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格非，这笔名显然来自“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这个笔名富有儒家民本思想的意味，也因此成为不少家长给孩子起名的选项。北宋就有文学家李格非（李清照之父）。而当代作家格非似乎有意以此笔名寄寓匠心：以小说去揭示历史与人生的某些鲜为人知的玄机，以“格”人们习以为常的某些定见之“非”。事实上，这也是许多作家孜孜以求的一个文化目标：如何让人们摆脱简单、肤浅成见的束缚？就如同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过的那样：“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这句话许多年后在思想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也得到了悠远的回应：“人的理智无法给许多对人类极为重要的问题找出最后的答案”。而爱因斯坦也曾经指出：“……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 由此可见，对世界的神秘与神奇保持敬畏之心，对命运的多变、世事的偶然、人心的叵测、个性的局限葆有清醒的认识，对于绕过一个又一个命运的漩涡，很有必要。想想多少人间悲剧源于人们的妄自尊大，多少阴差阳错来自人们的想当然，是足以令人感慨良多的。 

　　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影响极深的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也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曾如此谈到过世界的神秘：“象棋棋手们不知道有一位运动员在指引着他们；运动员们也不知道他在受着上帝的指引；上帝同样不知道自己在受着其他上帝的指引。”这说法使人想起了中国的古老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使人想起了那句俗语：“人没有长后眼睛”。米兰·昆德拉不是也曾经指出过么：“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的永恒真谛”。 还有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也在小说《毒吻》后记中指出，“小说应该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一切，都足以令人想起《老子》中“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的精辟断语。 

　　博尔赫斯的名篇《交叉小径的花园》就写出了阴差阳错、歪打正着的诡异：一个怯懦的黄种人余准为了拯救德军而冒险，在危急中刺杀了友人、著名的汉学家艾伯特，仅仅因为艾伯特也是英国一个城市的名字，他以这样奇特的方式暗示德军去攻击那个英国城市。小说围绕这个充满诡谲氛围的故事，通过余准与艾伯特的交谈，揭示了世界如迷宫，宇宙如迷宫，迷宫错综复杂，生生不已，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的神秘玄机，以及时间和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这样，人间的许多恩恩怨怨都可以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中呈现出莫衷一是的不确定感来，而这或许正是经历过狂热以及接踵而至的幻灭的许多中国文学家纷纷认同博尔赫斯的原因所在吧——马原、余华、孙甘露、格非、吕新都写出过明显带有博尔赫斯风格的小说（如马原的《虚构》、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孙甘露的《访问梦境》、格非的《褐色鸟群》、吕新的《雨季之瓮》）。格非的成名作《迷舟》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中浸透了命运变幻莫测的诡异感，又于特定历史氛围的渲染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起伏中，显示出作家既揭示神秘又超越晦涩的匠心。 

　　二 

　　格非的中篇小说《迷舟》写了一场阴差阳错的悲剧：萧旅长本是为了奔丧而回乡，没想到邂逅了少年时的恋人杏，更没想到他与杏的旧情复燃会导致杏的丈夫疯狂折磨杏，而他护送杏回娘家的举动又在冥冥中与上司对他可能叛变的怀疑阴差阳错碰到了一起，最终因此糊里糊涂送了命。小说中多处点染命运的诡异：萧的指挥部在“棋山”，就隐含了人生如弈棋的神秘意蕴。马三大婶的突然来访并且告诉他父亲的死讯、同时暗示他回乡可与杏相会，一下子“揭开了他心中隐藏多时的谜团，但它仿佛又成了另外一个更加深邃的谜的谜面”，谜中还有谜，而当事人却浑然不觉，正所谓“当局者迷”，而旁观者又何曾清？世事如烟，常常要到结局的猝然出现，命运的玄机才水落石出，“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萧回乡前专门卜了一卦，而道人的告诫是当心酒盅。自古以来，问卜常常充满神秘意味。“倒霉上卦摊”一语和卜者的高深莫测也每每昭示了不祥信息。果然，萧的悲剧结果其实与酒无关，而与上司的猜疑偶然巧合。这样，作家就揭示了人生如迷舟的玄机。这样的故事很容易使人想到博尔赫斯在诡异的故事中点出命运不可知的风格。不过，《迷舟》还是写出了中国神秘文化的意味：故事的阴差阳错，命运的跌宕起伏，一切都充满出人意料的偶然，神秘莫测。“身世浮沉雨打萍”（《过零丁洋》），一如文天祥感慨的那样。在一连串的偶然中，人心的恍恍惚惚、事件的曲曲折折都鬼使神差导向所有人始料未及的结局，唯上司的怀疑似乎得到了验证，却也纯属想当然的巧合。 

　　《迷舟》是格非的成名作。该作发表于1987年，正是“新潮小说”“新写实小说”彼此激荡之时。《迷舟》充满神秘氛围，却并不晦涩。故事跌宕起伏，颇见作家写实的功力。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以1928年北伐战争为背景，散发出历史的迷雾。随后发表的《大年》《青黄》《风琴》和长篇小说《敌人》也都凸显出似乎有意远离现实的民间史意味——《大年》讲述了乡村无赖豹子趁乱闹事，乡绅丁伯高希望消灾，却因为种种偶然而枉费心机，最终死于非命，而豹子本人也死于新四军的线人之手的故事，令人想到被大历史遮蔽的小历史（关于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乃至一所学校、一座教堂的历史）；还有《青黄》关于地方志中涉及娼妓的模糊记载，也悄然引出了往事如烟与人心莫测的微妙点染——人们或者不愿意提“不光彩的事”，或者“在揭示一些事情的同时也掩盖了另一些事”，或者与史上的传说有关，或者“把接踵而至的灾难归咎于冥冥中的天意”，一切都扑朔迷离，影影绰绰，使人联想到无数迷雾缭绕的命运、传说与虚构混融一体的不确定历史，以及深不可测、令人浩叹的人情世故。《风琴》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游击队打伏击却阴差阳错被伏击的悲剧，与汉奸告密有关，也隐隐昭示了命运的诡异：“在地里洒下荞麦的种子，却收获了一袋芝麻”，而不是常言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敌人》则通过一系列“无法说明的感觉”（从隐隐的不安、征兆、突如其来的流言、莫名其妙的幻觉、鲜为人知的梦魇，到瞎子算命引起的笃信，仇人是谁的谜贯穿始终，一直面目模糊）还原了乡村生活的如梦如烟，人生忧患的层出不穷、茫茫无际。 

　　这些早期作品既有“先锋小说”的朦胧与神秘，又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性，还有民间历史的似有若无，因此具有了某种鲜明的个性特色——将先锋手法与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令人恍然顿悟的禅机熔于一炉，从而在众多的“先锋小说”中格外引人注目，又与那时流行的“新历史小说”（以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米》、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贾平凹的《白朗》等作品为代表的民间史叙事）悠然相通。以朦胧、诡异、如梦如烟、扑朔迷离乃至魔幻的笔法去回望民间往事，从而写出一部部鲜为人知的“秘史”“野史”，这样的“新历史小说”就为“先锋小说”增添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不仅成为“正史”的补充，也与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许多作品区别了开来。 

　　因此，尽管在格非早期的小说中，像《褐色鸟群》那样被称为“仿梦小说”的名篇也赢得了广泛的好评，笔者还是觉得，以《迷舟》《大年》为代表的富有历史感、神秘感的作品更耐人寻味。这些作品不仅揭示了命运的变幻无常、人生的恍兮惚兮，使人联想到“天意高难问”（杜甫《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天意从来高难问”（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的古老感慨，而且足以催生对历史复杂性、含混感的深长之思。事实上，写出历史的复杂性、含混感，不一直是当代作家在思想解放浪潮中追求的目标之一吗？从乔良的《灵旗》、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权延赤的《狼毒花》那样的革命史小说到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古船》、苏童的《罂粟之家》那样的乡村史小说，还有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老鬼的《血与铁》、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那样富有非虚构色彩的家史作品，都打开了一扇扇历史之门，还原了历史的五光十色、云山雾罩、盘根错节、难以理喻。生活、社会、历史从来就是那么言人人殊、也因此才特别显得混沌丰饶、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的吧！ 

　　联系到后来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不是仍然延续了《迷舟》《大年》的神秘之思、又进而扩充了博大的气势与感伤的诗意么？ 

　　三 

　　20世纪90年代初，格非一度从事过重写古诗意的尝试。其收获便是《锦瑟》和《凉州词》。众所周知，《锦瑟》是李商隐的名作，也是诗人最难索解的作品之一。其中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良玉生烟诸典显然寄托了诗人怀才不遇的伤感，又以词藻的华美、深沉的喟叹、起伏的韵律感人至深，因而引起了历代文人的纷纷猜测、好评如潮。一直到当代，许多“朦胧诗”的作者和“先锋小说”的作者都推崇李商隐（如王蒙就写过多篇读李商隐的心得笔记；莫言也十分喜欢李商隐的诗，认为其中的“朦胧美”就是“中国的蓬松潇洒的哲学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可见李商隐与当代文学家的深刻联系。而《凉州词》则是王之涣的名诗，以壮阔苍凉的气势，借“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塞外风景抒发守边将士凄怨又悲壮的情怀，历来为人传诵。以这两首古诗为题，格非写出了怎样的当代意味呢？ 

　　小说《锦瑟》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多舛，将李商隐的诗意改写成一个“可怕的寓言”：在时光倒流的叙事中，一连串的厄运为什么无法躲避？无论他是书生还是商人，抑或是皇帝，都难逃不祥之兆、噩梦和死于非命，也与李商隐诗的神秘感不期而遇。“人们总是无法预料自己什么时候会突然背过，无论你考虑得多么周全，无论你贵若天子，还是贱若乞丐，恶运都会出其不意地撵上你。”古往今来，多少失意者有过这样的切肤之痛！甚至好些幸运儿也常常莫名其妙就遭遇了灭顶之灾！当格非将这一宿命感与李商隐的名诗联系到一起时，他似乎有意消解了原诗的美感，而凸显了厄运的阴森可怖。文学之谜就这样与人生厄运发生了微妙的关联。 

　　而小说《凉州词》则消解了原诗的苍凉气势，写出了中国社会古往今来一直绵绵不绝的人情冷暖。小说通过一位博士生研究王之涣，道出了唐代诗人与歌妓的微妙关系：诗人的诗需要歌妓演唱才可能“走红”。可王之涣相貌平平、神情犹疑，加之他的诗不适合歌妓咏唱，因此备受冷落。没想到他的妻子为了丈夫，虽嗓音欠佳也想法扮成歌妓，唱《凉州词》以聊博关注。至于为什么王之涣诗作传世甚少？还有种种说法：他对于自己的诗作极为苛刻，在病重时焚诗，是出于自我毁灭的冲动还是渴望身后不朽的一种冒险？一切都只能留待猜想，而且不会有准确的结论。而猜想者、研究者的种种猜想与研究也常常难免以己之心去“猜测和幻想”吧。如此说来，哪有“真实”？哪有“定论”？小说《凉州词》因此拂去了小说《锦瑟》的宿命感、诡异感，而代之以迷雾笼罩的缥缈氛围，点出了命运存有种种可能，世事难有定论的高深禅机，读来耐人寻味。 

　　重写历史传说，是十多年前的一股文学热潮。这股热潮显然受到美国后现代风格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改写格林经典童话《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写出《白雪公主后传》的影响，其实也可以上溯到鲁迅的《故事新编》乃至《金瓶梅》对于《水浒传》的续写，还有歌德对《浮士德》传说的重写。在重写或改写中，呈现出不同作者对人生多种可能性的特别兴趣与重新思考。中国当代文学中，李洱的《遗忘》对神话混乱感的揭示，还有李锐的《人间：重述白蛇传》、苏童的《碧奴》对孟姜女哭长城的改写、叶兆言的《后羿》对后羿射日故事的改写，以及阿来重写的《格萨尔王》都体现了当代人在重写传说中探索历史与传说的另一种可能的尝试。毫无疑问，在世事如烟、人心如谜、历史如乱麻的审视中，蕴藏着重新发现历史、感悟命运的多种可能。而格非的《锦瑟》《凉州词》则在尝试不同的改写方式中将对于文学与人生、历史与可能的感悟与前述《迷舟》《大年》对现代民间史的书写悠然地勾联在了一起，体现出对经典乃至古人命运的别样思考。在这样的改写与猜想中，作家对命运的深切感悟也得到了别致的呈现。 

　　命运，就这样成为格非小说的基本主题。这也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他曾自道喜欢独处、冥想，在这种情形下，写作对他的“幻想、行为以至梦想赋予了某种形式”，并使他“感到了一定的自由。” 在这样的自我分析中，昭示出他作品中阴郁、感伤基调的心理来源。在这一点上，他与农村少年莫言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格非在独处中咀嚼着命运的苦涩，而莫言则在独处中积蓄着朴野的力量。他们后来的小说风格，一内敛，一狂放，对比鲜明，却都是深重苦闷的不同体现。 

　　四 

　　现在，应该来看看“江南三部曲”了，看看格非在这部追求史诗风格的厚重之作中对大历史与一个地方的民间史作出了怎样的探寻。 

　　关于“江南三部曲”，论者多多。或论其中弥漫的诗意，或谈其中的存在主义意味。格非本人也将自己的写作概括为“尝试解释个人的生命，感觉，记忆之间的种种关系”。然而，宏大而动荡的大时代与民间社会生活的穿插、交织仍然使这三部曲与当代众多写民间史的力作（古华的《芙蓉镇》、李锐的《旧址》、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安忆的《长恨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等）汇成了一股探询历史的复杂性、混沌感的澎湃思潮。在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梦想的诱惑与现实的残酷、个人的种种欲望细流汇成命运变幻多端的波澜，加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一切都在时间、偶然事件的网络中交织成晦暗不明、光怪陆离的一团乱麻，使人若有所悟：看起来好像一目了然的美好规划其实会被时间与偶然悄然改变，貌似简单的人际关系却会因为鬼使神差的命运捉弄发生始料未及的突变。一切系于层出不穷的偶然。可格非仍然在一个个变化多端又恍兮惚兮、影影绰绰的故事中揭示出那贯穿于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玄秘禅机：“江湖多风波”（杜甫《梦李白》），多少人能够“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还有多少人到头来，“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三部曲中，《人面桃花》的书名来自崔护“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意，那是一首怀念的诗，浸透了神往与感伤的脉脉温情。而小说《人面桃花》则通过清末民初时富家小姐陆秀米对行动神秘的革命党人张季元的渐渐了解，写出了革命党人的复杂内心世界，以及古老“大同梦想”的影响深远又虚无缥缈（从那张古老的《桃源图》到革命党人一厢情愿的宏图设计）。只是，为什么在寻找梦想的过程中，在经历了同志被杀头的恐怖后，张季元会产生这样的感慨？——“不知为什么，最近的这些天来，我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或者说，它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好比说，有一件事，你一边在全力以赴，同时，你却又明明怀疑它是错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再比如你一直在为某件事苦苦追索答案，有时，你会以为找到了这个答案。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答案其实不在你思虑之中，它在别的地方。”这说法除了表明他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外，也很自然使人联想到法国诗人兰波的名句“生活在别处”，以及米兰·昆德拉借此名言描写一位诗人命运的名篇《生活在别处》。只是，诗人对浪漫生活的永远向往到了《人面桃花》中却产生了令人喟叹的另一层意味：生活从来就与想象不一样。就如同饱经沧桑的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也一针见血指出过的那样：“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在乱世的迷雾与风风雨雨中，陆秀米因为被绑架而见识了既是世外桃源也是土匪窝子的花家舍。后来逃出生天后，她渴望变革社会，可种种的努力为什么得不到人们的支持？……一个女人的梦想与幻灭就这样道出了历史的混沌、命运的强大：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终于在无数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的奋斗中发生了巨变，可在此地，对于陆秀米这样的有志者，却因为理想的不切实际，终归于失意。这样的故事很自然使人想到了那些革命路上的失踪者和失意者，甚至可以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在思想解放的洪波中，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命运，就如同范缜早就指出的那样：“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出?”（《南史·范缜传》）命运无常，自古而然。一个有理想的女子在现实中经历的幻灭，其实是多少普通人人生的缩影！现代文学以来，鲁迅的《在酒楼上》、茅盾的《幻灭》、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沈从文的《长河》、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铁凝的《玫瑰门》……不都揭示了个人在时代风潮中的幻灭感吗？记录下这样的悲剧，也就是在引人关注大时代中普通人五味俱全的生命体验。 

　　《山河入梦》回首的是激情燃烧的20世纪50年代 ，书名也令人联想到“山河频入梦，风雨独关心”的古诗（王冕《有感》），还有陆游“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名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在小说《山河入梦》中，梅城县县长谭功达（陆秀米之子）雄心勃勃要改天换地的“桃花源”梦想也因为好大喜功而屡屡受挫，最终下台。他曾经的恋人姚佩佩憧憬着浪漫爱情却阴差阳错沦为杀人犯的结局也与谭功达满怀豪情却政坛失意、被贬的结果殊途同归，使人不禁联想到那个年代并不少见的幻灭人生。耐人寻味的是，谭功达在花家舍（又是花家舍！）却一度为岛上人们的丰衣足食而感动，可不曾想那里已经成为人们“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每个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的过失、错误、乃至罪行”，“每一扇窗户背后，都有一双充满警惕的眼睛”的地方。至此，“花家舍”的荒谬意味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世间没有“乌托邦”。读《山河入梦》，笔者想到了莫应丰的长篇小说《桃源梦》对逃离现实、遁入空想、终至幻灭的无情讽刺，也想到了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对历史在扭曲一些人的情感的同时也没有改变山镇中淳朴的古风，想到了张贤亮的中篇小说《河的子孙》中对农民应付折腾、善于周旋的欣赏，还有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孩子王》中的知青对朴素活法的固守，亦有迟子建在中篇小说《原始风景》和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淳朴民风的美好描绘……因此引出这样的思考：在同一片天空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思想禁锢、死气沉沉，有的地方却能够保持淳朴的民风或充沛的活力？与干部的素质、修养显然有关。书中关于县委书记郭从年与谭功达的一番恳谈显然凝聚了作家对世故人心的深刻洞察。 

　　《春尽江南》描写的则是改革开放年代里人们情感与观念的大起大落。“春尽江南”来自杜牧的名句“秋尽江南草未凋”，意境却判然有别。诗人谭端午（谭功达之子）在畅饮了情爱的琼浆也经历了政治的风浪后，渐渐颓唐，退隐世外；而他的老婆则紧紧追赶现代化的浪潮，在如愿以偿的同时却也发生了性情的改变，直至在病亡前大彻大悟：“一心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追赶别人的步调。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都不落下。直到有一天，医院的化验单温柔地通知你出局。”两个人的命运都大起大落，殊途同归地透出对无数时代弄潮儿上下求索、到头来却痛感今是昨非的无限感慨，也与陆秀米、谭功达命运的大起大落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从而引人玄想：为什么那些美好的梦想老是在现实的冲击下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异？为什么社会的巨变、命运的改变常常不是令人欣喜，而是令人长叹息？主人公有一句感慨：“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每天都在变，有无数的可能性，无数的事情纠缠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末追赶现代化的浪漫梦想在“弹指一挥间”中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无边忧患。 

　　就这样，三部曲，写了三代人的命运，都是从浪漫走向挫折，从梦想走入幻灭。江南，杏花春雨的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余光中《春天，遂想起》），经过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巨变，已经更加繁华也更加喧哗、今非昔比了。然而，换个角度看，每一代人追赶梦想的情怀是不是也迅速推动了生活的改变？所以，“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的书名，连同“三部曲”中浓浓的追忆风格才在整体上给人以明媚与模糊、典雅也感伤、反思也感慨混沌莫辨的印象，就如同李商隐、杜牧、苏东坡的诗风一样吧，富有苦涩的伤感意味却也相当超脱。千百年来，“桃花源”“人间天国”的梦想不断吸引着一代代人前赴后继，虽然饱经坎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也终于没有寂灭，这一现象耐人寻味：追求全社会的公平与幸福、尝试在人间建立人人平等的美好天地，是人类的文化本能。尽管奋斗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充满了苦难，人心叵测的现实也常常玷污了梦想的纯洁，可比起早期的《迷舟》《大年》，“江南三部曲”写命运的阴差阳错、人生的混乱如麻，毕竟多了一些明丽的诗意、秀美的风景（如古老的“桃源梦”，还有“花家舍”的山清水秀、恍然如梦），是可以看得出作家心境的变化的：在回首百年沧桑的情怀中有感慨也有缅想、有绝望也混合着浪漫情感的复杂心绪，这已经明显不同于博尔赫斯式的阴郁与虚无。由此可见，同样是写民间史、个人史的视野，“江南三部曲”毕竟多了恢弘之气、秀美之色，也由此超越了早期作品的阴郁感。可以说，至此，格非以富有中国诗意的风格写出了传统士大夫的襟怀：心系天下又豁达、淡泊，有意味深长的反思也有蓦然回首的顿悟，感慨万千也含蓄、玄远。由此亦可见诗情画意的重要——诗意，不仅仅意味着美，还意味着超越，就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指出的那样：“美可以拯救世界”（另一位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演说中引用过这句名言，值得沉吟）。 

　　应该说，在“江南三部曲”中，那弥漫的诗意使格非终于写出了诗意与阴郁交融的沧桑感，进入了更阔大的境界。尽管同时也不难看出，毕竟因为缺乏对清末民初和20世纪50年代的深入体察与研究，作家写到的一些人际关系和生活细节，还是多多少少给人以隔膜感。 

　　追求史诗，一直是无数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梦想。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是伟大的史诗。进入现代以来，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连同柳青的《创业史》、欧阳山的《三家巷》、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莫言的《丰乳肥臀》，还有那些长篇历史小说（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凌力的《少年天子》，等等），都是中国作家追求史诗、上下求索的可贵记录。在这样的文学史谱系中，“江南三部曲”的特色在于：以朦胧、空灵的笔触去力图还原历史的光怪陆离，从而写出一部饶有诗意又阴影斑驳的民间历史，其中凝聚了作家对现代历史巨变与几代人命运的隽永之思，也将新时期以来文学对历史的反思进一步推入感慨万千的深处：人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为什么常常会与失望不期而遇？各种偶然在不断改变着人们命运的同时又留下了怎样的哲理启示？应该说，历史上总是有宏图大展的幸运儿（从那些如愿以偿改变了历史的英雄豪杰到那些成功的文化人、科学家、实业家）。那么，他们在壮志已酬的同时是否也有过对命运充满变数的若有所思？如果作家在揭示这一方面再作墨稍多，这部史诗之作的底蕴也可能更丰富、厚实一些吧！ 

　　　五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道至今，格非的创作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作为一个曾经的“先锋派”，他善于以悬念丛生、扣人心弦的故事去过滤掉“先锋派”的晦涩，又不止于经营故事的曲折，而是在曲折中点出命运无常、人生多变的玄机；他的近期创作还在营造小说的诗情画意上下功夫，同时融入他对历史、社会、命运、人生的深入观察与感悟，终于走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而他注重还原大时代中民间社会的人生浮沉，写出时代大潮中的种种波澜、漩涡，也给人以丰富的启迪：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常常身不由己被各种波澜裹挟而去，却也可以在经历了命运的折腾后若有所思，归于豁达。命运是波诡云谲的，但浮沉之间，还是有诗意明明灭灭的不断闪现。 

　　于是，笔者注意到：先锋意识与传统命运无常观念的交融，历史波澜与曲折故事的水乳交融，加上对诗情画意的经常点染，成为格非小说成熟的三个支点。他因此迥然有别于追逐“先锋感”的人们，也不同于擅长涂抹诗意的人们，而是兼容并包，将先锋意识与诗情画意进行了成功的嫁接。他因此写出了新意，也不断提升了自己的文学与人生境界。 

　　这些年，格非继续在重新发现古典文学的道路上行进，例如他2014年出版的研究《金瓶梅》的随笔集《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就体现了他对价值观的新思考：“在是非问题上面，简单地来判断善恶已经没有意义了，先要回到‘真’。真妄的价值高于善恶，先判断真不真，然后再说好不好。因为时代有了这样的思想，小说就相应地需要有新的结构，所以《金瓶梅》才会提出‘真妄观’。”这样的思考令人想起王蒙那篇欣赏王朔的名文——《躲避崇高》，都体现出当代作家经历过“乱折腾”以后的返璞归真，但显而易见也会引出新的困惑：“伪崇高”已为人们普遍唾弃，但一些人因此滑向急功近利、为所欲为、粗鄙下流的“率真”，不是也导致了新的困惑和悲剧吗？ 

　　不管怎么说，格非在思想探险的小路上的挺进值得继续关注。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