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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组织有什么用——1944年的一场争论
2019年10月24日 14:3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黄道炫 字号
关键词:群众组织/群众路线/刘少奇/毛泽东

内容摘要:中共革命向来强调依靠群众,抗战时期,群众路线成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群众路线的贯彻,群众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在不同时段,群众组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关键词:群众组织/群众路线/刘少奇/毛泽东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共革命向来强调依靠群众,抗战时期,群众路线成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群众路线的贯彻,群众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在不同时段,群众组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抗战初期,群众组织帮助中共迅速打开局面,形成势力范围;抗战中期,配合党和政权推动根据地各项工作向深入发展;抗战末期,随着中共控制力的不断增强,群众组织地位逐渐下降。此时,中共内部围绕着群众组织是否需要保存的讨论,凸显了群众组织地位的尴尬,以及群众组织分量在不同领导者心中的微妙差别。

  关键词:群众组织;群众路线;刘少奇;毛泽东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曾经围绕着群众组织问题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关于群众团体,在乡区到底要不要?不要。在县里可以摆一个真正同群众有联系的人。”[1]表达了收缩群众组织的明确信号。关于群众组织在陕北的起落,另一位讨论者的发言提供了大致的轮廓:“大革命时代,在陕北人民条件下组织农民协会,没有分工、青、妇,就是一揽子,里面包括很多,群众也做了很多事。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的时候才分开。什么贫农会、工会、青年团、反帝大同盟,妇女代表会,里面有劳动组织。在工人里面的组织也是一样分开,有什么女工、青工等等,形式上很好看,但实际上里面毛病很多,组织太繁复,领导抓不住,结果形成各自为政。……前年高干会以后,指出了新方向,把工作整顿了一下,变成真正是群众所需要的。”[2]也就是说,1930年代中期,群众组织以职业、身份等形式分成多种,诸如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这时期的群众组织,是帮助党经由各个群体深入群众的帮手,途径越多越有利:“群众是具体的,不同的群众有其不同的要求。虽然群众有其共同要求,但亦有其切身的特殊的要求。群众是从‘私’才能认识到‘公’的。因此,开始发动群众,很难以一种运动把整个的群众发动起来,常常是一种运动,代表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一部群众参加,建立一定的组织,另一种运动,代表另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另一部分群众,积极参加,又建立另一种组织。”[3]

  然而,随着党在根据地控制能力不断加强,群众组织地位逐渐变得尴尬,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众多的群众组织不无扞格。动员群众理论上应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属性要求,中共自然也不例外,群众观点始终是中共革命中一个基础性的理念。同时,中共是一个高度强调政策和策略的政党,群众组织和群众动员又具有组织群众,使其服务于中共动员、发展需要的目标。正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群众组织的具体目标不断变更,从帮助创建、发展根据地到稳固、扩大根据地再到转入生产,总体看,随着中共控制力的加强,群众组织的作用呈递减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群众组织,变成讨论的话题,1944年的讨论实际是抗战以来中共群众组织功能逐渐演变的结果。

  一、发展需要下的群众组织

  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武力仍然是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发展的绝对要素。按照毛泽东等在抗战一开始时的设计,中共自主主导的群众组织发展模式应该是:“以人民自卫军为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可能时,再组织农会及青年团体。”[4]这样的路径符合中共武装推进的设想,的确也是抗战初期许多地区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开展的典型方式。正如陈云所说的:“有了军队,就可以把政权建立起来,把地方党扩大起来,接着把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来。所以说,有了军队便什么都有了。”[5]

  抗战初期中共的群众运动,指向的直接目标就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群众运动、政权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结,服务于建设根据地、抵抗日本侵略这一首要任务。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深入并依靠群众,本身就是党的理论和原则的基本要求;面对日军侵略的直接威胁,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也是在复杂严酷环境下谋求生存发展的现实道路。当年的中共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群众工作作为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工作。”[6]“群众运动的任务,主要为动员参战与支持战争”。晋冀豫区委在1939年初发出的文件中提出宏大计划:“全区至本年‘五卅’应组织群众实数达三百万左近,培养干部百分之一,约二万至三万左近,注意培植群众领袖。动员群众参加各抗日部队至少二万至三万。”[7]

  发动群众被赋予如许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共对建立群众组织、提高群众的参与意识极为重视。1938年年中,中共冀豫晋省委要求:“建立各种统一的群众组织,如区农救会,区自卫队队部及政治部,区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以至儿童救国会等,于年终前全部切实完成。”[8]要让群众自觉自愿地投身于群众运动中,群众组织的建立必须真正体现群众的意愿。按照中共的设想,“群众团体应推动做到:(一)有经常的会议与生活。(二)对于会员的教育与训练。(三)积极参战。(四)按期缴纳会费。(五)特别注意培养民主的作风,在各种机会中给群众以民主的锻炼,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的同志应特别注意向群众学习,发扬民主作风。”[9]这一时期,为充分发动群众,中共强调要“纠正忽视群众工作,只为自己的便利而作群众工作,及从上而下强迫的统治的组织及发动民众的方式”[10],高度重视群众组织的自主性。当然,在中共的运作体系中,党组织向来具有压倒性的地位,尽管对展开自觉的群众运动以真正彰显群众力量抱有期待,但具体运行过程中,党组织包办群众运动的案例仍屡见不鲜。按照中共事后的评判:“在没有发动群众之前,即建立了官办式的群众组织,在群众初步发动时,即建立了庞大的党,把所有积极分子(不是阶级觉悟的分子),都吸收进了党,根本忽视群众组织。这样就使得党降低了自己的水平,成为群众团体。群众团体则由官办到党办,根本无独立性。”[11]

  在一个向来强调党的领导地位的政党内,批评群众组织没有独立性,显示这一时期中共的确重视保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统一战线给了中共运用群众组织寻求广大发展的空间,这样的机会绝不会被轻易放过。抗战初期中共的群众组织,除了在中共控制区域得到发展外,还扩展到整个的大后方地区,特别是中共有可能延伸发展的地区。在河南西华县,通过“行政权力的帮助”[12],群众组织发展相当迅速:“全县3000民众,分别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老少指导团、妇女姐妹团等。……该县4个区长3个是同志,一区长及其县长均同情我们。”[13]黎玉回忆,中共山东党组织“在许多地区以合法和半合法的方式,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救国会’、‘救国青年团’、‘民众训练队’、‘抗敌后援会’、‘抗敌救亡社’、‘战地服务团’、‘游击战训练班’、‘民众动员委员会’、‘民先队’等抗日救亡团体不断涌现。”[14]对此,国民党方面反映:“八路军到鲁北以来,利用战委会、民先队及范部政治部等团体,对于军事政治工作积极进行。”[15]

  在这些地区,中共实际是把群众组织作为扎根发展的基础,要求建立健全领导机关及日常工作制度,积极培养干部:“训练大批群众干部和积极分子,开办训练班或训练学校,大规模地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为扩大组织活动,更须适当大胆地分配与提拔大批干部担负各种工作。只有抓紧这个工作才能使组织活跃起来,打下统一组织的强力基础。”[16]组织群众的方式,各地有自己的创造,豫南“由挺进队、服务团,分在几个中心据点(黄龙寺、婆婆寨、四望山寨、仙石畈),首先建立根据地中的群众工作。由演戏、家庭访问到名册登记”。[17]直南地区“由一九三七年半公开合法的学生救国会、抗援会、大名抗日十人团,逐渐于一九三八年春组织了冀鲁豫边区救国会,在鲁西南也组织了冀鲁豫边区救国会,所组织的群众约三十万人,并团结了许多知识分子,掩护我党发展组织,训练干部及宣传我党主张政策,扩大武装以及推动支持抗战上均有很大作用”。[18]这可以说是中共群众运动开展最为广泛的时期。

  对于中共尽力发动群众组织扩展自己力量的做法,当时的报告分析得十分精当:“国民党统治表面上很严厉,但是因为它统治本身的散漫与混乱,所以,我们独立自主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它不许我们做,但我们做了它也不管,并且还想借我们力量以自重。”[19]群众运动的这种统一战线特征,尤其体现在青年运动上。青年具有热情和冲动,投身青年运动者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家庭背景较为厚实,容易组织、运动,且波及面广,易于收到效果:“先组织青年团体,经过它来开创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因为,他们可以有地位来创立地方的上层统一战线,同时也有地位来做下层工农工作。”1938年秋,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报告,仅河南一省,“在我们领导之下的青年组织已有74个(游击区除外),有1.7万多会员,其中44个团体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包括有1万多会员。……这些青年组织,分散到河南各个县,成为当地救亡运动的推动者。他们一面能够帮助地方建立上层统一战线,一面掩蔽下层工农工作,他们自己每每即成为当地地方长官抗日工作的最忠实的帮助者”。[20]河南青年组织创建的大致路径是:“(一)每一个地方组织与每一个支部都要有一个和CY一样性质的基本的青年团体在党的周围,但它必须是公开合法的并且是统一战线的。(二)每个支部都要有青年干事,并将青年工作同志建立青年小组,区、县、特委都设青年部或青委,带相当的独立性(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的进行青年工作,建立他们自己自上而下的领导系统。(三)成立全省青年总组织,形成其公开领导系统。”[21]

  1939年后,由于国共关系恶化,在大后方通过群众组织发展力量的路径遭到限制,此后的群众运动基本收缩到根据地内部。和初期无论大后方还是根据地都以扩张力量为主不同,1939年后的群众运动开始注重质的提高,更加注意建立群众性的各级组织。1939年,晋冀豫区“全区有组织的群众130多万人。内有工救的会员17万多人,农救的会员82.3万多人,青救的会员11.2万多人,妇救的会员10万多人。冀西赞皇、元始〔氏〕、临城的群众尚未算内,因为不清楚那边的数字,但那边的群众至少有10万以上。”大部分群众已经纳入群众组织当中,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存在种种问题,比如“群众组织生活大部分都没健全起来,只是工会的小组有十几县可以开小组会,农会没有一县能做到,青救仅是沁源还可以办到,妇女各县都不成”,但正如报告说到的:“各群众组织区级以上的则能经常地开会、讨论工作、执行工作。”[22]群众起码已经初步组织起来,打下了进一步提高、改造的基础。

  对于中共而言,群众组织和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抗战时期根据地内的社会政治改革不以土地革命的方式展开,而采取相对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即便如此,中共还是会在适当时机结合自己理念体现其阶级性,组织群众与乡村权势阶层的斗争仍然是群众运动十分重要的任务,而且群众也乐于投入这样的运动中。晋冀豫报告写道,该区有82万农会会员,“会员的认识一般地说比工会差些,同时组织观念很薄弱,往往是在做要求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摊派不公的斗争时,有很多的群众参加,但一到发动群众作战时,则见不到多少农会的会[员]来参加了”。[23]到1943年,太行区的统计状况是,15个县,有过斗争的村落占60%,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数占43%,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民众没有融入政治生活,斗争形式也相对温和:“关于减租减息问题斗争的次数只占百分之一八、合理负担斗争占百分之二四,而反贪污、反恶霸、反维持和其他各种斗争合计就占百分之五八。”[24]1943年后,随着减租减息斗争的更大规模展开,群众运动才以更激烈的形式展开,群众组织的功能在这样的斗争中得以彰显。

  二、党与群众

  中共革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能不能动员广大群众投身革命,是中共判断自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共革命同时又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党是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党领导群众,党又要依靠群众,就中共的革命理论言,这样的思路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当年的历史实际运行中,党和群众的关系并不可能像后来逻辑表述中显示的那样清楚,由于群众数量上的庞大及实际行动中常常呈现的非理性特征,党要掌握群众并不容易,理顺党、群包括党组织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抗战初中期,为了实现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在党的基础和影响不够深入的地区,党常以群众组织面目出现,比如晋冀豫区党委就公开要求:“支部同志应须都到群众组织与群众武装里去,一般同志到农会与自卫队游击小组中去,青年同志到青救去,妇女同志到妇救去,在里边遵守群众组织的纪律,积极活动,以自己的模范去影响与领导别人,同时还必须特别注意掌握村政权。”[25]中共中央颁发的相关文件中也要求保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防止出现包办代替:“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委员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工作。”[26]

  保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给予群众组织充分的施展空间,是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必要前提,正如张霖之所言:“各群体团体应建立自己的垂直领导,在同级党的政治领导下独立地进行工作,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计划取得同级党的同意),使各团体总会的工作计划能顺利的推行到村级,纠正一切事情都依赖党的心理及作风。”[27]这样的要求和保证党的领导理论上并不冲突。

  当中共以规模扩张为首要追求时,发挥各种力量的积极性通常会占据思考的首要位置,其他顾虑暂时会被放到一边。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共也绝不会忽视保持党的领导。如下的反映仍是中共始终在意的问题:“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群众团体的帽子戴在党的头上”,“马虎了党的面目,减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28]

  作为一个紧绷控制和效率之弦的政党,中共的话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张力,可以从多个角度予以理解。关于党的影响被削弱的批评,起码可以有如下几个层面的解读:一是中共对党的领导的高度重视,任何有可能影响党的领导的苗头,都会引起高度警惕。所谓群众组织减弱党的影响,不一定就是确定不移的事实,更多是一个自省意识及行动力极强的政党的防微杜渐。二是中共政策上的灵活性和原则性的内在一致。有时候党的暂时隐身,本身只是政策需要,当之前的政策退场时,为了给执行者一个解释,简便的做法是用批评的方式加以清理,这样做简易直截,容易弃旧迎新,达到党希望的目标,其前提当然是必须有一支衷心拥护自己的干部队伍。三是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的确十分复杂。党需要通过群众组织掌握群众,但是群众组织一旦被赋予一定的独立性,就会呈现自身的生长惯性和利益诉求,如当时文件谈到的:“有些同志不明白政府与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认为地区是我们开辟的,先来者居上,或认为政府是老大,我们是老二,以致在工作中□□政府,侵犯政府权利,破坏行政系统,而损害抗日民主政权在群众间应有的威信。”[29]这虽不一定和党的领导发生冲突,却难免不在党的意旨的贯彻上产生若干滞碍,形成所谓弱化现象。

  深一层看,中共对群众组织定义的不明确,本身也是革命体制不断摸索的产物。在党的领导大框架下,如何建立集中而有效的组织架构,有一个实践中左右摇摆、不断探索的过程:“有些地方群众团体变成政府的附属机关,一切都靠政府的命令行事,甚至开一个会也得政府下公事〔文〕,失掉了独立性与自动性;但在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因为不得不听群众团体的意见,群众许多对政权、对牺盟存藐视态度,俨然新绅士新官僚。”[30]群众团体自以为“政府是老大,我们是老二”。[31]且不说群众组织和党及政权的关系需要磨合,就是群众组织自身如何定位,也不是没有波折。冀鲁豫的报告批评:“认为群众团体干部与八路军、抗日政府干部一样,认为群众团体只是军队与政府的御用机关。这是一部分干部尤其在民国29年动委会时代前后厉害的一种错误认识。因此,突击屯粮、募捐、扩兵等成了主要工作任务,行政命令,威吓压制群众便成了□□□□工作方式。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便衣八路军’或‘七路半’,便产生处处谈政民配合,与军政比地位,比享受待遇,甚至相互垮台的现象。”群众组织不是视自己为群众的代言人,而是把自己当作群众的管理者,威吓压制群众的现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要克服这种现象,关键在于要认识到:“我们群众团体就是老百姓的团体,干部的立场就是老百姓的立场。因此,农会应是农民的团体,就应代表农民利益;青救和妇救应是青年和妇女的团体,就应代表全体青年和妇女首先是大多数工农青年、工农妇女的利益。因此,各救会的干部就是老百姓,就是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而不是政府、军队干部,更不是官僚了。”[32]

  强调群众组织的干部就是老百姓,不是干部、官僚,旨在于明确群众组织的群众属性,将其与党和政权区分开来。事实上,比之党的面目模糊,群众组织党化,是更容易发生的问题。“好多民众团体,在民众自己来看,并不是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团体,而只是为军队为政府服务的机关”。[33]其结果是造成干部缺乏主动性,成为附庸,当时的报告谈到了这种趋向的副作用:“群众团体逐渐党化,不管是会议的形式及发文件、通告、宣言,都带着几分党的意味,甚而大多数的群众干部说话都以党的口吻讲,甚而有些干部官僚化,农救干部多些。各级党委对群众组织系统独立性及统一的领导不尊重,随便的调动群众团体中的干部,把持干部,致使群众组织中,尤其是农救下级比上级强,影响上级领导的威信”[34];“干部和领袖缺乏的原因,主要的是群众团体的官办性,限制了干部与领袖的生长与发展,军事化,不深入群众,党的群众干部都缺乏党的教育与锻炼,尤其缺乏大的斗争的锻炼”。[35]

  不过,正如上文中说到的,无论要不要保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党的群众干部”的定位不会改变,群众组织应该也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只是表现为在党领导下,为避免陷于官僚化,可以拥有多大的独立决策和活动的空间,这种独立性是技术上的,而不是制度上的。问题还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由于关注重心的不同,这种制度和技术上的独立性并不那么容易区分,随着党和政权控制力的不断增强,对于一些干部来说,与其艰难地区分这种独立性,不如干脆取消这种独立性。1944年中共西北局的讨论,某种程度代表的就是这样的思路。

  三、群众组织何去何从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前方根据地和后方根据地政策执行有较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两者所处环境不同所致。前方长期处于国共日伪拉锯之中,环境恶劣,需要最大限度动员各种力量共同奋斗,这里统一战线的内涵和实践更为宽泛。后方包括陕甘宁根据地环境稳定,党和政权力量不断伸展,党的领导得到更多重视。所以同样是群众组织问题,陕甘宁根据地和前方根据地之间存有较大差别,政策变化也主要产生于后方的陕甘宁根据地,这是中共相对可以放手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把握政策导向的地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延安发生围绕着群众组织何去何从的讨论,涉及的关键问题是群众组织应如何定位,与党的关系如何。其中,胡乔木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同非根据地群众工作根本不同,老百姓掌权之前和掌权之后那个阶段有根本不同。在群众未掌权之先,我们是用种种方法把要造反的老百姓团结起来,工、农、青、妇按照他们的要求和适应他们的方式去团结他们。……老百姓起来掌握政权之后就起了变化了,工、青、妇团体发生恐慌,就没有事情做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造反的任务已完成,现在是要建设,在我们根据地有个问题,我们建设要靠大家都参加一份,群众团体不能成为显著的单位。在边区,无论什么群众运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无论合作社,纺织都是如此。这种单位我们应巩固它,做什么都是家庭。”[36]弱化群众团体,强调家庭作为群众运动的原子单位,这是对群众组织意义认知的重要变化。之所以如此,胡乔木进一步的逻辑是:“今天民主政府已建立起来了,工农已得到领导权了,以后是工农共同建设根据地,是否按照工、农、青、妇本身各个特殊要求把他们分别组织起来呢?这按形式逻辑看很好,但事实上这不是个好方法,在根据里〔地〕要单独成立一个团体不适当。照以前那样组织是不适当的,不适宜于根据地的情况。根据地的任务就是建设,他的中心任务就是生产、文化,还有战争,后方当然还有自卫军等等工作,但主要还是生产与文化。”[37]

  从强调群众团体到强调家庭,这里面的变化逻辑胡乔木自己讲得很清楚,就是环境的不同。革命时期,需要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力量;建设时期,需要稳定,家庭就是最现成的天然稳定单位。以家庭为基础贯彻政策,无须在党和普通民众之间多一个群众团体,造成叠床架屋。实际上,群众组织在根据地早已处境尴尬,仅从晋西北1942年精简结果中,就可看出一些端倪:这次精简,政府区级以上脱产人员原有10025人,减去5925人;学校原有1775人,减去605人,民众团体原有1265人,减去816人,党的机关原有2021人,减去374人。[38]可以看出,相比党的机关18.5%的精简率,民众团体精简比例高达64.5%,远高于51%的平均比例,群众团体的可有可无决定了精简首先会向他们开刀。

  对胡乔木等的看法,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老资格的工人运动活动家邓发指出:“我们的党是群众的党,党员是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不就是阶级,何况群众不是一个阶级呢!还有农民呢,党不能代替一切,正因这样,一切有〔由〕党代替那样不好,我们党员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非党群众,党领导群众,还要经过群众组[织],比如工会,你不能说有支部就不要工会了。”在邓发看来,群众组织不仅仅是名义,群众自身的权力应该得到保障,“还有领导各方面的,群众应该经过群众团体”。[39]

  不过,邓发的意见明显是少数,1944年这场讨论中,多数参与者都从各方面阐述取消至少是精简群众组织的合理性。中共安塞县委书记李旺淮认为,群众组织“有具体工作做当然可以要,但是我现在想不出具体工作。如果说群众团体搞生产、组织变工、扎工、妇纺这许多事的话,那今天党政领导要做的就是这些工作,并且根据我们的经验,妇纺不一定要有组织,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搞一个组织,老百姓不了解她还害怕,她说你搞起一个组织,大概又要给我分配任务,增加我的负担吧,所以她害怕”。[40]另有人提出:“妇女、青年、工会,到底搞什么工作?我的意见就是帮助搞党的工作、政府工作。如果你用群众的形式、群众的面目搞工作,强调特殊性、独立性,根本吃不开,你就是搞生产自给,搞教育,这些搞好了,群众工作也做了。”[41]即便说保留群众组织的也只是强调其边缘效用:“一方面是便于收集材料研究材料,一方面是对外的关系的问题。对外号召把群众团体取消了也不好。”[42]

  无论是讨论的议题,还是讨论的进程,刘少奇对这次讨论都起到主导作用。刘少奇在讨论会上有一个很长的讲话,代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刘少奇认为:“在我们陕北这样的根据地里头,群众运动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我想这是不成问题。我们这里完全是新环境,政权是群众自己的,有的地区分过土地,有的地区进行过减租减息,今天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什么东西呢?主要的是经济与文化两方面,因此在我们这个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和在国民党区域及其他地区的群众运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应该不同。”[43]

  刘少奇不否认群众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但认为任务应有改变,他说:“区、县、乡群众组织形式是不是要?我看小学校、医务所、合作社,有这三个就可以。”学校、医务所,与其说是群众组织,不如说是服务单位。当群众组织的功能限缩到这样的范围时,群众组织的意义和功能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组织和权力通常都联系在一起,群众组织的生成、发展,和革命斗争及争取权力并辔而行,刘少奇之所以认为应该淡化群众组织,关键在于他觉得群众组织的任务不应再是争取权力:“在我们根据地里这样的任务马克思、列宁也没有讲过,我们老早讲了一些也不对头。我们在理论上翻,也找不出来办法,所以我们要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了很多年还没有想完备。……在陕甘宁边区分配过土地以后,减租以后,在这里又不打仗,群众团体的分工和他的任务是应该有些不同,应该有改变,他的任务就是经济、文化。”刘少奇的思路和胡乔木大同小异,在他们看来,既然根据地的权力已经掌握在党的手里,群众组织就不应再充当群众利益的代表,而应该成为服务群众的组织,成为群众生产运动的组织者:“我看群众团体要搞经济,搞文化,还要调节人民中间的纠纷,反映下层的情况,反对官僚主义,要做这几件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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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黄道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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