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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10月31日 12:46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京)2019年第9期 作者:马丁·阿尔布劳 金伟 字号
2020年10月31日 12:46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京)2019年第9期 作者:马丁·阿尔布劳 金伟
关键词:习近平;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观

内容摘要: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为依据,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文章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对全球治理理念的重大理论贡献;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源泉,它被吸收并以真正跨国性的方式去解释文化多样性和全球问题;中国期望参与全球治理,在共享技术和项目的前提下与各国进行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习近平;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观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为依据,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文章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对全球治理理念的重大理论贡献;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源泉,它被吸收并以真正跨国性的方式去解释文化多样性和全球问题;中国期望参与全球治理,在共享技术和项目的前提下与各国进行交流与合作。

  关 键 词:习近平/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观

  作者简介: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英国社会科学院,波恩大学卡特汉堡高级研究中心。译 者:金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元美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对全球治理理念的重大理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根本政治信仰,我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看到了许多相关的材料。该书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演讲的集合,它阐述了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背后的理论思维,内容极其丰富,涵盖了除经济和社会以外中国在各领域的政策,还概述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方针。①我们还在这本书中发现了解决这个时代全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举措,涉及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核安全。可以说,这些举措符合习总书记对中国梦的看法,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这些举措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我们需要借鉴新康德主义价值观,以找到西方与东方的共同点

  我准备从西方思想史的角度来审视习总书记的治国理念对全球的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承继于辉煌的德国古典哲学,即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新康德主义运动”再现了这样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时期。这是马克斯·韦伯思想的源泉,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今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两个时期对于推动之后的思想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新康德主义者首次将共同价值观和相互理解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在设想全球治理的未来时所关注的焦点。习总书记从中国古老的文化根源中广泛汲取经验,解释了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能为全球和平与合作做出贡献。中国的古代智慧是习近平所提出的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吸收并以真正跨国性的方式去解释文化多样性和全球问题。最近,笔者在北京参加由中国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年度中国研究研讨会。近50位与会的中外学者共同探讨了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贡献,这是中国在探索解决全球治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方案。

  三、社会和谐不能完全依赖价值观、而要达成和平与合作

  虽然共同价值观有利于社会团结,但是在西方思潮中却颇具争议,后者突出了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更令人吃惊却鲜有人提及的是,共同价值观是如何强化社会冲突的呢?所有人都可以分享平等、正义的价值观。尽管如此,他们在维护这些价值观的同时也会发生冲突。谁能想象到美国的竞争性个人主义这一共同价值观会对社会和谐做出积极贡献呢?因此,为了应对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仅有共同价值观是不够的。只有选择特定的价值观进行非常特殊的组合才可以使社会和谐。因此,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社会和谐不能完全依赖价值观,而要寻求替代方案以达成和平与合作。

  今天,我试图就替代方案这个问题来阐述我的观点,这是因为我受到了跨知识网络立场的激励,并且德国的听众也给了我可以接触德国的理论传统的机会。我学习德语只是为了研究韦伯的著作。最初,我了解到韦伯把“理解”(Verstehen)视为其社会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自此之后,每一个有抱负且功成名就的社会学家都会纠结于他的“理解动机”——他认为理解社会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甚至是原子论。每个研究者也都知道,韦伯是“科学价值自由”的伟大捍卫者,拒绝对他人的道德观念进行评判。他写道:“道德或非道德与否只能由特定群体去认可、去认定。”②

  韦伯让我们直面社会学中依赖于理解他人的悖论,而价值观只有信徒才能获得。但接下来我们要问:如何才能找到一种研究方法来理解我们不认同的价值观?韦伯试图用他著名的“理想类型”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达到其研究目的,他以一种独特而精确的方式定义了“官僚主义”这样的术语,从而忽略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现象学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可追溯到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的著名评论)。③但是,将韦伯的研究与西方文明之外的宗教进行大量的比较研究,不可避免地就会使他的“理想类型”学说相形见绌,因为他对被给予某些价值观的信仰者的相对优先权作出了判断。当研究他人的价值观时,韦伯的经验社会学与科学相对主义就携手并肩了,他允许自己或他人对价值观的虔诚延续下去,就像他自己做的那样,全是因为此类价值观超出了科学判断的范畴。他是一位德国的爱国者,他致力于德国文化研究,并与他的同胞一样坚信德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而言意义非凡。

  关于“理解”和“价值观”,韦伯留给我们的是困惑。在我们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结合时,他迫使我们超越他,正如他超越自己的时代一样。今天我们可以用当代两种文明——美国(代表西方)和中国来说明这一点,看看两国是如何与更广泛的世界建立联系以及如何相互关联的。有许多人对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描述。他们通常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话作为“美国信条”(此词表达了一种带有宗教信仰的价值观),用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话说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私人财产”④。

  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数代人从无到有地创建自己的生活和社区的过程。这些核心价值观似乎体现了当前世界社会中的普遍的价值观。然而,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些看似普遍性的、全世界通行的价值观在各地却备受争议,其内涵也引发了公开冲突。每个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从中解读出完全不同的东西。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整体上传达了美国特有的东西,但我们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索其构建方式,才能更好地理解该价值观。

  1930年代,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与当今一样普遍,并将坚持这些价值观的心态称为美国梦,每个人都有权力通过美国梦在人生中获得成功。作为一位敏锐的美国问题观察家,德国移民雨果·明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于1904年写道:“成为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成为这个观念系统的一员……在整个政治体系永葆自我导向精神中进行合作。”⑤明斯特伯格热情地传播了他所处时代的德国观念,试图给新世界带来“永恒的价值观”⑥。欧洲人从未放弃把美洲殖民化的梦想。

  后来,1920年代主导美国社会学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这些价值观归纳为“工具性能动主义”、“积极地掌控自然和其他社会”。⑦这是用一种微妙的方式暗示着美国梦固有的扩张潜力。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其诗歌中已经预示了美国的全球化,他认为美国就是世界中的世界。要理解美国信条背后的精神以及美国梦的追随者,就必须要了解美国历史,这不仅仅包括土著居民的信仰、移民浪潮的观念,还要理解他们从无到有创建生活的经历。这就是美国人在国际谈判中所展现的价值观,是他们所声称的普世价值观,但我们必须根据当地的经验来解读,或者依据一国经验来解读——因为就全球而言,“一国”即“当地”。

  中国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就是要为人民群众带来幸福。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全面概述了中国近期取得巨大进步背后的意识形态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和谐”绝非是偶然的,用他的话来说,“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⑨。

  四、中国的价值观体现了数百年来人们对权威的尊重

  去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旅游,总能看到那些高悬而又醒目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这就是中国式的现代性。然而,关于“和谐”的思想却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息息相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学生和老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多次引用古典著作,其中包括《论语》中的“和而不同”⑩。他指出:“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11)

  千百年来,中国学者探索并阐述了已经嵌入到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核心观念,比如道、德、礼、仁、信,由此孕育出了独特的历史,在其中接受等级权威已然成为古代中国对政治动荡的回应。孔子对许多问题的反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映射出了更宽广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认识到过去对现在所起的作用,并认为这对其他人也同样适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年轻人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12)

  现在我想提出的问题是:鉴于中美两国在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上存在着差异,如何实现相互理解呢?500年的历程如何与5000年的历史相比?或者说,就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而言,250年又怎么与2500年相提并论?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跨度的问题,而是一个一方对有着不同过去的另一方的预设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说:美国人是从普遍主义出发的,而中国人是从相对主义出发的。《美国独立宣言》昭然展示着这种普遍主义观点:“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一种绝对的个人主义,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却激励着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状况。

  五、中美两国治国经验的差异与全球治理理念的多样性

  事实上,人们通常把美国的价值观等同于西方的主导性世界观,在此,我以自己为例来阐述这两种价值观的差异。上世纪80年代,我很荣幸地去访问一个中国村庄,想就计划生育政策,即独生子政策的影响对居民进行访谈。当时屋子里大约有十几个女人,我希望对她们进行一对一的访谈,但她们却突然大笑起来。我问翻译她们笑什么,答案是“西方的个人主义”。这与我的预想截然相反,我认为个人采访比群体采访更加高效(这个预想源自我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当时盛行的社会学方法论)。而在中国,就个人的普通行为而言,从群体的反应中得到的信息量可能比隐私和保密条件下得到的信息量更大。中国的相对主义和美国的普遍主义让彼此感觉不自在,它们之间的政治文化也大相径庭。中国的世界观缘于对官方权威的尊重,而美国人对这种权威却不屑一顾。

  对于一对一的关系来说,他们的这些观点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个人关系层面上,那些幸福的中美结合的夫妻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是,我更想将“相互理解”的范围扩展至如何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以便在时代的挑战中寻找到全球治理的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社会和谐将有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3)。世界其他国家就会产生疑问:如果美国要求所有国家实行它的普遍价值观并拒绝世界政府,而中国则设想建立一个和谐却又核心价值观相异的世界,那么这两个国家该如何相互理解呢?两国只有通过深刻了解对方截然不同的历史才能开始理解对方。我们不知道这样做能否为国际社会提供应对全球挑战所需的途径。这两者谁能为全球治理提供准则,从而创建一个没有政府、不由两国任何一方主宰的全新世界秩序?

  关于这一点,如果欧洲的社会科学不是它的源头的话,那我们就得回到德国去寻找源头。康德思想要求任何社会科学都必须建立在基础概念之上。在后来被称为新康德主义的德国哲学流派中,价值观和理解就是这样的两个基础概念。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学派在当今最广为人知的遗产就是韦伯提出的著名的四种理解人类行为的类型。价值观念对他的意义更为广泛,超越了社会学的范畴,延伸到他对方法论、价值自由和价值关联的思考,以及对价值领域分化的思考。在每一种思考中,他都发现了一种使它们彼此分离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他对价值观念的思索主要源于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众所周知,李凯尔特是新康德运动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在李凯尔特和韦伯这一代人之前,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赋予了“理解”以更加重要的地位。终其一生,他都批判康德,主张“经验”优先于“概念”(尽管从他本人的经历看,他看起来和哥尼斯堡的那位圣人一样不善交际、平淡无奇)。

  狄尔泰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理解他人及其文化的多样性与局限性,这也是他终身关注的主题。围绕着这些主题,他在其作品中进行了大量的反思,虽然这些作品不完整,却充满着煽动性。而他思想的核心在于,理解来源于经验,先于超验原则的探索。关于狄尔泰,有一位优秀的评论者讲得更透彻。我引用如下:“狄尔泰所做的是想证明这些原则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完整系统,可能存在多种选择,而每一种选择都代表了一种特定类型的世界观。”(14)

  在狄尔泰所处的时代,这些观点针对的是欧洲人的世界观。在我们这个时代看来,其针对的是文明差异。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先通过语言沉淀下来的经验至关重要,这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历史。这是更好地理解另一方的不竭源泉,同时也带来了局限性。

  因此,当习近平总书记将“文明和谐”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时,(15)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个概念首先向中国人民传达了什么,经翻译后又向英语世界的人民传达了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年轻人的讲话中提到:“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16)他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指出和谐理念来自儒家的“中庸”思想。林语堂将儒家的“中庸”思想译为“世界的普遍规律”(17)。

  考虑到这些因素,理解他国的文化就是在探索蕴藏在当今语言中的历史经验的独特性。

  六、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类共同努力(这里我是通过汉语的英译解读的)指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8),正如2013年他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19)的讲话中所说的,像“地球村”和“共同发展”这样的理念很容易融入西方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用确实与最近的一些跨国性气候变化讨论有关,如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公众咨询中用到过这一说法,以及社会学中也会偶尔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但是,对德国读者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德文中被译为“共同的命运(Schick-salsgemeinschaft)”,而此前韦伯借用此词来表示有着共同历史经验的民众之间的联系。他特别提到了阿尔萨斯与法国、波罗的海民众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其“命运共同体”概念就是从这些冲突中构思出来的。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译者更喜欢用“destiny”而不是“fate”,因为在英语中二者存在微妙的差异。“fate”意味着超出人类可控的范围,而“destiny”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人们奋斗的方向。如果英语有这样的区别,我们应该多多了解它在汉语中的差异。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习近平曾在62个场合中使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说法,这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思想。现代汉语中的“命运共同体”这五个字独立开来在古代都被使用过,每一个字都有无数的组合,其中涉及生活、社会关系、不可预测的事件以及共同利益等方面的含义,它们共同传达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智慧,而不是英文版本中的那种神秘性和预言性。

  中国的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人类几个世纪以来的共同性与和谐话语之中,涵盖了人类的生活历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世界各地的人们与环境及其无法控制的力量相互作用,并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人类的未来。它是一种日常社会生活的哲学。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社会塑造未来的独特方式。正如2014年3月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发言中所说的:“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这次讲话的题目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明确地驳斥了不同价值观导致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从2500年前齐国宰相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中得出,文化交流有利于各个国家的发展。他认为,相互学习就是文化交流,这也是和谐之源。他以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欧洲的文艺复兴、17世纪欧洲的科技引入中国为例,对此进行了阐释。

  这种强调相互学习的做法为消除过分强调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误解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不过,令我到现在都吃惊不已的是,2017年9月19日,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文化交流是建立在拥有不同文化的强大主权国家的基础上的,接着他又威胁了几个成员国。也许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共同价值观能把我们带到何处的最生动的警告,就比如说特朗普的主权共同价值观,即使我们主张价值观的多样性,它又能把我们带到何方?对比之下,习近平总书记的理念让我觉得更加重要。

  七、中国期望参与全球治理,以共享技术和项目为基础来实现和平与人类福祉

  正是通过科学的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地球才成为一体;正是通过承认气候变化、污染、疾病和核灾难对人类的共同威胁,我们才会在这些决定共同命运的领域中合作。我认为,技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推广的众多原因之一就是,技术是我们避免文化裂痕和不完全理解的途径。

  我们不是通过共同价值观来达成未来世界所需要的跨文化理解,而是通过具体项目的合作来实现共同目标。如果我们所有人的精力都花费在去完成这些基本任务上,那么它就会容纳其他所有事物的多样性,它也需要这种多样性。

  在此,我想出于自己的考虑添加一个后记。近年来,西方学者很少关注理论辨析。我希望提供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理论与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有关,比如说,当我们对价值观、利益、目标、合作、动机等概念相对的优先级混淆不清时,我们就不可能在共同的事业中取得进展。

  在这方面,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西方领导人应该密切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是一节修辞学课程,不仅将理论思想的重要性引入国家和国际公共政策的领域,也将其融入到了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中。

  本文系马丁·阿尔布劳教授于2017年10月12日至14日在德国特里尔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跨国化与知识:无处不在的翻译和面临的危机”上的主题演讲文稿,译文有删节。

 

  注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

  ②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Tü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56,p.19.

  ③Alfred Schütz,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Wien:Julius Springer,1932.

  ④Samuel Huntington,Who Are We? America's Great Debat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4,p.46.

  ⑤Hugo Münsterberg,The Americans,New York:McClure,Phillips,1904,p.5.

  ⑥Hugo Münsterberg,The Eternal Values,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09.

  ⑦Talcott Parsons,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Glencoe,Ill.:The Free Press,1960,p.172.

  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39页。

  ⑨同上书,第163页。

  ⑩同上书,第170页。

  (11)同上。

  (12)同上书,第171页。

  (13)同上书,第13页。

  (14)H.A.Hodges,Wilhelm Dilthey:An Introduction,London:Kegan Paul,1944,pp.ix.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59—260页。

  (16)同上书,第171页。

  (17)林语堂:《孔子的智慧》,黄德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61页。

  (19)同上书,第328—334页。

  (20)同上书,第261页。

作者简介

姓名:马丁·阿尔布劳 金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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