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为清代之“天庾正供”，对于满足皇室需求、官员俸禄、军队供给、粮价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维持京城稳定的基础与保障。江南漕粮入京，需经过大通桥监督的检验与核查，只有质量合格的漕粮才能进入京仓，完成漕运的最后一道程序。清代大通桥监督的设置具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满汉双轨制，相互制约与平衡，同时大通桥监督管理与功能的发挥，与清代漕运制度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清代大通桥监督的设置与沿革

　　大通桥是位于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河上的一座石桥，始建于明正统三年（1438）。明清两朝的多数时期里，江南、山东、河南漕粮四百余万石输往通州后，因前往北京城的河道狭窄，漕船不能继续前行，所以多改换小船或陆运至京仓，其中位于大通桥附近，核查漕粮入京最后的关口称大通桥监督。大通桥监督多由户部司员担任，受户部与仓场总督的辖制，具有检验漕粮质量、监督车户、防范经纪舞弊等功能。嘉靖年间疏浚淤塞的通惠河，初命通州坐粮厅检验南来漕米，但因所委官员职微而不能弹压运粮军人，于是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大通桥创建公署，此为监督之初设。

　　入清后，大通桥监督职责进一步细化，专门掌控通州石坝运到漕粮、白粮抽查检验之事宜，同时督催车户分运京仓，兼收随粮松板。与明代不同，清代大通桥监督为满汉双轨制，起着相互平衡与制约的作用，其铨选、考核有着明确的章程，职能更为清晰。清代漕运的最高管理者为漕运总督，而京通仓的管理者为仓场总督，大通桥监督为仓场总督属员，清初由汉人司官一员任监督，康熙时改为满、汉两人，其来源以户部司官为主，同时宗人府、理藩院、国子监、太常寺、太仆寺属官也登记吏部，遇缺选用，但最常用的方式是仓场总督从京城十三仓监督中挑选合适者任职。大通桥监督的考核以其一年内转运至京仓的米数与质量为标准，合格者加级与升迁，否则交部议处。

　　大通桥监督在清代延续200余年，在清末随着黄河北徙、运河断流、漕粮改折而于光绪末年裁撤，宣告着传统漕运的彻底衰落。

　　二、大通桥监督的管理与职能

　　清代定都北京，视京杭大运河为国家命脉，漕粮为“天储玉粒”。漕粮入京关系京城供需，有着严格的程序，所以负责漕粮检验的大通桥监督地位异常重要。

　　首先，大通桥监督要检核通州石坝运到漕粮，只有达到“干、圆、洁、净”的漕粮才能进入京仓。如果漕粮有短缺、霉变情形，大通桥监督要上报坐粮厅、仓场总督，明确责任主体，对所牵涉人员进行惩罚，施行追赔制度。如果产生弊端而大通桥监督不能觉察与发现，则命监督进行赔偿，严重者降级或刑部追责。其次，大通桥监督有管理收粮经纪、督催车户的职责。收粮经纪又称军粮经纪，是大通桥监督属下具体收兑漕粮的人员，通州石坝设经纪一百名，接运八省漕粮，然后由石坝进入通惠河，甚至通惠河运粮船只也由经纪把持。经纪无实际职务，加之薪水微薄，所以经常利用其检验漕粮的权力从中舞弊，故意刁难运粮军丁、水手，收受贿赂。而车户主要负责将漕粮由大通桥输往京仓之中，也存在盗窃漕粮、掺合使假等弊端，大通桥监督需约束他们的行为。最后，大通桥监督有管理、疏浚通州至北京部分河道，经理夫役银钱、兼收随粮松板的作用。大通河水源匮乏，经常淤塞，朝阳门以南至东便门河道由大通桥监督率车户、雇募民夫进行疏浚，同时对本部门公用银两有管理之责。随粮松板主要用于京通二仓的仓房铺垫，由漕船从南方携带入京，其数量、尺寸有详细的标准，也由大通桥监督负责检验、征收，分运京仓。

　　三、京通漕运弊端与整顿

　　漕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在运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诸多的弊端，其中在京通一带军粮经纪浮收、短量，车户、船户盗窃漕粮最为常见。乾隆、道光、同治年间屡发仓场、漕运舞弊案，竟有经纪私自将折耗漕米卖与旗丁，牟取私利，朝廷命大通桥监督与坐粮厅、抽查御史不时稽查，如发现不法之事，惩罚相关责任人。大通桥监督对经纪、车户的稽查与惩治，对于防范漕运弊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漕运制度的废弛与吏治的腐败，这种整顿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漕运弊病。

　　大通桥监督自身的违法行为也会受到朝廷的惩治。如漕船抵通州，运局迟延，将大通桥监督、坐粮厅分别查明议处。如刚入仓的漕粮就发现霉变或潮湿，仓场总督、大通桥监督均需负核查不严、玩忽职守的罪名，如果霉变严重，则交部议处。

　　清代大通桥监督的设置与沿革，与国家漕运的变迁密不可分。作为漕粮入京的最后检验者，大通桥监督事务繁杂，其职能的发挥受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明显。作为仓场系统的中间阶层，大通桥监督既受到户部、仓场总督的辖制，需处理好相关的漕粮入仓事务，同时还要约束下属的经纪、车户、船户，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清代漕运的不同环节充斥着种种弊端，大通桥监督压力巨大，需要警惕各种不法行为，保障漕粮质量，同时其自身也可能陷入违法之中，成为国家律法惩治的对象。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有删减。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