人,言语同、历史同、地理同,以之建国家,则其民与国休戚相关,利害相同,并力一心以御异族,故其国强”③。这里有关“中国民族”的观念虽然沿用了外来的民族学说,但是把民族与整个国家联系起来,则是试图照应国情的表现。到1905年,梁启超本人也对“中华民族”的用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他一方面称,“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另一方面又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④。这看似矛盾的认识实际上为后来“中华民族”涵义的扩展和延伸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概念也应运而生。汪精卫在《民报》上谈到中国的民族关系时,说是“多数民族吸收少数民族而使之同化”⑤,这实际上讲的是汉族与非汉族的关系。缘于反满革命中的满汉对比,此间的“少数民族”大多特指满族。比如,蔡元培曾说,“少数满人”中虽有一二开化者,但明显不如“多数汉族”;1911年有人撰文慨叹,近300年来,汉人“以多数民族伏处于少数民族之下”⑥;同年,宋教仁强烈地指出,“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束缚我汉人”,断不能再奉以“君主”⑦。

  鉴于满汉对立产生的不良影响,从历史传统和国家整合的需要出发,后来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⑧。他还主张中国应该“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⑨。为此,黄兴等人还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希望“联合五族同胞”,“共跻大同之化”⑩。相对于原来的“驱除鞑虏”,“五族共和”无疑是一种进步,并且很快成为一个响亮的政治动员口号,“五族共和了!五族共和了!这句话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不听见的,没有一个不会说的”(11)。然而,不久有学者就发现其中的问题,“今之论中国民族者,咸称五族共和,此极不正确之论,盖就中华民族而言,实有汉满蒙藏回苗六族,而就汉人一族言,已包含有六族之血统。此稍涉史乘者,类能言之”(12)。实际上,中国何止“六族”,这表明“中华民族”一词的内涵是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和近代中国的进程而不断扩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扩展又是伴随着反对民族分裂行径而进行的。1911年12月,几个蒙古王公受沙俄指使,成立了所谓的“大蒙古帝国”,引起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国内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1913年初举行的西蒙古王公会议,一致决议并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13)。时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在处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也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14)。蒙族自认,汉族指认,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词正在扮演着一种民族整合的功能。

  1919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进一步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此后他还提出,“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15)1922年,梁启超专门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其中说:“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6)。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族已扩充到“中国所有各民族”;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华民族应当包括所有“中国人”。这样,“中华民族”一词就变成了对中国各民族的一种总称,“五四”以后逐渐被广为沿用。当然,作为汉族代称的情况仍然存在,同时期并用的还有“中国民族”“中华国族”“中国种族”“华族”“国族”等词。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开始接触并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中华民族观

  1917年,李大钊曾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其中指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17)李大钊的这段话内涵非常丰富,他结合中国的传统把“文化”引入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并且超越“五族共和”的局限,以“中华民国之人”来看“中华民族”,甚至扩展到整个亚洲,充分显示了重塑“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的气概。

  1919年8月,正处在思想转变中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其中说:“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8)这里,毛泽东鼓动人心地多处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虽然并未说明它的意蕴,但是其意义在于站在学术和思想的前沿,用之来观照中国的历史,并憧憬未来的“中华民族的社会”。

  在中共的文献中,明确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大概是中共二大宣言提出的奋斗目标:“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把“中华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并提出建立“中华联邦”之国,似是视之为中国各民族的整体称谓,至少是在推动“国内”的民族整合和一体化目标。然而,《宣言》又将中国分为“本部”和“疆部”两部分,“中国本部”一般是指汉族集中生活的内地,而“疆部”则是指蒙古、藏、回等“异种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这充分表现了那个时候“中华民族”使用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当然也可以说是开放性。在此前后,中共的文献及个人论述谈及民族问题时,主要依据是列宁的民族革命理论,其中,常用的是远东民族、东方民族、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等概念,“中华民族”一词用得不多,只是在针对“国际帝国主义”时才偶尔用到。

  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发刊词指出:“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20)。同年10月,蔡和森在谴责陈炯明事变的文章中说:“国际帝国主义何等妒忌中华民族独立的外交运动”,“人人知道中山先生所持的主义”,“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解脱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做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中国民族是否永为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奴隶,或摆脱他们的羁勒而独立,全要看这种政策的成功与失败。”(21)这两处把“中华民族”与“中国”“中国民族”几乎是作为同一所指来使用的,并且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显然不再仅仅是汉族的别名了。

  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5月,已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的李大钊在北大演讲时,在新的语境下又对他原来的民族观念做了进一步发挥:“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却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这大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概念最早的专门阐述。从中不难体察,“中华民族”超越了政治、法律和地域,成为一个凝聚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个“上位概念”,至此,其代指中华各族已经呼之欲出了。台湾被日本占据及中国的不完整,恰恰激发了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认知,同时也产生了对中华民族未来整体性发展的愿望,“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22)。显然,此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被视为中华民族“重振复兴”的一大动力,中共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或许正是由此演化而来。稍后,比较特别的是,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喊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或许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另一种反映。不过,在国民革命和后来土地革命的语境中,国民、工农、民众、群众等是中共的常用词,“民族”一类的词语,相对用得还是较少。

  中共开始较为频繁地使用民族或中华民族等词是在有关抵抗日本侵略的一系列声明和决议之中。1934年4月,中共发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这里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列使用,并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对,似乎指的不仅仅是汉族。然而该纲领又表示:“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23)一方面中共为了抵抗日本试图整合中国境内的“大家”,另一方面又很难一下子摆脱“民族自决”的理论限制。

  1935年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中再次呼吁:“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24)从“抗日救国”出发,《宣言》把“国家”和“民族”并列,同时还使用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一切中国人”“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中国境内各民族”和“大中华民族”等词。《宣言》是面向全国而发的,用词的丰富性充分体现了中共对国家一体性的追求。稍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只有“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25)。共同的敌人日益催生中共对整个中国的共同性认知。

  在稍后中共一系列的为号召蒙古、回族等各族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通电和决议之中,仍然把中华民族与“其他弱小民族”“内蒙民族”“西北回人”等并列使用(26)。《瓦窑堡会议决议》进而赋予党一种新的定位:“全民族的先锋队。”(27)综观中共上述言论的语境,“全民族”实际上指的仍是作为汉族代称的中华民族。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是建立“民族”国家。对于中共来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早已很清楚,至于如何与“民族”结合起来,在相当时期内,因致力阶级革命,加之“民族自决”理论的限制,并不是很明确,或者说存在着模糊性。然而,1935年以后,随着中共对民族矛盾认识的加深,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共观察国际国内问题逐渐由“阶级”的视角转向“民族”的视角。正因为刚刚发生这种转变,是时中共所言的中华民族主要是与“各阶级”相对的概念,正如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的一个报告指出的:“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28)。由此可见,最初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针对“中华民族”内各阶级的。随着日本灭亡中国的危机的严重,随着中共进入全国性的舆论环境并展开对话,随着中共在陕北的治理中切实直观地感受了非汉族的存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中共的视野和言说中悄悄地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三、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调整

  七七事变之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写的一个宣传提纲表示,中国共产党坚信“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29)负责宣传工作的凯丰进而撰文指出,“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只有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才能最后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者”(30)。一年以后,《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的纪念文章说:“伟大的全国民族抗战已经一年了。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年,是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从血战中争取自己独立解放的最光荣的一年。”(31)这些文字虽没有说明“中华民族”的具体内涵,但把它看作“四亿五千万同胞”或者面向日本侵略的“全民族”,似乎不再仅仅指称汉族。

  从1938年7月开始,中宣部秘书长杨松连续撰文论述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其中,一个特别的提法是中华民族对外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同时又重申了“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但是,他又说:“日寇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中华民国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国。日寇正在实行挑拨离间、‘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只有中国境内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各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共同去保护中华祖国,才能达到各民族之解放,建立一个各民族自由联合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32)既然“各民族共同的祖国”是中华民国,杨松所言的“民族自决”显然不再是各民族独立建国的意思,而是接近于此间已开始出现的“民族自治”的意思,(33)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已进行了结合但还不够深入的情况。不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表述和用语正是沿着此种理路形成的,正如杨松提出的:“把我国境内各民族团结为一个近代真正独立民主的国家,成为万分迫切的任务”(34)。

  事实表明,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中共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和用法正在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是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这样一种语境之下,“民族自决”理论自然得到了一种照应国情的修正。毛泽东说,在统一的国家之下,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实际上就是此后越来越强化的“民族自治”(35)。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规定:“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在此基本原则之下,“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36)全会和决议使用的“中华民族”明显的是“中华各民族”的一个简称,或“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37)。过后,中共著名的文化工作者章汉夫面向国统区的撰述,似乎是代表中共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平时说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因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心,它团结国内各民族而成为一近代国家”(38)。1943年,陈伯达也明确地说明,“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39)。从“中华各民族”的意义上解释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可以说这是中共的一个独特的理解和创造(40)。无论如何,至此,中共所言的中华民族已明确地指称国内各民族了,或者可以说,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的中华民族观演变的一个转折点。

  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其中有专门一节论述“中华民族”,再一次说明“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41)。不难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中华民族”不再是“代表”而是“包括”各族人民。八路军政治部据此编订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则更明确地用了“包括”一词: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几十个民族(42)。既然进入了“课本”,表明它已成为无疑义的一般性的共识。从此,中共开始以中华民族的眼光来看其他民族。贾拓夫在《蒙古民族与抗日战争》一文中说,“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构成部分之一”(43);李维汉论述“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时,提到“全中华民族”,紧接着注明“连回族在内”(44)。至此不难体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经历了这样一种路径:先是由“中华各民族”自下而上提升概括出“中华民族”,进而由“中华民族”自上而下涵盖或包括“中华各民族”,从而有机地弥合了中华民族与全国各民族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毋庸置疑,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还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一词的运用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这是相对于众多的类似概念或称谓诸如“中国民族”“中华各族”“中华国族”“全民族”“全中华民族”和“大中华民族”等词来说的。它成为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报刊文章、政策规章和各种文件中的一个常用语,并且逐渐与“中国人民”并列使用。(45)1942年2月,《解放》一百期时的纪念社论说:“在这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中,《解放》报和伟大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血肉相连地走了不少的可纪念可感奋的路程,起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一个有力喉舌的作用。”《解放》报之所以能成为“国内的一个最有权威的刊物”,就在于它“能够及时阐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与方法”(46)。后来有人还解释,“毛主席规定的为人民服务,是不分汉人、蒙人或回人的”(47)。可以说,这正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共定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历史缘由。

  第二,“中华民族”的含义趋于明确和丰富,从而使中共视野中的“民族”与“国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与当时国内几种流行的中华民族观不同,中共所理解和使用的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简称、代称、总称或统称。由此出发,“团结国内各民族为一体,共同抗日图存,以‘建立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48)。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则有多个,并且是平等的;中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样一种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甚至可能影响了一些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1942年,吴文藻撰文指出,“中国这次抗战,显然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不是国族内某一民族单位的解放战争。全民族求得解放,达到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就须趁早实行准许国内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诺言,而共同组成为一个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49)。这似乎既是对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呼应,又是对中共民族政策实行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相伴随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共对“中华各民族”中的非汉族,由原来常用的“异种民族”“被压迫民族”“小民族”“弱小民族”“落后民族”等变为更加中性的“少数民族”一词。(50)如此一来,中华民族内部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用法。

  第三,中华民族的整体自决代替了少数民族的单个“自决”。自中共成立以后,为动员少数民族参加革命,一直以各民族“自决”相号召。但是,日本欲灭亡中国的危机逐渐使这一口号失去了意义,“日本强盗的目的是灭亡全中华民族,也就是要灭亡中国境内一切民族。这样,为着挽救自己的生存,中国的各个民族和各个社会阶层只有联合一致,坚持抗战”(51)。中华“各个民族”联合起来,很自然地成就了“中华民族”。杨松说:“加强我国同胞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坚决信心,鼓励我国前方将士及后方各界同胞,坚持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为争取中华民族自决权而斗争。”(52)章汉夫也指出,“我国抗战的目的,正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民族国家,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我国的抗战,正是中华民族以血和肉来争取民族自决。”(53)如此一来,各民族的“自决”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中华民族的“自决”。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单个民族不可能再脱离“中华”而存在,贾拓夫谈到内蒙民族时明确表示,“内蒙民族的解放,是不能从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分离的”(54)。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抗击日本的整体力量用语逐渐成为中共社会动员的最强音。

  第四,各种言说开始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和立场上来定位中共的存在。张闻天在纪念中共成立18周年时说:“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使全国人民清楚的认识:中共所主张与拥护的这一工人阶级及大多数人民的彻底的抗战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所必须采取的路线,也是完全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的路线。”(55)其中一个明显的意思是:中共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1943年7月,《解放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56)。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来看中共的产生和发展,这似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更能表现这一点的是,王稼祥还从“中华民族的解放过程”观照中国共产党,并阐释“毛泽东思想”(57)。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不断地宣称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等。这使中共获得了无比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正努力争取的全国性执政准备了条件。

  如上一些调整和变化,既与全国流行的中华民族观念达成了一致,又保持了中共此前所宣扬的民族问题主张(58)。当时,全国有关中华民族整体的看法大体有两种:一是学术界从血缘、地域、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认为,中华民族由各族融合而成,因而是整个的;二是国民党从宗族的观念出发认为,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在此之下有若干宗族分支,不承认国内还有其他民族;而中共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华各民族的简称或总称,在此之下各民族的存在是一种事实。这样,不但成功地与全国流行的中华民族观进行了对接,而且维护了“多民族”并存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一贯主张,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也不是“整个”,而是同在一国的“各个”,从而为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一体多样的历史和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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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太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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