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草原文学散发出如春草般生生不息的活力，也必将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未来。

　　进入新时代，草原文学将有怎样的文学选择和作为，能否从高原走向高峰？这是文学运行过程的众多参与者，如文艺政策制定者、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等共同思考的问题。回望草原文学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新时代草原文学的选择和路径可以表述为“保留民族性，同时超越民族性”。

　　草原文学“民族性”与“多样性”共生共荣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草原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也积累了诸多经验。从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以及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老一辈作家起，草原文学一经发端就已成熟，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及经典作品。草原文学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其具有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的核心表义维度就是“民族性”。

　　草原文学的“民族性”所具有的艺术力量，尤其体现在十七年文学时期（1949-1966）。当时，草原文学享誉国内文坛，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创作领域，都出现了民族特色鲜明的文本。纳·赛音朝克图用楼梯体表达喜悦心情时，大量使用了具有蒙古族文化特征的意象，以“宽长的哈达”等寄寓了本民族的历史性喜悦；巴·布林贝赫的作品《心与乳》，用蒙古族的生活习俗表达了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他们的写作，拓宽了政治抒情诗的符号系统和诗艺方式，创新了当时文坛的艺术风格。

　　在同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写作中，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朋斯克等小说家为人所熟知。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浓郁民族风格，对宽广草原的书写、对农牧民的书写、对阶级性与民族性相交织的革命历程的书写，与其厚重从容、开阔悠远的艺术气质相互成就、相得益彰。将这一时期内蒙古文学的高峰经验凝练为“民族性”是恰当的，这一艺术经验应该在今天的写作中，得到赓续与创新性的发展。

　　草原文学的“民族性”虽然指向蒙古族特色，但它并不直接等同于蒙古族的民族特质，而是一个指向多样性、具有总体性、富有包容力的概念。具体来说，是指生活在北纬40度的蒙古草原上，包括蒙古、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在内的多民族作家，面对草原从中获得的启悟，并在文本创作中以自身民族的独特认知方式来表现草原所具有的“民族性”。因而在总体上，民族性必然是由多样性构成的，这种“民族性”也意味着“多样性”的共生共荣，它们会引发各种文化间的借鉴、影响、激发和升华，从而造就内蕴丰厚的草原文学，也使得草原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

　　承认草原文学多元共存的“民族性”，意味着更加尊重、更加强调文学创作应该追求并具有自身民族的个性和特色。文学艺术的历史筛选极为严苛，只有具有个性和特色者，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经典化过程的淘洗。这也是草原文学发展的良好基础：多民族共生的宽广草原孕育了多民族的文化，每一种文化经由作家们的妙手，开出了明艳动人的文学之花，草原文学才会成为百花齐放的花的原野，并以其浓郁深厚的民族性建构了个性独具、特色鲜明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