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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兴起与民国北京的文化重塑
2019年02月22日 11:42 来源:前线网--《前线》杂志2019年第2期 作者:王建伟 字号
关键词:北京;高校;教会

内容摘要:同时,现代大学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古都的文化传统增添新的内容,重新塑造了民国北京的城市气质。教会大学在民国北京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当时在中国活动的各类教会直接资助的教会大学主要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等。辅仁大学的前身为实业家、教育家英敛之先生于1913年在北京香山创办的大学预科辅仁社, 1925年由美国本笃会正式创办,起初定名北京公教大学, 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是为“北京辅仁大学。借助大学这种新式教育机构与新媒介传播平台,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从“庙堂”走向“讲堂”,高校教授与青年学生群体作为新兴力量登上社会大舞台,在城市空间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与文化风潮,对民国北京的城市文化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北京;高校;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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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引发整个社会体系的结构性变动。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中断,失去进身阶梯,但现代大学的兴起为他们开辟了新的出路。北京作为国都,得风气之先,聚集多所著名高等院校,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种类型在此都有典型代表。同时,现代大学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古都的文化传统增添新的内容,重新塑造了民国北京的城市气质。

  国立大学

  1862年,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内城创办,开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景山东街,承担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的双重职能。可以说,教育变革是戊戌维新留下来的重要遗产。此后,北京开始出现上至高等教育下至社会教育的一系列教育机构,比如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法政学堂、学医实业馆、清华学校、铁道管理传习所等。近代高等教育在北京的发展,突破了以国子监太学为中心的传统格局。

  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冠以“国立”二字,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源于杰出的文化学术成就,另一方面源于对国家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当属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7年,北京发生了两件影响中国现代文化格局与发展趋势的事件:其一是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二是陈独秀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携《新青年》杂志北上发展。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参照德国大学模式,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办学方针,网罗众家,培养学术研究空气,聚集起了社会转型时期各类新旧知识精英,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李石曾、梁漱溟等。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成为《新青年》的作者。依托“最高学府”的声名,《新青年》发出的各种思想与主张加速对外传播,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与舆论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的教育改革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几乎同步。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的结合,使新文化运动迅速铺展开来,而改革之后的北京大学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影响,当时的代理校长蒋梦麟对此有一形象比喻:“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入的每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到达全国每一个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逐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清华大学的崛起开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类型模式。清华大学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政府在1909年设立的游美学务处及其办事机构——游美肄业馆,职能是选派赴美留学生。同时,内务部将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并拨款修建馆舍。1910年12月,游美肄业馆改称清华学堂。1911年4月1日,清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民国建立之后,清华学校被划归外交部直辖。

  清华大学创办之初带有非常浓厚的美国背景,经费主要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1914年,美国规划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受到时任校长周诒春的邀请,成为清华校园规划的负责人。经过几轮建设,清华在王府苑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20 世纪初美国大学常见的空间模式,其物质形态与中国传统书院有着完全不同的空间肌理。1920年曾到清华访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评论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1925 年,清华学校停办留美预备部,设立大学部、国学研究院,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向综合性大学过渡。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1929年6月,清华大学改归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辖,正式回归中国教育体制。

  在北京地区,除了上述两所外,民国初年还有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几所国立高校(包括高等专科学校)。以这些学校为基础,民国北京高等教育界经历多次分化与重组,头绪纷繁复杂,教育体制不断调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成形,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私立大学

  民国北京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包括国立高校,也包括众多私立高校,如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等。

  1913年,孙中山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模式在北京首创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与1924年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并称为“北有中大、南有黄埔”“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抗战期间,曾任北平市首任市长的何其巩担任校长,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积极奔走周旋,使该校一直得以保留并有所发展。中国大学自筹经费,不受日伪政府直接管制,坚持中国人自办。何其巩坚持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因此,原北大、清华、北平师大的一些留居北平的著名学人纷纷应聘于此。

  民国北京还存在一所非常特殊的高校——中法大学,在学校架构、办学理念、模式等方面都有鲜明风格。中法大学的创办是李石曾、蔡元培等一批早期留学欧美者实践教育理念、改良社会的尝试。他们从创办华工学校、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到创办中法大学,这些作法一脉相承。

  中法大学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继续和发展。1920年春,由李石曾等人发起,利用庚子赔款,将西山碧云寺的法文预备学校扩充为文理两科,改称中法大学西山学院。至此,中法大学正式创建。1921年,中法大学在法国里昂设立中法大学海外部,在比利时设立晓露槐工业专修馆。1924年冬,中法大学将理科迁至北平地安门外吉祥寺。1925年秋,文科迁到东皇城根39号,改称服尔德学院,理科改称居礼(居里)学院。1926年1月22日,私立中法大学获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认可。

  建校30年间,中法大学架构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预科、专修科、夜大到本科院校、海外部,以及配套研究机构、疗养院、农林试验场、校办工厂等海内外30多个分支机构组成的系统教育体系。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中法大学不但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科学家、文学家与艺术家,而且还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锻造了一批政界和学界的领导人才。

  1919年至1920年,先后有近1700名学生分批赴法勤工俭学,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人。他们思想活跃,亲历了法国工人的多次罢工,有机会接触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培养了初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1921年,陈毅与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了“占据里昂中法大学”运动,后被强制回国。这次运动从结果上看虽然失败了,但一批青年领袖从此崭露头角。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等人创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海外的重要组织。1923年10月,陈毅几经周折,考入了中法大学西山学院。就读期间,陈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从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毕业。此后,他与同时回到国内的蔡和森、李立三等人一起,积极投身到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

  教会大学

  在民国北京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当时在中国活动的各类教会直接资助的教会大学主要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等。

  燕京大学前身是清朝末年由美、英两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三所教会学校: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1919年前后,三校陆续合并,成为一所新的大学。1926年,燕京大学迁至海淀燕园以未名湖为中心的新校区,1928—1931年又先后征得了承泽园、蔚秀园、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为教职工宿舍区,这是近代中国规模较大、质量较高、环境较优美的校园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燕大无论在学术水平还是职业技术教育方面都得到了较快发展。1951年由中央教育部接收,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

  辅仁大学的前身为实业家、教育家英敛之先生于1913年在北京香山创办的大学预科辅仁社,1925年由美国本笃会正式创办,起初定名北京公教大学,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是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29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改名私立北平辅仁大学。虽仅存27年,但辅仁大学以精英人才为培养目标,在学术研究上强调动国际而垂久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归公有,是为国立辅仁大学。1952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1906年2月,英国的伦敦会、美国的公理会和长老会在北京东单北大街一家诊疗所的旧址上,建立了协和医学堂。清政府曾数次拨给经费。1915年7月,协和医学堂被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接办,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1921年9月,新落成的协和医学院正式开办。它以美国当时最先进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模式,把培养高水平的医学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和方法。

  民国建立之后,虽然北京的政治功能持续弱化、经济发展也比较低迷,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一直保持着中心地位。这里聚集着多种类型的高等院校与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国立、私立与教会大学各有所长,为各种文化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充裕的文化空间。凭借相对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北京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一直是最具底蕴与学术品质的城市。借助大学这种新式教育机构与新媒介传播平台,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从“庙堂”走向“讲堂”,高校教授与青年学生群体作为新兴力量登上社会大舞台,在城市空间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与文化风潮,对民国北京的城市文化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王建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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