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

2022-06-17 作者:李利芳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

摘  要:中国特色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属于国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需要从儿童文学特殊的文类属性出发,以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高度统一为根本价值尺度,对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标准作出具体的时代内涵阐释。

关键词: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价值论;价值观念;评价标准

作者李利芳,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兰州730000)。

  

  儿童文学价值理论的系统研究在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界一直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基于百余年我国儿童文学的价值建设成就,以及当前儿童文学事业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诸种问题,儿童文学价值论已经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是关于批评的价值理论研究,属于价值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构建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学理与现实依据

  儿童文学批评是对于儿童文学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现象的理性认识活动。这一认识过程中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具有客观的认知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价值关系,批评的基本性质是对于儿童文学价值活动现象的评价。儿童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专门学科,它最直接支撑的学科理论是儿童文学价值论,当然一般儿童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与儿童相关的跨学科理论都是必需的思想资源。

  有关儿童文学的价值理论,在我国儿童文学学界虽然没有专门系统的理论著述,但实际上百余年来学者们的兴趣与成果从来没有离开过对儿童文学具体价值问题的研究,体现为儿童文学本质论与价值论互融糅合的特征。特别是在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建设上,围绕发现儿童、科学认识儿童、教育儿童、解放儿童等价值关怀要旨,立足儿童本位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这两大支点,百余年来儿童文学在“应该如何”的观念形态上积累了丰富的创作与思想成果,需要从价值理论研究的专门视角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阐释,这是中国特色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建的主要学术资源。

  21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事业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取得持续“黄金十年”的骄人业绩,无论是在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上,儿童文学已成为备受业界、家庭、教育等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化领域。这与我国综合国力上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是一致的,儿童文学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是文化软实力内涵式提升的一个典型表征。不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也注意到儿童文学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无论是原创还是出版,面临的均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难题,聚焦的都是进一步激活文化创造活力、推进文艺创新的价值内涵建设问题。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2021年,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文艺批评对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愈来愈被重视与强化,这是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的显著体现。

  文学批评的本质是科学研究,它是活跃在文学第一现场,直面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而作出价值评价的理性认识,是专门性、专业性的价值阐释活动。这一阐释对于“揭示文本价值意义”“引导创作”“指导读者”“文学史建构”等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批评对于文学理论建构毫无疑问也是非常关键的,“它终极目的,必然是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是文学理论”。

  在高质量推进儿童文学事业的征程中,业界对于儿童文学批评滞后、批评不在场、批评不能及时发挥其理论武器的作用等问题的不满颇有时日,与21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形成严重错位,这一问题迄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儿童文学批评乏力,除去不能及时营造话语氛围、提高评价标准、积极引领创作风尚之外,还面临着批评力量不足、批评价值使命担当不够、无力应对社会对儿童文学愈来愈倾注的价值关切与问题争议等这样一些状况。

  我们需要穿透表象,理性分析处于学术场最前沿的儿童文学批评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批评缺乏战斗力与说服力只能说明儿童文学基础研究根基不牢、学术领域不宽不厚、理论思想基点定位不高。儿童文学批评状况直接反映我国儿童文学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深层次映现儿童文学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实力水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儿童文学批评出现问题的根由绝不在批评本身,而是首先在批评背后的理论支撑,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出了问题。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仔细冷静地辨识一下学术史,找准批评再出发旁涉到的一个系统工程。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学科重建秩序并取得卓有影响力的成就,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体现在学术原创能力上。新时期初成长起来的代表性学者,都毫无例外地拥有代表性理论著作,研究提炼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与理论范畴,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表述影响深远,一直是近40年来研究界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基本上这些学术思想至今难以被超越。如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追随永恒”“儿童文学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班马的“儿童反儿童化”“前艺术思想”,方卫平的“儿童文学的接受之维”,孙建江的“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刘绪源的“供儿童审美的文学”“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汤锐的“双逻辑支点”“比较儿童文学”,朱自强的“解放儿童的文学”“分化期”“儿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体化”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思想理论在相当长时间内为儿童文学批评赋予鲜活的方法论资源。

  概念与理论命题的提炼是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石,最直观地显示理论的活力与其强大的应用能力。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儿童文学系统理论建构的黄金期,出现了一系列的标志性理论著作,如《童话艺术空间论》《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童话的诗学》等。一批拥有理论激情与潜心治学的学者共同营造出一种积极活泼的理论生态,特别是他们的理论建设与批评文字深度互动、彼此致意,坚实地刻录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成长发展的印痕。

  21世纪以来逐渐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数量上远远多于此前,整齐的研究生学制(特别是博士阶段)、专业化的学术训练也优于上一代学者,大家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也确实做出了代表性成果。但是纵览这一时期的建设成效,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太显著的突破,大家对理论建设似乎没有表现出太浓厚的兴趣,建构原创理论的意识还比较淡薄,“评论家”出现了不少,但是鲜有被命名为“理论家”的,能够沉淀下来的、具有相当传播力的、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非常少。比起令人堪忧的批评现状,基础理论研究面临的问题其实更为突出,这些问题深刻地映现出我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学术原创能力亟待加强的基本事实。

  儿童文学批评和基础理论研究紧密互动是打造批评新格局的必由路径,当然这二者与儿童文学史的内在深度联系,它们三者间互融共存、彼此不可或缺的事实所确立的健康的儿童文学学术生态,是从深层次上改变批评面貌的逻辑出发点。近年来,研究及出版领域对儿童文学、儿童期刊系统文献的整理出版有大的推进,儿童文学史的建设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当前最需要加强的是理论及批评的学术自觉,需要在对学科学术史的总结研究中,回到加强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任务上来。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着诸多新问题,中国社会的变革实践与儿童的成长发展向儿童文学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解决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民之问的力量来源于儿童文学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来源于对儿童文学价值透彻的解剖力与理解力,来源于对儿童文学中国经验的判断力与解释力。这一切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建研究开展的基础学术背景。

  二、构建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内涵与价值尺度

  儿童文学是打通儿童与成人两个世界的一种很典型的精神创造活动,它的根本使命是服务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因此是民族文化建设中非常基础、实践性非常强的创造性活动。儿童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促进儿童文学更好发展,它是一种在特定哲学观念、文化意识、儿童情怀支配下的精神价值阐释活动,本质上也是以儿童为中心,解决儿童精神建设问题,具有非常强的文化实践属性。在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界普遍重视儿童文学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大背景下,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设的主体性与原创性充分体现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学科自觉,是创新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格局非常基础的学术工作。

  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是“包括评价标准在内的价值观念或意识,价值选择或取向等一系列范畴及相关的机制”。中国特色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属于国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研究立足中华文化传统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语境,以对百余年来我国儿童文学价值建设经验的总结提炼为基础,学习借鉴世界范围内先进的儿童文学价值理论,坚持问题导向,以烛照当下儿童生存与生活、引领儿童未来发展为基本目标,着力构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

  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在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文学价值观念是文学主体关于文学价值现象或价值关系的系统化的看法和观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模式性,实质上成为文学价值认知活动中主体内在性的评价标准、价值尺度、评价的思维框架。”儿童文学是成人社会为儿童群体专门打造的,因此价值观念主体呈现出较复杂的状况,特别是受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主导社会发展任务的差异的影响,由此带来的儿童发展问题的不同重心,也可以说是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儿童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导致价值主体介入的类别、层次、内涵的巨大差异。我国儿童文学诞生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型期,“现代中国”的价值属性自诞生起便嵌入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中,国家本位、家国情怀成为首要的价值主体,这又接通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秀文化基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意识照亮儿童问题的直接动因便是民族存亡,“故吾恒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岁以下之童子乎。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儿童被发现既是有关儿童主体确立的划时代命题,又是一个和国家命运、民族复兴休戚相关的价值恒定课题,因此,“儿童—国家”便构成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主体的两个起点,也是遥相呼应的两个端点,在它们之间再具体生发、延展社会与成人等其他主体概念。

  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高度统一是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被确立为批评价值体系的根本价值尺度,来源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伟大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创新。

  在20世纪上半叶救亡图存的年代里,无论是在观念启导、传播新知,还是凝聚力量、参与战争方面,儿童与儿童文学都曾积极汇入大时代主潮,秉持强烈的国家意识,为“现代中国”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20年代,叶圣陶开创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发展道路。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发起“儿童文学运动”。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高度重视儿童文学事业,赋予其更高的社会价值地位,从组织规划、期刊阵地、创作、译介、研究等软硬件条件保障上使其获得系统深入的发展。左翼作家尊重少年的兴味、儿童读物的趣味,在此基础上强调儿童文学要“竭力和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起来”。左翼文艺运动将儿童文学直接带入有关国家前途命运、思想政治变革的最前沿,是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一体式内涵建设从观念走向实践并不断深化的过程。“新的儿童”“新的儿童文艺”,“新”是20世纪30年代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中心词,它深刻映现出当时知识界对儿童文学时代价值的急切召唤。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难当头,高扬的战斗意志与爱国主义精神在儿童文学中获得充分表达,一批以“不屈服”为主要精神性格的儿童人物形象站立起来。战时环境深刻影响到儿童文学的文体发展,童话的隐喻功能、儿童戏剧的表演功能、儿童小说的再现功能均被强化。如苏苏在1938年出版的《小癞痢》就是将儿童主体性置于“新中国”的高度而创作的一部佳作。

  1947年,范泉在《新儿童文学的起点》一文中提出了建立中国风格的新儿童文学的四个根据,第一个是“应当把血淋淋的现实带还给孩子们,应当跟政治和社会密切地连系起来”;第三个是“要使他们认清现实,指示他们未来的路向”。陈伯吹在《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中忧虑地指出儿童读物的贫血状态,认为要拿出艺术的良心来,站在教育文化的岗位上向贫血的儿童读物输血,并就儿童读物编著问题作了详细论证。他认为“题材的采择”有两个标的指向两个广大的领域,第一就是“社会”,“我们必须把历史上的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化到原子时代的生活的演变情形,指给我们年幼的一代的儿童看。旧世界怎样改变成新世界……最后还要强调那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在新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被赋予新的价值使命。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中国少儿出版及儿童文学事业迎来黄金发展时期,儿童文学对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关键作用获得从上到下的充分共识。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文学饱满地浸润了时代风气,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

  儿童事业的发展水准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显性的一种体现,中国儿童文学百余年来的进步历程与民族解放、国家繁荣发展息息相关。1984年,曹文轩提出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这是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的再出发,它指向中华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的家国情怀获得全新的价值内涵。40多年来,儿童文学价值观念逐步获得多元纵深的推进,创作与出版界在文学与儿童精神涵养的价值关系建设上,作出了卓有成就的探索,出现了一大批代际传承的优秀专业作家,童书出版事业自21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肌体活健、发展迅猛的态势。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事实证明,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没有辜负这个时代的期许。

  跨越一个世纪的艺术攀升,我们看到了“为儿童”的文学如何与现代中国一起进步成长,如何从内忧外患的生存焦虑走向国富民强的全面小康,如何实现从容优雅、科学前瞻地审视与发展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同构价值主体的文化经验。因此,在“社会性”的思想框架中定位、建设、研究儿童文学,是一种理性的价值选择。这一理路并不排斥儿童的自然属性,并不掠夺“儿童性”。相反,它更务实地尊重社会存在事实,关切儿童成长环境,积极探讨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发展水准能够创设更好的儿童发展可能。事实上,百余年来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始终围绕这一价值核心在努力建设。发现儿童的逻辑起点,在20世纪初的社会建设任务中,同时直指为国家民族的新生,儿童文学自诞生起就与民族的独立觉醒紧紧连在一起。儿童文学的价值建设始终是一个紧迫的、现实的、实践的话题。在满足儿童精神需求与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平衡中,儿童文学找到了“主体性”发展的有效路径,即以尊重儿童主体创造为前提的民族主体性建设,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不断获得深化。

  三、儿童文学批评的新标准

  评价标准是文学价值观念的核心,是整个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中的“硬核”。评价标准是评价文学价值的尺度、界限、准则,它普遍表现为“应该如何”的形态。评价在文学价值活动中无处不在,它反映在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中,体现客体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主体的需要和愿望,或客体是否具备满足主体的条件等。主体据以作出评价的尺度就是评价标准,因此,掌握公正、合理、科学的评价标准便成为关键。

  儿童文学是成人社会为儿童生产提供的文学作品,建立在对儿童认识、发现、深度理解共情的基础上,以积极接收消化儿童的价值评价为前提。成人智慧渗入价值引导,完成无处不在的“双主体”共在的价值评价环节。儿童文学的接受主体虽然是儿童,但是它的评价绝不可能是纯粹的儿童主体。成人主体从“发现儿童”那一时刻起,他的行为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包括随之而兴起的文化与教育供给行为,都是建立在与儿童对话基础上的融成人与儿童双主体的价值建设。自然,这一切体现成人与儿童价值意识的成果能否被儿童真正认同,儿童能否与之建立起牢靠的价值关系,据以判断的终极权利掌握在儿童手中;如果儿童不心甘情愿吸纳,对此不表现为“欢喜”的审美体验并以此产生自主延伸阅读的可能,那么儿童的评价便不是积极的。当然,儿童评价的内在尺度,或儿童以审美能力为基础的评价能力是通过成人的审美引导发展而来的。健康的状态是成人一直能够积极介入儿童内在价值尺度的建设,二者处于一种双向的激活状态中。因此,儿童文学评价标准的焦点就是价值本位的确立与几重价值主体要素的兼顾,以此探索其中复杂的关系纠葛与内在的美学规律。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作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阐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是当代我国文艺批评的新标准”。中国特色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需要从儿童文学特殊的文类属性出发,以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高度统一为根本价值尺度,对“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标准作出具体的时代内涵阐释。(一)“历史的”标准为儿童文学确立广阔的价值视角儿童文学的气候整体上显“小”显“弱”,文学影响力冲击力不强,根子出在这一活动主体的总体历史意识上。人们总是以为给孩子的材料,不需要那么深奥,简单对应现实,宏大的历史观问题和儿童文学似乎没有关系。事实上,我们教给孩子的世界就是我们成人所认识的世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代表了我们所希望的孩子能够传承发展的世界。如果没有宏大的民族、人类、地球、宇宙的历史意识作支撑,我们给孩子的文学的历史逻辑就是封闭狭窄的,就是不去主动承担人类历史责任、不去创造新世界的表浅的存在。“历史的”标准赋予儿童文学世界以宽度、厚度、高度。今天的儿童文学之所以远远满足不了孩子们的审美期待,主要是因为作品缺失足够的建立在“历史”内容基础上的思想创造力。我们看取“世界”的眼界太局促了,没有足够的穿透历史、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也就难以获取朝向未来的无羁的想象力。儿童文学作家的眼睛需要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向注目,这首先需要在大历史观的照拂下洞察自然与社会。

  “历史的”标准引领我们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把握当代中国历史方位去为孩子提供精神产品。作为适宜儿童接受的主要文化产品,儿童文学的文化传承功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原创儿童文学均表现出足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积极以儿童文学进行艺术转化与表达。但这是一个具有较高难度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需要科学、先进的历史观作价值引领。

  对于面向孩子的文学来讲,“历史的”标准又需关注人类童年史的进步历程,深刻领悟儿童“被发现”的历史进步意义,在深邃的历史意识中观照儿童的解放问题。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论的研究,更要树立历史的、具体的、动态的百年综合价值系统观,尊重本土文学道路的历史经验,批评价值体系的建立要有正确历史观的引领,展开批评要有历史方位,对价值问题不作孤立片面的理解与阐释,以“历史的”标准增进批评论理的深度,增强令人信服的效度。

  “历史的”标准不是简单的以“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它提供文学思维的大逻辑体系,对儿童文学尤其关键。当我们面向生命的起始处时,“历史的”标准告诉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这也是给孩子的文学要解决的最高价值目标。(二)“人民的”标准解决儿童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儿童文学由于是专门为儿童服务的文学,人民性的内涵有其具体针对性与丰富的层次性。儿童文学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儿童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儿童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作为文学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儿童对文学的需要是儿童文学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儿童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性在儿童文学中首先就是指“儿童本位”,指向具体的鲜活的儿童群体。儿童文学聚焦文学人民性中具体的“儿童”这一部分,使得人民性作为普遍性的标准可落实更丰盈的内涵。人民性保证儿童在儿童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这要求作家具有深刻的儿童本位意识,高度的与童年共情、展开文学对话的能力。

  正如“历史的”标准扩延儿童文学的价值视角一样,“人民的”标准同样从根本上解决价值立场的问题,它要求作家将中国的儿童、世界的儿童一视同仁地放在心上,要具有前瞻的面向未来的意识,全面深入儿童心灵世界,共情他们的喜怒哀乐与理想愿望所系,以符合他们身心发展规律的审美方式引领他们精神成长。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国家与人民的同一性、一体性,从根本上保证儿童文学中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高度统一。

  儿童文学中人民性的价值主旨并不孤立地局限于儿童群体,也指整体的、全体的人民。因为儿童属于整个社会体系,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并不只是因儿童而儿童这么简单。“历史的”“人民的”意识与内容都是儿童发展应该具备的,儿童文学需要以“历史的”“人民的”标准去规划设计它的思想内容,引领孩子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民观。(三)“艺术的”标准坚守儿童文学的本体文学属性儿童文学本质上是“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本体属性是审美,它以艺术的表达方式,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去发现美、创造美。作为一种专门的精神创造活动,儿童文学的艺术性有其自身的尺度、准则、要求,并不因为其提供给儿童就降低艺术上的要求。“艺术的”标准的强化,着力在提升儿童文学的艺术品位。

  传统观念中“儿童”处于弱势地位,有关儿童的工作都是“小儿科”,通常为人们所轻视或忽略,“儿童文学”的地位也是一样的。人们在观念上并未重视儿童文学的专业性与艺术经营之难度,以为给孩子的东西很好打发,写不了成人文学的才去搞搞儿童文学,这都是缺失科学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的具体表现。儿童对文学的艺术性有很高的审美期待,适合儿童接受的语言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语言,对作家的语言功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此外,童诗的韵律之美,特有的童真童趣;故事的想象力与幽默感,极富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自由快乐的体验;真实的幻想世界的创建,冒险精神与对未知世界的探寻,多层意义世界与主体性建构等,均属于建立在对儿童心理深刻把握基础上的文学转换。它深广的艺术性含蕴是我们需要好好去勘探的,从语言到叙事、讲述、呈现,“艺术的”标准无处不在。

  儿童文学所以强调“艺术的”标准,还有一个具体的背景原因是,由于儿童文学天然秉承“教育”儿童的责任,成人社会在施以“文学”的目的时,极易导致仅把文学当成载体与工具,不重视文学自身的艺术建设而直奔教育的主题。“艺术的”标准被忽略的后果就是儿童文学丢失文学本体属性。新时期之初,儿童文学重振的主要任务就是首先“向儿童”与“向文学”回归,找回儿童文学自身。

  21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进入黄金发展期,社会与家庭对儿童发展给予的重视、儿童精神产品的巨大需求、童书市场的繁荣与诱人的商业利益、少儿读者意识与能力的快速发展等,共同制造出喧哗热闹的儿童文学文化场域。相关事业一路高歌猛进,的确创造出令人振奋的文化业绩,但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发展瓶颈问题,主要表现在艺术创新能力不足,模式化、复制化、跟风创作流行,首创、原创、追求精品的艺术标准不高,“量”大但“质”还不精深。“高质量发展”在“艺术的”标准问题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四)“美学的”标准建构儿童文学的中华美学精神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虽然受到西方儿童文学观念的影响,但它是在中华文化母体内孕育、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为基础而诞生的。经历了百余年自觉的本土化发展历程,中国儿童文学已形成鲜明的民族美学气质,已经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文学类型。

  “美学的观点同艺术的观点是不同的,美学的观点是意识形态性的观点,而艺术的观点则是非意识形态的观点。”“美学的”标准指向的是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念,是受价值选择与取向影响下的审美判断,深层次上由作家的文化身份与文化基因所决定。“美学的”自觉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中国儿童文学“美学的”标准建构儿童文学的中华美学精神,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审美创造,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标识。

  “东方美学的特质决定了东方儿童文学的文化基因与美学精神,其主体基调走向在一种‘和合’的价值取向……它偏重社会伦理,突出‘情’之于儿童生命主体成长的同化作用。”中国儿童文学作为典型的东方儿童文学,百余年来在文学之于儿童的价值关系建设上作出了积极的审美探索,这样一种丰富的中国实践需要理论作出系统的总结与研究。“美学的”标准引领我们重返文学史,重新利用理论与批评成果,系统建构中国儿童文学美学思想体系,为儿童文学“美学的”批评标准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儿童文学的中华美学精神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精神,这是儿童文学“美学的”标准的核心。这一标准的“时代性”体现在以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高度统一为根本价值尺度,以积极借鉴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的优秀成果为基础,立足本土儿童文学既有美学经验,打造融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与中华文化精神于一体的崭新的儿童文学美学形态。

  “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作为中国特色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核心,对其价值内涵的阐释是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明确批评的价值理论研究视阈,增进批评的理论意识与价值论方法指导。儿童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关于儿童文学价值评价的学科,提升其科学性与专业性的基本路径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紧密结合儿童文学文类的特殊属性,树立先进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立足中国实践发展中国儿童文学价值理论。本文围绕儿童文学批评根本价值尺度与批评标准的基础理论框架作了初步探讨,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接下来需要对批评价值体系内部构成展开细化研究。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责编: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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