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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党中央解决“文革”评价问题的政治智慧
2020年04月23日 14:44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肖建平 字号
2020年04月23日 14:44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肖建平
关键词:改革开放;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历史决议

内容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逐步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但要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面对如何正确评价“文革”这场复杂而又特殊的政治运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审时度势,很好地把握了“文革”评价的时机和尺度,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思维和战略战术意识,针对党内外分歧严重、对“文革”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争议不断的现象,针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同现实问题复杂多元且相互交织的形势,针对“文革”评价与毛泽东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评价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局面,针对《历史决议》全面否定“文革”的做法可能会再次引发大争论的问题,针对党内外、国内外对“文革”余悸难消的情况,都提出了有效的应对方案。从而既科学评价了“文革”这段复杂而又特殊的历史,又顺利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精深的执政艺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今后破解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难题,仍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历史决议

作者简介:

  摘 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逐步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但要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面对如何正确评价“文革”这场复杂而又特殊的政治运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审时度势,很好地把握了“文革”评价的时机和尺度,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思维和战略战术意识,针对党内外分歧严重、对“文革”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争议不断的现象,针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同现实问题复杂多元且相互交织的形势,针对“文革”评价与毛泽东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评价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局面,针对《历史决议》全面否定“文革”的做法可能会再次引发大争论的问题,针对党内外、国内外对“文革”余悸难消的情况,都提出了有效的应对方案。从而既科学评价了“文革”这段复杂而又特殊的历史,又顺利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精深的执政艺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今后破解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难题,仍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历史决议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6-0054-07

    作者简介:肖建平,法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新时期,对“文革”等历史难题的评价成为影响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早在1978年8月,邓小平和陈云就达成尽快以党内决议形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共识。但由于党内外思想分歧严重,为避免恶化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对“文革”不匆忙进行评价的决定。不过,现实问题的改进无法避开历史问题的解决,“向前看”离不开“向后看”。因此,党中央顺应理论界和其他各界要求作出评价的呼声,以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为契机,对“文革”作出了初步的、基本的评价。随后,又根据实践的推进和认识的深化,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文革”加以全面彻底地否定,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用较大篇幅对“文革”这场复杂而又特殊的政治运动作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评价。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不宜匆忙作出评价 

  “文革”伊始,一度将其宣传为“完全必要”“非常及时”。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文革”有所反思。1975年11月,毛泽东提出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三七开”看法。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继续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这引起党内的广泛争议,进而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讨论中,“实事求是”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下,这场讨论很快取得压倒性胜利,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思想路线得以逐步恢复。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据此标准对“文革”问题加以反思。反思的重点有二:一是“文革”的对错与得失;二是毛泽东在其中的角色以及林彪、江青集团的所作所为。

  在全民反思的热潮中,邓小平、陈云也对如何评价“文革”等历史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构思了尽快通过作出决议以把一系列历史问题敲定下来的方案。1978年8月,邓、陈就“文革”评价问题有过一次密切交谈。在谈话中,二人虽然没有确定到底由谁来负责决议,但达成了找准时机、尽快作出决议的默契;还一致认为决议重点是在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原则下搞清“文革”问题。

  但是,后来形势的变化影响了“文革”评价问题的解决。早在1978年底,就有干部建议总结“文革”问题,“最早有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作总结,可以追溯到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不过,也有党员干部表示反对。邓小平在争议中提出了新的意见。在改革开放初期,坚持极左与极右思想都大有人在,社会分歧严重,只有先引导群众将注意力放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自身处境的改善上,才能达到安定团结。至于评价“文革”等历史问题,必须服从政治大局,不能因为历史问题而恶化现实处境。因此,在危急关头,邓小平果断改变态度,转而慎重对待历史评价问题。他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以保障国家的安定团结。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北京市委工作汇报时谈道:“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1978年12月1日的打招呼会议上,邓小平初步阐发了“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他还在亲笔拟出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纲中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在正式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邓小平关于稳妥解决历史问题的意见为党中央所认可。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向党内外宣告:对“文革”的评价,“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毛泽东发动“文革”,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由此,党中央的方案是:暂时不去触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敏感神经”,以免加剧对立和分化;但是又不消极对待,而是等待并创造时机,当条件成熟时一举解决历史问题。这个方案着眼于转移注意力,引导党内外不再围绕“文革”问题而长时间争论不休。

  不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文革”不匆忙作出评价的同时又预示着评价的即将到来。不管是开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还是大力推动现代化建设,都意味着要对“文革”及“文革”前一段时间的是非得失作出全面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客观上为“文革”等历史评价难题的尽快解决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作出初步评价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国情和党情,作出“不匆忙”的决定,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形势的发展促使党中央很快又作出改变,决定以《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为契机,对“文革”问题作出初步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现实具体工作的解决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运动促使党中央将“文革”的评价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首先,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代表多次呼吁要重视“文革”评价问题。会议刚开始,第五组的苏代表建议讨论“文革”,“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应当拿出来讨论。比如,路线是非问题,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从哪里来的”。第二组的林代表则提出应总结得失,“文化大革命中,哪些东西是合理的、正确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很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代表们的呼吁起到了效果。1月22日,胡耀邦向全会转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意见:要敞开思想谈;“文革”也可以谈,包括“文革”的性质、教训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之后,代表们对“文革”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与现实、《五一六通知》、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发展阶段等问题作了反思。理论界的前期探讨既给党中央带来启发,也促使中央领导人意识到解决“文革”评价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次,领导干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直接或间接涉及“文革”评价问题。不管是讨论实际工作,还是辨别路线是非、理论是非,都无法绕开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文革”的评价问题。在中央纪委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陈云就指出:“十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也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我们的国家乱了十年,现在全国人心思定,人心思上,人心思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大局,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个大局”。拨乱反正事业亟待对“文革”作出统一定论。

  再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对“文革”的概念、口号、理论、实践进行讨论。1979年5月开始,为进一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党中央要求进行“补课”。5月21、22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接力发文,要求“补课”。7月至8月,邓小平在山东、天津的讲话继续要求“补课”。中央报刊的连续发文和邓小平的多次讲话推动全国性的“补课”运动。军队系统和全国未开展讨论或开展不深入的地区、部门继续解放思想。全党掀起了一股“再评价”的热潮,而“在这个进程中,解决‘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又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迫切地提了出来;国际上也等着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

  鉴于党内外作出评价的呼声很高,党中央意识到还是要尽快以中央重要讲话为契机,对“文革”等敏感问题作出基本论断。1979年6月,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国庆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次不能作为一个简单的、一般的讲话,而“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另外,“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评价”。《国庆讲话》对“文革”作出了初步评价,对“文革”作了细致的分析、严肃的批评、深刻的反思。

  其一,将“文革”时间确定为“10年”。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了“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受此影响,思想理论界不少同志称:“十一年文化大革命”。但多数领导人和干部认为:“文革”的下限应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而非1977年的十一大。在起草《国庆讲话》的过程中,党内多数同志考虑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应当代表一个独立的时期,而不应是毛泽东时代的继续或“文革”的延续,应以1976年为界限,将“文革”时间定为10年。之后,党内外统一称10年“文革”。

  其二,《国庆讲话》认为“文革”整整10年都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党和人民代表的是正义的一方,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反复斗争。

  其三,《国庆讲话》将毛泽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革”的表现严格区分开来。要分析“文革”,必须说明其发生的原因,而这与毛泽东不无关系。但《国庆讲话》采取了委婉的“无主语”的方式,较为隐晦地但客观地指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即暗示他是对国内和党内的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量,对所谓的修正主义采取了不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方式。而对林彪、江青集团,《国庆讲话》指出他们推行极左路线,从事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这就“在原则上把是非分清了,仅仅在责任上没有作具体说明”。为了更好地区分责任与犯罪,更好地清算“左”的错误路线,党中央还指示彭真领导的最高人民法院要在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之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审。

  其四,《国庆讲话》概括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起先只有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三个方面的特征,邓小平予以赞扬,但认为还应该增加一些,“后来又加了文化上、组织上,还加了社会风尚这么几个方面,内容更完全了”。最终《国庆讲话》从思想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组织层面、社会风气层面总结特征。这些特征呼应和论证了林彪、江青集团反革命的本质。

  其五,《国庆讲话》还根据上述特征总结了需要注意的教训。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序言中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国庆讲话》很好地总结并学习了党自身所犯的错误。具体而言,教训主要有:一、针对“文革”破坏生产力的行为,提出“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二、针对错误判断阶级斗争形势的做法,提出对国内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三、针对“一言堂”的现象,提出“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相互关系”;四、针对“文革”期间无组织、无纪律的情况,提出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五、起草小组根据叶剑英的意见,对理论正确与否的重要性作了说明。邓力群曾解释道:“叶帅的意见,要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就是要强调理论,理论掌握了,才能说清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此外,《国庆讲话》还结合具体实践问题发出号召:“密切结合实际,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批判他们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肃清流毒和影响”。

  当然,上述还只是基本的评价,至于具体细节和更深入的问题,是准备放到以后,通过召开专门的会议加以全面看待。

  三、第二个《历史决议》:全面地彻底地加以否定 

  《国庆讲话》为全面评价“文革”问题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国庆讲话》释放了一个信号,表达了党中央愿意主动回应党内外声音、对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的态度。理论界希望这个“态度”能够更加明确,不愿这个“态度”发生转变。思想理论界与中央领导层的良性互动是科学解决“文革”等评价问题的重要有利条件。

  由于《国庆讲话》采取“点到为止”的写法,还是留下了争议的空间和疑惑的地方,各界感到不解渴。尽管也有极少数人继续思想僵化,认为对“文革”已经作了定论,没必要作出什么新的评价,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支持在《国庆讲话》基础上深入认识过去30年的历史。种种迹象表明,全党翘首企盼《历史决议》的诞生。

  为此,不到原定的党的十二大,而是在《国庆讲话》后不到一个月的10月下旬,党中央经充分讨论后决定“提前上马”,立即着手起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对一些重要人物、事件和重大问题作出评价。

  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于1980年2月召开。会议在“文革”的评价方面有了深入,从性质上对其加以彻底否定。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不久的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严肃地说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更为完整地指出:“文革”10年是“严重混乱状态”;“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由此,随着认识的推进,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强调“文革”是“严重灾难”“严重错误”“前所未有的恶果”。从这些评价中不难看出党中央要彻底否定“文革”的决心。

  彻底否定“文革”的决心是通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实现的。《历史决议》评价的指导方针是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加上“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强调的首要原则,但由于有的党员和群众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不但从个人品质、阴谋论上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且企图通过否定它们来抹黑党的历史,来抵制“四项基本原则”,因而邓小平强调又要“恰如其分”,要求《历史决议》不能面面俱到,不能事无巨细,不能违背统一思想、团结向前的主旨。最终,胡乔木领导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历史决议》对“文革”的性质与特点、发生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过程变化、经验教训等都作了充分的评述。

  其一,对性质特点作了评述。《历史决议》指出:“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此,邓小平评价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

  其二,对发生的主客观原因作了评述。胡乔木曾说过:“如果不能答复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决议就等于不作。”最终,《历史决议》第22条对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作了说明,除毛泽东的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外,还有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不足、对民主法制重视不够,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现实环境和社会历史原因;强调尽管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始终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其三,对过程变化作了评述。《历史决议》以党代会为节点,将“文革”分为三段。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是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不少老同志受到打压和批斗。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是第二阶段。期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它“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失败”。党的十大则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所以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第三阶段。

  其四,对经验教训作了相对更为完善的总结。《历史决议》的经验教训包括主要矛盾、经济建设、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精神文明、民族关系、军事国防、对外关系、党的建设十个领域,比《国庆讲话》更加全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根据经验教训从制度上、体制上改革创新,以消除“文革”的错误根源。正如邓小平被问到“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他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这是从严重挫折中总结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的认识。

  其五,否定了“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要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弘扬革命精神。“革命”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第二组的李代表总结出四种内涵,“一种是社会革命,包括改变生产关系,夺取政权等等;再有是相对于改良而言的:革命优于进化,质变优于改良;还有是作为政治界限提出来的:你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有,革命是一种精神,是相对于保守精神的进取精神,等等”。由此,“继续革命”也存在多个含义,既能用于论证极左路线,也能用以指导将社会主义事业有步骤地推动向前,关键在于如何对其加以解释和规范。胡乔木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过程”,“是否可以总起来说,革命没有终结,所以还需要党的领导,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讲一下。我们批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但是我们还要讲革命。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而且要很确定地很明白地讲清楚”,因此,“后来讨论《决议》,又把革命的原义(夺取政权和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和转义区别开来,说我们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仍然要十分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发扬革命精神”。最终《历史决议》否定了“继续革命”的口号,但强调继续保持革命的理想和斗志,“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后来邓小平也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随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党章》和“八二宪法”以党纪国法的形式对《历史决议》的内容和精神加以巩固,继续对“文革”的流毒作了更为全面彻底的清除。

  由此,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革”的评价凸显了越来越全面深入的趋势。一方面,对“文革”等历史问题的评价从“不必匆忙去做”到“不能再晚了”,体现了党中央对评价时机的重视和准确判断;另一方面,对“文革”从初步的否定到彻底的否定,体现了党中央认识的不断深化。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审时度势,很好地把握了评价的时机和尺度,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既科学解决了“文革”评价难题,又顺利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四、评价过程体现的政治智慧 

  如何正确看待“文革”事关重大。“文革”评价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评价问题息息相关。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错误集中反映在“文革”;要回答“文革”发生的原因,不得不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左”倾思潮的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不管是对“文革”加以肯定还是否定,抑或兼而有之,都会影响到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对党的评价。

  在解决“文革”评价问题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精深的执政艺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思维和战略战术意识,针对党内外分歧严重,对“文革”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争议不断的现象,提出搁置争议,宜粗不宜细的方案,有效避免正面冲突;针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同现实问题复杂多元且相互交织的形势,提出不纠缠,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同步解决的方案,有效避免了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因历史问题破坏现实大局;针对“文革”评价问题事关重大,与毛泽东个人评价、毛泽东思想评价与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评价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局面,提出契合实际和放眼全局的评价方针,即对“文革”的评价首先要实事求是,但也要恰如其分,坚持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针对《历史决议》全面否定“文革”的做法可能会再次引发大争论,种种不同声音可能还会再次滥觞的问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指出今后要“思想不通,组织服从”,在不久后同中宣部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要“团结一致,整齐步伐”,这些意见为党中央所吸收;此外,针对党内外、国内外对“文革”余悸难消的情况,党中央科学总结出消除“文革”恶劣影响和避免悲剧重演的可行性方案。这些智慧对于今后破解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难题,仍不无宝贵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时至今日,理解“文革”问题,需要注意两个“否定”和两个“并非”。一方面,要注意出现的推翻《历史决议》的两种极端思潮,一是为“文革”歌功颂德,对党中央否定“文革”的做法加以否定;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文革”话题来抹黑新中国的成就和毛泽东的贡献。正如龚育之提出要警惕和防止两种“后退”的现象,“一种是淡化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的结论”,另一种是“淡化和否定历史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肯定,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似乎建国以来什么成就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另一方面,党中央为推行改革开放,适应时代大潮,而全面否定“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非意味着如有些人宣扬的10年“文革”一件好事也没有,也并非意味着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件好事也没做。“文革”期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反复斗争;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基本维持了党、军、国的统一,保护和解放了一批领导干部,领导粉碎了林彪集团,批评和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在外交方面也有积极贡献。总之,美化“文革”不对,丑化“文革”、丑化毛泽东和新中国也是极其错误的。唯有切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才能科学认识和对待历史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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