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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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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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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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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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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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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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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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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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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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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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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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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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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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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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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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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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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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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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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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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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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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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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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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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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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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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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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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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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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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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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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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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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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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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分享到: /*分页*/ .fenye{color:#015CAB; margin-bottom:50px} .fenye a{border:#CBCBCB 1px solid; padding:0 5px; color:#CACACA} .fenye a.fenye_thispage{border:#CBCBCB 1px solid; background:#DAEFFF; padding:0 5px; color:#C85187} .fenye a.fenyepage{color:#015CAB;border:#CA5089 1px solid; padding:0 5px} .fenye .fenye_input{border:#CA5089 1px solid; width:40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 .fenye .fenye_sub{color:#fff; border:#CA5089 1px solid; background:#CA5089; width:45px ;text-align:center; line-height:18px; height:18px; cursor:pointer}
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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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2015年04月17日 08: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7日 作者:鲁太光 字号

内容摘要: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关键词: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生活;文学界

作者简介: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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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长城研究文献综述
2018年11月06日 09:32 来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年04期 作者:王仁芳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方民族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

  摘 要:宁夏属于我国长城遗迹分布保存较多的省份, 现存大量战国时期至明代的长城遗址, 各代历史文献主要对长城修筑决策经过及防御布局有较多记载。文章在对有关长城的历代文献进行梳理的同时, 重点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长城考察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重点对长城的走向、修筑形式、价值作用、保护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长城; 研究文献; 宁夏

  作者简介: 王仁芳 (1979-) 男,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主任,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西北历史考古。

 

  宁夏地处我国西北边陲, 历史上中原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修筑了大量的长城作为防御设施, 现存主要有战国及明代长城千余公里, 分布于全区18个县市, 属我国长城遗迹分布保存较多的省份。宁夏战国及明以前的长城研究偏重历史文献考证、墙体走向及修筑年代考证等方面, 明长城由于古籍文献材料丰富, 长城保存现状较好, 加之宁夏地处重要的地缘位置, 因此备受学界关注, 研究工作较为深入全面。以下按时代对宁夏长城相关研究文献情况进行综述。

  1 宁夏战国及秦长城研究文献

  1.1 古籍记载情况

  宁夏境内修筑最早的长城属战国秦长城, 《史记·匈奴列传》载, “秦昭王时, 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 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 遂起兵伐残义渠, 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 筑长城以拒胡”。此后, 《汉书·匈奴传》《后汉书·西羌传》等史书基本沿用此说。 (1)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明 (嘉靖) 《固原州志》、清 (宣统) 《固原州志》等地理史志类文献对过境宁夏的这道长城也有过载录。另外《宋史·曹玮传》《宋史·李继隆传》《续资治通鉴长编》《明史·秦紘传》《秦襄毅公自订年谱》等文献对这道长城后期维修及利用情况均有过记载。

  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察研究成果

  1980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县文物工作站组织人员对宁夏境内战国秦长城进行了实地考察, 确认了西吉将台堡至镇原城墙湾段墙体走向与城障布局, 并对红庄村墙体断面进行了考古发掘, 以了解墙体结构。[1]1981年, 陈守忠对包括固原一线在内的甘肃秦长城遗迹进行了调查及论证。[2]1984-1985年, 我区文物工作者利用宁夏开展第一次文物大普查的有利时机, 组织了对包括秦昭王长城在内的全区长城遗存的专题调查, 通过新闻媒体及学术刊物通报发现的情况, 同时陆续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及研究成果, 扩大了宁夏战国秦长城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

  20世纪90年代初, 鲁人勇对文献记载的战国秦长城的修建时间进行了辨正。[3]台维斌等人对彭阳境内的战国秦长城遗迹进行了考察介绍。[4]2007年, 冯国富等同志利用国家文物局开展长城调查试点的机会, 对我区的战国秦长城以及沿线烽燧、城障、城堡、关城分布进行了调查。[5,6]2009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 根据国家文物局正式开展长城资源调查的工作要求, 对这道长城进行了全面调查, 国家文物局将调查验收成果予以认定公布。[7]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 相关研究边不断推进, 张彩萍认为这一地区的长城都是就地取土, 夯筑而成。[8]于春雷将战国秦长城地形的选择利用概括为河岸型、分水岭型、平地型三种类型, 并认为战国秦长城选址范围将肥沃的宁夏平原置于域外, 体现了昭王时代秦人对于宁夏平原价值认知的缺失。[9]

  1.3 静宁至西吉将台堡段战国秦长城走向争论

  将台堡以南至甘肃静宁县境内长城墙体走向, 由于地面保存遗迹差, 一直不太明确, 陈守忠认为战国秦长城“自通渭进入 (静宁) 县境后, 由田堡公社之陆家湾折而向北, 至上寨子经四合公社之吊岔, 红四公社之张家峡、雷爷山、高界即界石铺公社之岔儿湾、高家湾, 至原安公社之党家河、李堡出境, 入宁夏自治区之西吉县, 长达一百二十华里”。[10]静宁博物馆杨铎弼等人亦持相似观点, 即静宁-王明-将台线路走向。《静宁军事志》《静宁县志》以及《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等综述中标注的长城走向也参考上述观点。1987-1988年, 彭曦通过对静宁至西吉将台堡战国秦长城实地考察及走向的辨析, 认为该段长城是从静宁县北峡口一带进入宁夏境内, 沿葫芦河东岸经单民及兴隆至将台堡, 并对前述线路走向进行了批驳。[11](3)近年, 同杨阳通过对甘肃静宁段战国秦长城两条线路的实地调查, 也倾向于彭曦先生的观点, 并认为此段长城防御体系主要由因河为险和因山为险两种不同的形式构成。[12]张多勇等对战国秦长城的研究进展及尚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13]

  1.4 关于宁夏秦长城研究的争论

  史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进行过大规模的长城修筑活动。《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 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 北逐戎狄, 收河南。筑长城, 因地形, 用制险塞, 起临洮, 至辽东, 延袤万余里。”目前通过学者的考察研究, 蒙恬所筑秦长城主要位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北麓, 东起呼和浩特市东北郊, 向西经武川、固阳、乌拉特前中后旗, 遗迹甚至向西延伸至临近宁夏的乌海市卓子山一带。[14]关于宁夏有没有秦始皇长城, 目前考古调查尚未发现墙体遗迹, 但从史料考证的角度看, 部分学者依据《史记》的上述说法, 认为至少宁夏北部确曾存在过秦代长城。关于其修筑情况及走向线路,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黄麟书、史念海、艾冲、罗哲文等人认为秦长城从兰州沿黄河至宁夏后沿贺兰山麓北行至阴山, 遗迹已经湮没于宁夏黄河以西的流沙中;顾颉刚、谭其骧、唐晓军等人认为秦长城自兰州起至宁夏均沿黄河而北向东, 与赵长城衔接;第三种观点认为积石关以东, 临夏西北黄河河岸至阴山西南端, 包括宁夏平原段, “不筑墙垣, 因河为塞”或“城河上为塞”, 直接利用黄河作为防御措施;第四种观点认为秦始皇时期宁夏境内沿用战国秦长城, 黄展岳、彭曦、张维华、史党社等人持此观点。[15]

  近年, 有报道称在宁夏中卫北长滩及贺兰山北部卓子山一带也发现有秦始皇石砌长城, 长城遗迹的年代确定应坚持史料记载和考古调查相佐证的原则, 上述“发现”还有待进一步勘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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