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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历史方位”的鲜明标志
2020年10月31日 12:32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9年第11期 作者:韩庆祥 刘雷德 字号
2020年10月31日 12:32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9年第11期 作者:韩庆祥 刘雷德
关键词:新时代;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内容摘要:在哲学视阈中,“历史方位”可以从“从哪里来”“现在何处”“走向何方”三个方面加以阐释。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实践为历史新起点、以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历史区间。这一“历史方位”有理论和现实两大依据,并以“强起来”的新使命、“后半程”的新起点、“主体性”的新特质、“并跑性”的新境遇、“创新式发展”的新动力、“治国理政”的新思想等六个方面为主要标志。

关键词:新时代;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哲学视阈中,“历史方位”可以从“从哪里来”“现在何处”“走向何方”三个方面加以阐释。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实践为历史新起点、以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历史区间。这一“历史方位”有理论和现实两大依据,并以“强起来”的新使命、“后半程”的新起点、“主体性”的新特质、“并跑性”的新境遇、“创新式发展”的新动力、“治国理政”的新思想等六个方面为主要标志。

  关 键 词:新时代/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17ZDA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庆祥(1957-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刘雷德(1982-),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个具有立论基础和根本前提意义且特别值得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从学理上进行深入研究的重大论断。基于“用学术讲政治、从政治找学术”这一思路,我们认为,学界需要深入分析研究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及其发展逻辑,也就是使“大国成为强国”的依据、标志与逻辑。

  一、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基本内涵

  理解和阐释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基本内涵,其前提是首先要理解和把握“历史方位”的哲学意蕴。方位,即方向和位置,通常意义上是判断某一物理实体所处时空状态而使用的概念。作为一般社会科学所使用的“历史方位”,则主要指某一社会历史事件所处的阶段或状态,如“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②“中国私营经济存在的历史方位”③“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方位”④等。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掀起了“历史方位”的研究热潮。虽有众多研究成果问世,但从最为根本的哲学层面来研究“历史方位”的成果相对较少。我们以为,全面理解和深入揭示“新时代”的本质特征与发展逻辑,有必要从哲学层面对“历史方位”加以审视。

  从哲学层面来讲,“历史方位”可以从“从哪里来”“现在何处”“到哪里去”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从哪里来”关涉的是“历史方位”的“来源”或“依据”。任何一种“实在”都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其产生的依据,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⑤也就是说,新的“历史方位”的出现,首先必然是一种“继承”,必然有其“来源”或“依据”。

  其次,“现在何处”回答的是“我是谁”,即“历史方位”的“本质与内涵”问题。它主要包括“历史”这一“主体”在“时间”上的起止与“空间”上的“占位”。“时间”上的起止,即“历史方位”的“区间”界定;“空间”上的“占位”,即“历史方位”的内容“勘定”。当然,对“历史方位”的总体界定,必然有其相对的“参照系”。

  最后,“到哪里去”回答的是“历史方位”的“去向”问题,它必然内含着“从何出发”的问题,因而说到底是“历史方位”的“起点”与“目标”问题。这里的“起点”与“目标”,都是“历史方位”在本“区间”内的问题,而对于作为整体的“历史方位”之“去向”的探讨,往往会超越“当下”、远离“具体”,因而难以详细阐述。正如恩格斯所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⑥,其实是一种困难的事情。

  在理清“历史方位”的哲学意蕴之后,我们再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基本内涵。这同样离不开“从哪里来”“现在何处”(或“我在哪里”)、“到哪里去”(或“走向何方”)三个维度。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从哪里来”的问题。这实际上讲的是进入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的根据。我们认为,从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来源”而言,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多年的伟大实践。因为,这里的唯一主题和主语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取得,亦离不开其历史基础和相关经验;就直接依据来讲,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所讲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产生的“历史性影响”。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现在何处”(或“我在哪里”)的问题。我们认为,从时间起止来说,这一“历史方位”是指自党的十八大至21世纪中叶这一历史区间;从空间占位来说,这一“历史方位”则指“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强起来”的实践过程,而且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全面“强起来”的过程。某些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间节点或历史起点理解为党的十九大,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文本事实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代发展和实践发展,产生并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果我们把时间节点或历史起点理解为党的十九大,就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三部分明确讲: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里,显然是把新时代的时间节点或历史起点明确确定为“十八大”。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到哪里去”(或“走向何方”)的问题。我们认为,作为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未来去处”,我们目前只能有一个简约而明白的判断,那就是走向更加高级的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而作为我们当下“置身其中”的“历史方位”,其“去处”却是清晰“可见”的:近者,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者,即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者,即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从人民的实践及其生活角度讲,这一“历史方位”的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民族进步的角度讲,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世界影响的角度讲,则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总之,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所讲的“五个是”。另外,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历史方位”的目标“去处”必然包含着其“从何出发”这一“历史方位”的“内在起点”。而这个“内在起点”,我们以为,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实践、新变革、新成就。

  二、新时代“历史方位”的主要依据

  具体且深入来讲,确立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是有其充分根据的。

  1.时代的概念含义

  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方位”这一概念,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指涉,无疑是一种创新性引介。我们以为,从概念上对“新时代”与“新阶段”加以明辨,乃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所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于“新时代”。毫无疑问,“时代”一词是一个具有多种指涉功能的概念,如: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的“石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工业时代”等,从生产关系角度而言的“原始公社时代”“私有制时代”“公有制时代”等,从社会形态而言的“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等,从社会主题而言的“战争与革命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从社会发展状况而言的“后工业社会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自媒体时代”等。总之,“人们常常在多种意义上谈论时代、从多种角度去概括时代”⑦。而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之“新时代”,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相对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程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境地;二是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前进目标而言,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三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视阈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⑧;四是从现代化的角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参考。可见,“新时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其概念之能指与所指皆为“殊相”,即有特指。

  关于“新阶段”。我们不能否认,“阶段”或者“新阶段”作为一般性概念,可以用来指涉不同的对象和范围,其功能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在这里,我们单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阶段”。但是必须明确,这里的“新阶段”并不是相对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的“新阶段”,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坐标范围内,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多年的实践而言的“新阶段”,因而可以说是“阶段中的阶段”。讲“进入新时代”,会增强我们的自信,不要妄自菲薄;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使我们保持清醒,不要狂妄自大。

  2.现实依据

  我们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现实依据,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个根据,是“历史性成就”。这里所讲的历史性成就,主要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谈起。可分两个层面来把握。一是从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大的历史长河中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可概括为: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可集中概括为“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⑨。如在经济领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逻辑,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实施高质量发展,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在政治领域,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在思想文化领域,基本上解决了一些意识形态阵地失守、马克思主义“三失”(失语、失声、失踪)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和牢固;在党建领域,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等等。上述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所谓全方位,是指这种历史性成就体现在各个领域;所谓开创性,是指这种历史性成就具有“前所未有”的性质。这些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雄厚的历史基础:没有1978年以来的历史性成就之奠基,就没有可能进入“新时代”;没有“五年来”的开创性成就,也没有可能开启“新时代”。

  第二个根据,是“历史性变革”。这里的变革,主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它主要体现在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到国际等各方面。在生产力方面,主要由过去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了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由过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在依然注重“发展是硬道理”的基础上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逐渐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经济基础方面,继续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上层建筑方面,主要由权力高度集中而缺乏有效制约,走向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内发展方式上,主要由过去注重重点突破的非均衡发展,走向了更加注重全面协调,注重贯彻落实五大新发展理念;在国际方面,主要由过去的回应挑战式外交,走向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上述“变革”可以看作当代中国的“整体转型升级”,即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外延和内涵上,在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上,正在实行由“大”到“强”、由“体量”到“质量”、由“粗放”到“精致”、由“虚胖”到“强体”、由“重点”到“全面”、由“制造”到“创造”、由“速度”到“效益”等全方位的转化、升级。当然,这一“整体转型升级”,并不是“以往”的“终结”,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的“历史方位”的“起点”。

  第三个根据,是“历史性影响”。“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必然产生历史性影响。这种历史性影响最聚焦、最鲜明、最根本的,就是促进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即由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历史地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或我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的最直接、最根本的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关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的重要概念,它从人民需要的总体状况和社会供给的总体状况两个根本方面,体现并反映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一个社会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是与人的整体活动状况直接相关的,因为历史是人类活动创造的,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当今,无论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方”还是“供给方”,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化。在人民需求方面,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已历史性地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转化,不仅在外延上拓宽了,由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拓展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要,而且层级也提升了,由满足物质文化需要即“生活下去”的需要,提升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即“活得更好”的需要。在社会供给方面,由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种转化,表现为在“欠发展”的历史方位着力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升级为在“我国发展起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新的历史方位着力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正是这种“供”“需”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同一过程,只不过从逻辑上讲,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因”,进入新时代是“果”,而在实践当中,二者则是互为因果。

  另外,必须指出,自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今天,我国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以往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已不能用来完全且准确反映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对此,学界于党的十九大之后已做了及时而深入的研究。在此,我们想进一步阐明几点:第一,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既是基于对近40年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全面认识,又是基于对当下人民群众需要的总体状况的准确把握,因而具有根本的实践依据;既是基于对我国当前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划界,又是基于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呈现的阶段特征的深刻认定,因而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既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又是在其指导下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因而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一句话,我们党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作出的重大判断是科学的、合理的,也是合乎现实的。第二,必须明确,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虽然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点,但它却依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只不过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前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升级版”。这意味着:(1)当今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区间没有变;(2)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一种从头至尾“匀质不变”的历史“线条”——这样的“线条”只有在想象或假设中才会存在——而是一个具有阶段性差异的总体性立体区间;(3)“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概念,既可以用来指涉大尺度,如某一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又可以用来指涉小范围,如某一社会形态之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发展方位的主要矛盾。第三,既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具体的现实层面上出现了阶段性差异,那么,是否可以使用一个一般性、总体性的概念来指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我们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性特征是“不发达”⑩,而其主要矛盾则是“不发达”的“生产”与人们的“需要”之间的矛盾(11),由是,我们以为,可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性矛盾”这一概念来表达。

  第四个根据,是时代课题的变化。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时代课题是求解放(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即实现“站起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们的时代课题是图发展,即实现“富起来”;那么,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时代课题则是谋复兴,即实现“强起来”。这种时代课题(及其带来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当然可以成为判断历史方位的重要依据。

  三、新时代“历史方位”标志的主要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个标志,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站在了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使命性与目标性标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2)实现“强起来”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使命性目标,也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奋斗目标。作为一个阶段性目标,它标志着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另外,我们以为,实现“站起来”“富起来”与“强起来”是近代以降的中国历史之内在的必然趋势,三者之间虽有“明确界限”,但也具有不能“割裂”的统一性:“站起来”是“富起来”的历史基础,“富起来”又是“强起来”的历史基础,在“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不同意义上,还会有“站起来”“富起来”的问题。三个“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应该说在各有侧重的同时,又相互交织。

  第二个标志,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站在了开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进程来讲的。习近平曾强调:“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3)显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国家治理更加现代化。这一论述对我们理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尤为重要,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忽视了,由此我们强调,要从学理上加强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即“前半程和后半程”的全面深入研究。这里所谓的“前半程”,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这一段历史区间,其主要任务经以毛泽东、邓小平及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全国人民的努力已经较好地完成。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成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后半程”。这一新实践,既是对十八大以前的“改革”的承继,又是在其基础之上进行的创新,它在强调改革的同时,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全面”“系统”“总体”等哲学理念,在实质上是一种“总体性”推进。显然,这种“后半程”的“总体性”实践特质,决定了它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重要标志。

  第三个标志,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了明确且真正具有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就中国现代化的内涵特质而言的。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之初,我们就强调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刚刚起步,其取得的成就相对有限,在实践和理论上缺乏充足的“明证”,世界社会主义也处于“低潮”,因而,在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往往是“主动性”有余而“自主性”不足,除了从“初级阶段”“主要矛盾”“首要任务”等方面为“中国特色”作理论辩护之外,自信的“底气”实际上相对“不足”——毕竟,我们当时还没有切实走出一条明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而更多的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中。甚至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些人在某些方面还会被“西方话语”所迷惑,如:盲目主张“与西方现代化对接”“接轨”,等等,这实际上是缺乏明确且真正的独立性、自主性与主体性的表现。而自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我们党逐步提出并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强调中国道路是党和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历史与实践发展的必然;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5);强调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在道路问题上取得的最大成就。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站在明确且真正具有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与主体性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彰显出其真正的主体性,它不但根植于中国大地、顺应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反映中国人民意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对中华民族具有深广的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世界价值,甚至具有本源意义。当然,强调内生性与主体性,并不是要否定或忽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恰恰进一步彰显了我们的主体性。反之,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复兴,离开了我们独特而真诚的主体性努力,则将会是一种“空想”。

  第四个标志,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了具有“并跑性”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就中西比较视野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境况而言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乃至强调“以苏为鉴”,但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当时在许多方面我们国家仍然难以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所以,显然是在“跟跑”,而且主要是“跟跑”在苏联的“后面”(16)。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深刻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努力创造了越来越好的国内外环境,从而亦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新局面。在这一阶段(自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17),因而特别强调要“追赶”现代化,十分注重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18)。显然,这种学习是必要的乃至是必须的,它也的确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这种学习,我们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一种“跟跑”,甚至在一些方面跟在西方后面“跑”。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情况却发生着有目共睹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取得了已有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科学路径。这一路径在本质上是“党的领导、市场配置、人民主体”三位一体的综合架构。党的领导是政治根本(也是根本保障),市场配置是经济根本(也是根本手段),人民主体是价值根本(也是根本追求),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最根本的特征。借由这一路径,并由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中国式的现代化已获得了巨大成就,堪称“中国奇迹”,以至于引起了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定程度的“恐慌”,并逆经济全球化之大势而挑起诸多争端,尤其是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由是,我们应当在具有“鞋子合脚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之自信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与西式现代化“并跑”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三点可以引以为证: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的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化道路选择方面,我们绝不会“倒向谁”。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参考和道路启示:各国的发展,从来没有“自古华山一条路”,反倒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就意味着,就贡献、价值及其影响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并不输于“西式现代化”。三是西式现代化遇到的困难有增无减,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如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难民问题、社会安全与稳定问题、新殖民主义问题、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问题,等等,而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在成果取得、道路选择、世界影响上,而且在化解当今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方面,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19)。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并跑性”新起点,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第五个标志,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站在了实施高质量发展并注重创新驱动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从我国发展的内涵与动力方面来说的。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然而,许多地方在实践上依然实行的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的是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尽管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加速了我国发展,然而其道路越走越窄,空间越来越小,代价越来越大。其最直接、最鲜明、最突出、最形象的表现,就是“虚胖”而不够“精致”,大而不强,需求和供给矛盾突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大国成为强国”这一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趋势,要求我们必须寻求发展的再生之路,这(条路)就是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依靠创新驱动、实施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发展)路径。它意味着发展动能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结构优化,总之,是发展内涵的转变。这一转变,作为发展的新起点,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最后,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历史方位的核心标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丝毫不怀疑“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0),实践是认识或理论的最终来源。但是,我们亦不否定理论对实践的巨大反作用,甚至,我们认为,一个伟大的时代,必定离不开先进而伟大的理论的指引。其实,青年马克思早就强调过:“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1)这就告诉我们,不但要正确地把握实践、反映现实,而且要善于为实践寻求正确的理论,并力求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面临国内外各种复杂条件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回答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起来的,其初步形成的标志,便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其所作的系统阐述,这种阐述的核心,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党的十八大到21世纪中叶,这是实现强起来的历史区间,亦可称之为“强国时代”。强国时代具有“强国逻辑”,强国时代、强国逻辑必然需要“强国理论”来指导,如果我们用大众化的语言来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一种关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强国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当然也是实现强起来的行动指南,是使大国成为强国的行动指南。需注意的是,这一思想虽然“问世”于党的十九大,但其“产生和形成”,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以降便开始了,它既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中,又体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与战略部署中。可以说,没有这种“形成过程中”的先进思想作指导,“新时代”就很难开启。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源于“新时代”开启的实践过程中,又是这一开启过程的重大理论指导,而在党的十九大这一重大思想形成之际,它又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实践之战略指导思想。因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灵魂,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整个历史方位的核心标志。

 

  注 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②陈荣富:《论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2期。

  ③耿刚:《论中国私营经济存在的历史方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4期。

  ④王兆铮:《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方位》,《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3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4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562页。

  ⑦商志晓:《“新时代”的由来、确立与达成——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

  ⑧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页。

  ⑩这里的“不发达”,一是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不够发达,二是相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或共产主义来说不发达。关于这一点,王志强与王跃曾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依据和根本特征是“不发达”,而这一“不发达”,不仅在于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的横向比较,更主要应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参照对象。参见王志强、王跃:《重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问题——兼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

  (11)这里的“生产”,也可以说是“供给方”,乃是一个哲学概念,因而并不仅是指经济生产,而是包含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之实践、制度与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生产”。这里的“需要”也是一个哲学概念,可以说是“需求方”,它不仅仅是物质的需要,不仅仅是温饱和小康的需要,而且是包含了人们的社会交往与精神追求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综合性“需要”。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13)《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16)当时的国际环境,其实“不允许”中国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与借鉴。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18)《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19)如在解决世界环境问题、处理地区矛盾、解决国际争端、援助落后国家、化解经济风险、抵御金融危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等方面,中国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努力去承担的责任,也是中国有意识开展“大国外交”的胸襟与格局。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我们国家自身经济、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将迈向世界前列。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原文参考文献:

  [1]何毅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学习时报》2018年5月18日.

  [2]王伟光:《唯物史观大的“历史时代”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3]韩庆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4]商志晓:《“新时代”的理论意蕴——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审视》,《理论学刊》2019年第2期.

  [5]邓纯东:《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

  [6]陈宇翔、薛光远:《“三个前所未有”: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光明日报》2015年11月8日.

作者简介

姓名:韩庆祥 刘雷德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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