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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的前奏: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概论
2020年01月20日 15:20 来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武汉)2007年第5期 作者:姚润田 字号
2020年01月20日 15:20
来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武汉)2007年第5期 作者:姚润田
关键词:历史转折/前奏/中央工作会议

内容摘要: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原定主题避重就轻,导致争论,说明当时党内思想交锋异常激烈。争论的根源在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思想的守旧与广大理论阶层的思想开放已形成尖锐矛盾。一方面,真理标准大讨论已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党的主要领导人却幻想在不触动“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下,会议终于扭转进程,开始下决心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为了在思想上统一全党意志,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搞建设,党中央制定了有错必纠、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现在看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思想、政治、国策、舆论、组织干部等多方面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准备。

关键词:历史转折/前奏/中央工作会议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原定主题避重就轻,导致争论,说明当时党内思想交锋异常激烈。争论的根源在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思想的守旧与广大理论阶层的思想开放已形成尖锐矛盾。一方面,真理标准大讨论已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党的主要领导人却幻想在不触动“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下,会议终于扭转进程,开始下决心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为了在思想上统一全党意志,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搞建设,党中央制定了有错必纠、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现在看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思想、政治、国策、舆论、组织干部等多方面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准备。

  关 键 词:历史转折/前奏/中央工作会议

  作者简介:姚润田,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生。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面的研究,目前来看,已经相当全面而深入。但是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即很多文献都提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到底做了哪些准备?此次中央全会前后开了36天,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仅仅只开了5天,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笔者拟从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特殊背景条件和具体任务以及会议本身的具体进程等方面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一、争论——原定主题避重就轻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长达36天(包括闭幕后继续进行讨论的两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当时报纸等宣传媒体的通常用语是: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出现的时候,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商定后两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而召开。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应出席218人)[1](P503)。据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78—1989》第8卷的记载则为“共217人出席会议”[2](P3029);于光远说,“这个名单一共219人”[3](P23);也有说“共213人参加,应出席会议为218人,刘伯承因病请假”[4](P88)。这里从张树军说。

  会议原定议题是:(1)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具体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2)讨论、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以后,主持人华国锋同志根据政治局决定提出在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即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主持人强调说:“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按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但同时要求讨论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问题,这反映出他仍打算在不触动“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工作重点转移的思路和那种对旧人旧事难以明说的情节。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就意味着,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矛盾。但是,这一话题的提出必将引起与会人员对于会议原定议题的思考和议论——因为华主席所说的“中心思想”已经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用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从理论上说,这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问题;从实践方面看,这是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并一直争取解决的问题;从思想方面看,就是如何对待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原定议题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解决原定议题和“会议中心思想”相矛盾的问题,党和人民将没有办法迈开步伐行动。会议上不少人的思想处于迷茫状态。

  会议开始时的沉闷气氛正反映了当时党内思想交锋异常激烈的情况。许多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不解决这些问题,人心不顺,党心不畅。而且,如果继续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过几年再来一次”的话,就根本无法凝聚人心去实现四个现代化。

  会议第三天,即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率先打破沉闷气氛,他发言同意中央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同时也坦诚地说:“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陈云同志所提问题如下:(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简称“七七决定”)这个文件,是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陈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他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陈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3)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类似有严重政治错误等说法。(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5)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评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1](P576-578)。

  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涉及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5](P338)。也就直接涉及到了中共中央将如何面对当前以及以前的政治、思想等问题。对于陈云同志的发言,与会者群起响应。11月16日万里同志在华东组发言支持;11月22日聂荣臻同志在东北组、康克清同志在华北组发言同意和支持。还有谭震林、王震等很多同志都在发言中一致赞同陈云的观点,并提出要把尚未解决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发言的还有胡耀邦、王首道、萧克、杨得志、陈丕显等等。老同志的发言,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自然也就扭转了会议的原定进程。

  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会议情况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于是会议围绕着揭露“文化大革命”错误,批评“两个凡是”,澄清历史真相,平反冤、假、错案等重大问题深入展开了讨论,与会者普遍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背景——真理标准大讨论

  从表面来看,会议进程出现扭转显得偶然,但稍微考察一下会议前的背景条件,就会明白,在中央级的会议上讨论、解决政治大是大非问题是迟早的事,必然的事。因为此前全国已经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在胡耀邦的组织和领导下,《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由于这篇文章触及了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文章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主张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6]。“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汪东兴等领导对于毛泽东主席无比忠诚心意的真实表白,和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继续坚持的明确宣誓。作为个人,作为继承者,本来未可厚非,但是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首脑,却更应该高瞻远瞩、顺势而动,指引党和人民走民富国强之路。当时正处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都在痛切地反思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华国锋所主张的“两个凡是”显然是对“反思”的禁锢,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针锋相对地指出: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检验,从而得到补充、丰富或纠正。文章说,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也证明不了真理。理论正确与否只能用实践来检验。我们要敢于去触及“禁区”,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封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到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些话掀开了“两个凡是”的盖子。

  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华国锋、汪东兴等同志此时却没有冷静思考和处理媒体所反映出的新动向,更没有认真洞察思想领域的新变化,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运用旧的思维模式和手段去阻挠思想解放,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是“砍旗”,是要砍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光明日报》的争论反映了党的高层在理论指导方面出现了分歧。分歧的实质在于究竟是坚持旧的政治还是顺应新形势,究竟是坚持“左”的错误还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又说话了。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作者)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从此摆事实、讲道理的大讨论开展起来,很快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终于成为全党共识,也使广大干部群众接受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洗礼。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带动和支持下,经过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各报刊的共同努力,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广泛大讨论,渐渐冲破“两个凡是”坚冰,开始解脱思想上的禁锢。

  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倾思潮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人们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了思想准备。现实迫切需要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旗帜上加以明确,在路线上加以规定和指导,但是,此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却讳莫如深,并幻想在不掀开“盖子”的情况下“吃到蟹黄嫩肉”,即在不触动“左”的东西的前提下,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这势必造成领导人自己的被动。

  矛盾的焦点终于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突兀出来。华国锋主席在报告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也没有肯定一个时期以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没有提出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全党关心的大问题——没有心不愿解决指导思想问题。这势必会让人对社会上议论较多的问题顾虑重重,陷入迷茫。如怎样看待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问题;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怎样处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左”的错误得不到纠正,理论上的是非不能分清,那么,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就将是一句空话。

  三、贡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1.舆论和干部准备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认真研究,作出了正确处理。华国锋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3)关于所谓“二月逆流”,因这个案件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4)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误平反;(5)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其骨灰应放八宝山革命公墓;(6)陶铸同志被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杨尚昆同志过去被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8)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9)关于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同时中央还决定,各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1](P519-520)。中国共产党敢于面对错误、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和纠正错误的勇气和胆识,让受委屈、受冤枉和受迫害的同志及其家属感激涕泠,让广大人民无比欣慰和赞赏。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也说:“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1](P561)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

  中央工作会议还讨论酝酿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意见。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和工作的相继展开,意味着将有大批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一批德高望重、功勋卓著、久经锻炼、智慧与才能超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再度出山,为人民发挥余热。他们是党走向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干部保证。

  2.思想准备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虽然还有人在分组讨论中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不同看法,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提法。但是,在与会的许多高级干部坚决反驳下,对压制和阻碍这场讨论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会议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讨论,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主张“两个凡是”、阻碍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华国锋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他强调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说:“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P556-557)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当前特别需要民主,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为此,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特别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叶剑英讲话谈了领导班子问题;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问题;勤奋学习,解放思想问题。受到感染和教育的华国锋同志表示,关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问题,本人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正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按照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原则,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提出了“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首先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才使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也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乃至其后一个阶段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

  3.改革开放的国策准备

  在讨论农业问题时,与会人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20多年来农业发展的成绩和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必须纠正“左”的错误才能加快发展。同时对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强调要纠正农业方面的“左”倾错误政策和口号,在经济上必须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把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

  会议在商定1979、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对现实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如工业生产高指标、基本建设摊子过大等这种超过现实可能,脱离我国国情的计划和指标开始有所察觉。与会者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中的一些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

  也正是在对这一问题讨论时,有的同志指出:我们的上层建筑有两个方面不合理,一是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吃大锅饭;二是体制不合理,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这些观点已触及体制性改革的问题。

  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材料。经过与会同志研究和认真思考,有人提出我们搞建设可以向外国借款的设想和建议: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合办工厂,我们赚外国资本家的钱,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行?我们应该研究日本、西德、南斯拉夫等发展速度快国家的情况,很好地借鉴它们的经验。在党的高级会议上讨论开放的问题,无疑对于党制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策略和努力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措施意义重大。

  4.为恢复和确立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准备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其最根本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与会同志在经过长期思考的基础上,认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内产生了一股个人崇拜的狂热,以致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能力,并给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可乘之隙,因此,必须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入手,加强党的建设。叶剑英发言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他们叫嚣‘踢开党委闹革命’,从中央政治局、省、地、县以至基层的绝大多数地方各级党委都被他们破坏了。”[1](P568)“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一定要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

  会议关于党的作风和建设的建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吸纳,从而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和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严肃党纪;反对制造和接受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而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可以说,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风党纪,是从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的。

  5.为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作了准备

  1956年中共八大虽然选准了正确的工作重点,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很好地坚持。到了1963年便确立“党的工作重心”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强调“政治压倒一切”,“政治挂帅”。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殊不知,西方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大发展,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一再拉大。对此,党和国家的有识之士无不心急如焚。

  打倒“四人帮”后,由于特定历史条件所限制,特定的政治背景所约束,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难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故仍旧高举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左”的错误路线急需从政治尤其是思想上加以清算,党的现实任务,即集中力量搞“四化”也逐渐为大多数人所共识。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时,与会同志分析了延续两年多揭批林彪、“四人帮”政治运动的进展情况,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问题已经解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到1978年底,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可以结束了。因此同志们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重大决策——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就为随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重新确立党的政治路线,顺利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做好了准备[7](P488)。

  由此可见,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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