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确定的世界，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猝不及防的事件不断出现，从地震、海啸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冷战结束，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界，似乎都是突如其来、意料之外。这是因为人类认知和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抑或不确定性就是世界的本原状态和内禀属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经典科学观与量子科学观的一条重要分界线。以牛顿物理学思想为代表的经典科学观是人类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牛顿的世界是一个确定性世界，有着天生的客观规律和内在的自然秩序，经过人的理性观测和梳理，确定性世界以及反映其确定性的客观规律一一展现出来。但量子力学引发了科学观的重大变化。量子科学观直面世界的不确定属性，如果这一原则成立，必将从根本上颠覆经典物理学的前提假定。

　　进入21世纪，量子科学观对国际关系学知识再生产的影响初见端倪。以三大理论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受到经典科学观的重要影响，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意无意地接受经典科学观的前提假定，而这种形而上层面的一致，势必影响到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与认知，影响到理论的建构路径和知识的生产方式。如果量子科学观代表了科学理念的革命性进步的话，两种科学观之间的论争就不是以往国际关系学界内部的所谓范式间论争那样纠结于可见或隐含的变量，而是以经典科学观为基石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厦有可能受到颠覆性震撼，从量子科学观视角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因而也就成为根本性批判。

　　一、经典科学观与三大国际关系理论

　　经典科学观在300多年的演进过程中，为人类科学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逐渐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主流思想。同时，经典科学观跨越了自然科学的边界，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在当今多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经典科学观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经典科学观的确定性原则及其相关联的原理和方法被社会科学主流理论普遍接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个案。这一现象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三大理论上面。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不仅将经典科学观所蕴含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前提假定加以遵循，而且以经典科学观为尺度，设定学术标准，将所谓不符合经典科学观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排除在“科学”理论范畴之外。国际关系研究的这种现状已经明显地限制了新思想和新理论的生成与发展。

　　　（一）经典科学观与确定性世界

　　经典物理学的一个核心前提假定是世界的确定性，亦即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确定的世界，具有内在的规律，万物都遵循这些规律运行，依照决定性因果律发生变化，这构成了经典科学观的基本内涵。在确定性世界中，任何物体的运动都是有规可循、随着时间而连续变化的，运动状态和变化形态因之也就是可准确预测的。确定性是世界的内禀属性，是经典科学所有假定和假说赖以成立的基础，也是科学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和推理依据。

　　经典物理学对世界和关于世界知识的认识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本体确定性。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的最小单位是世界构成的基本单元。这些基本的原子单元是确定的，有着独特属性和恒定特征。进而，原子式单元依据物体运行规律在绝对时间和空间里运动，所以运动形式和状态是确定的，只要知道物体运动的初始条件，就可以推算出该物体的运动形态，从而准确地计算出它的未来运动情景。第二，认知确定性。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确定的，因为客观世界的观测者是可以独立于客观世界的。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可以价值无涉地观测世界、发现客观规律，且所发现的规律具有普适性，在任何时空场域中普遍适用。第三，因果确定性。因果律是事物的基本规律，发现事物变化的原因和因果机制是科学发现和知识生产的重要目标。爱因斯坦断言，“我无论如何深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大千世界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规律。并且，因果律遵循时间顺序，原因总是先于结果。简言之，确定性本体、认知和因果律构成了经典科学观的关键词，共同指向世界的确定性。这样一来，经典物理世界就像一台精密的钟表仪器，一台不断运行的机器，由普遍性的运动法则所规定，反映世界的内在秩序，由人的理性通过独立且中立的观测得以真实地认知。

　　当然，经典科学观并不否认不确定性现象的存在，但经典科学观的不确定性，或称经典不确定性，是确定性前提下的不确定性。经典不确定性认为，世界是确定的，但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和客观条件的局限，比如信息的不充分，就会出现不确定性的事件，因此，不确定性并不是世界的本原属性。经典不确定性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最典型表述是“风险”，一般指可能发生的危险或未曾预料的结果。风险属于理论上可控的不确定性范畴，以经典概率论为认知基础，所以在经典不确定性之列。以掷骰子为例，虽然每一次掷骰子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但如果知道掷骰子的初始条件，比如骰子的质量、投力的大小和方向等，就可以精确计算出结果。因此，经典不确定性是在确定性世界前提条件下的不确定性，诸如认知局限、知识不完善或是信息不充分这些造成不确定性的因素，都是可以在科学文明进步过程中得以解决的。

　　（二）三大理论的确定性假定

　　理论都具有明确或含蓄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假定。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假定与经典科学观是一致的，不仅以确定性世界为理论的基本依据，而且遵循了本体、认知和因果确定性的原则，具体表现在原子国家、认知中立和决定性因果律三个假定上面。

　　原子国家假定。三大理论的基本研究单元都是原子国家。所谓原子国家，就是将国家等同于物理世界的原子，是构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原子国家是单一体、具有恒定不变的属性和特征，这就从构成国际关系基本单元层面上秉持了经典科学观本体确定性的立场。虽然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行为体，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更多地是一种多元复合体。即便是汉斯·摩根索将国家的地位和国家利益视为核心要素，但他依然认为国家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受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

　　将国家原子化的是肯尼思·华尔兹。新现实主义原子国家观首先将国家视为一个单一行为体，具有恒定属性和自组织能力，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行动单元。国家是独立自在的行为体，具有内在的根本利益，并且，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都是相似的行为体，其根本属性都是一样的。华尔兹将爱德华·卡尔和摩根索的著述视为思想而不是理论，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理论属于化约主义范畴，将国家视为非原子单元，具有不同属性和特征，受到不同向度要素的影响。这样的非原子式国家显然是一种不确定行为体，而不确定行为体不仅难以建立经典科学观意义上的理论，也违背了世界的确定性原则。

　　与新现实主义一样，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构成单元，坚持确定属性是国家的先天秉性这一基本观点。罗伯特·基欧汉在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论述中，强调接受新现实主义的三个重要基本假定，即国际体系是无政府体系、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国家是单一理性人。建构主义虽然强调主体间性，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会改变国家身份从而改变国家行为，但社会互动的前提条件是国家的自组织特征，国家是在具备基本身份和属性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互动过程的。因此，建构主义更多地是一种妥协的确定性本体论，社会性主体间互动引发的身份变化只是“表层变化”，不会触及国家最为实质的自在和自为属性。

　　认知中立假定。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坚持科学实在论。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基本认识论立场，一是坚信科学与实在的关联，任何科学概念都与外部世界的存在相对应；二是坚持科学可以发现真理的信念，正确的科学理论表述客观世界的真理。进而，科学实在论认为，外在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觉、意识和经验的存在或曰“那在”，这种独立存在的方式及其运动是真实的，科学的目的就是探索这种真实的存在。

　　科学实在论既然将科学与实在、科学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就需要解决一个认识论的关键问题，即人认知外部世界真实特征的必要条件是什么？由此引出了经典科学观的一个核心假定：认知中立。所谓认知中立，就是观测者的观测实践活动不会被自己的背景知识所干扰，不会干扰观测对象，也不会受到观测对象的反向干扰。在整个观测实践中，观测者始终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和不偏不倚的研判者。认知中立的前提是外在世界是一个真实世界，真实性等同于客观性。外部世界是真实的、确定的，外部世界的观测者是独立的、理性的，观测者可以通过中立视角进行观测，并发现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及其运动规律。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坚定的经典科学派，确定性世界是这两种理论的前提假定。基欧汉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是与新现实主义理论相似的，两种理论都接受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定，都提出明晰的科学研究议程，都是以实证主义和经验研究为基本方法，都是要建立解释因果关系的系统理论。建构主义同样认为，世界独立于个体观测者的大脑和语言；科学理论指涉客观世界；即便是涉及不可观测的客观事物，科学理论也是指涉客观世界的。基于主客二分结构，世界和关于世界的知识是可分离的，因此建构主义坚信科学观测是中立的。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并无不同。

　　决定性因果假定。三大理论都致力于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事物存在、运动和变化都存在因果关系的表现，发现了根本性的因果关系也就发现了事物发展的真实规律。在新现实主义的理论闭环之中，形成了以无政府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结构和理性行为体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律：无政府体系是客观环境，国际体系结构是主导自变量，国家行为是因变量，即Bs= f(Sis)，其中，Bs指国家行为，Sis指国际体系结构，说明国家行为是依照国际体系结构变化而变化的。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表述，以一个简约的公式就可以描绘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和因果机制。只要明确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比如单极、两极、多极，就可以准确判断主要国家的行为取向，并因之预测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被认为是对新现实主义发起的挑战，在论战中成为新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最终促成了三大理论的三足鼎立态势。实际上，在寻求确定因果律方面，这些新理论的知识生产路径与新现实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基欧汉和亚历山大·温特都模仿了华尔兹，都试图在体系层面发现最重要的因变量。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是国家行为的主导自变量，表述为Bs= f(Iis)，其中，Bs指国家行为，Iis指国际制度；建构主义则发现了国际规范这个主导解释变量，表述为Bs=f(Nis)，其中，Bs指国家行为，Nis指国际规范结构。三种理论都遵循经典科学的知识生产逻辑，聚焦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果律。虽然建构主义强调社会性互构，但对科学实在论的坚持，使得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终于定格在国际规范这个国际体系层面的主导自变量上，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相似的科学理论。建构主义在成为完整自洽的体系理论之时，也实现了在知识生产路径上与主流理论的高度趋同。所以，罗克珊·多蒂评论道，“读温特的论述，会感到建构主义理论只不过是因果理论的一种形式而已。”

　　　（三）华尔兹化与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文化的形成

　　经典科学观通过三大理论的兴起、辩论和趋同，在国际关系学界得以普遍接受和深度内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术体系的背景知识，奠定了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科学文化，主要表现就是知识生产的“华尔兹化”。因此，华尔兹理论最重要的影响不是发现了国际体系结构这个主导自变量，而是推动经典科学观成为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科学文化。经典科学观作为科学文化，建构了知识生产者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形成了迄今为止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界的形而上构想，并以科学的名义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传播。这既是经典科学观塑造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所在，也是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并形成一统话语局面的深层原因。

　　经典科学观对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之中，明显地反映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行为主义革命上，典型的方式是华尔兹的理论建构路径。正如华尔兹自己所说的那样，国际政治属于科学研究范畴，国际政治理论的依据是科学原则，是其普遍性和简约性、发现因果规律的目的性、经验验证的充分性。在经典科学观的统合之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假定国际关系的世界是原子式单元构成的世界，可以独立于观测者而存在；单元运动依照的是普遍性法则，可以通过研究者的经验性验证得以证实或证伪。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坚信国际关系的确定性，故而总是试图发现一个魔幻般的主导自变量，由此发现国际关系的因果机制和内在规律。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制度结构、国际规范结构就是这些理论依据经典物理学的法则分别发现的主导自变量。

　　虽然新现实主义之后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确实提出了新的主导自变量，似乎是对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重大挑战，但是，从知识生产的视角，这些新的主流理论都遵循了华尔兹逻辑，都是以经典科学观为背景知识。过去几十年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说明，主流理论无论初期论争多么激烈，最终都走向趋同。导致这种殊途同归现象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是这些理论所秉持的知识观都是经典科学观，坚持的都是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因此，这些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论所起到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巩固了华尔兹化的正统性，强化了经典科学观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科学文化的一统能力。所以，经典科学观构成了美国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学者的共同知识观基础。

　　从根本上说，三大理论都是以确定性世界为前提的，行为体的选择总是在世界确定性条件规定下的选择。但是，不确定性始终是主流理论的痛点，不但不被视为世界内生性要素，反而是作为反常现象而需要消除的异态。不过，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确定性是如此的顽固，不仅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消除，也是这些理论背后的经典科学观所无法解释的。上面提到的几个例子，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冷战结束，还是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和一系列的金融危机，都表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也都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和研究密切相关。对于这些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似乎一个都没有预测到，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理论背后的科学观及其知识生产的逻辑进行深刻反思。

　　　二、量子科学观对三大理论的颠覆

　　量子科学观认为不确定性是世界本原状态和内禀属性。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不确定中发生和发展，在不确定性中变化与演进。不确定性与世界同在同构，无论人的认知能力达到什么地步，不确定性始终存在。不确定性构成了量子力学的一个基础性假定，很可能改变人们的知识观和科学观，并且已经开始形成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颠覆性挑战。

　　　（一）本体不确定性与量子人

　　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为本体不确定性，即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本身是不确定的，典型表现是波粒二象性。根据经典物理学的确定性原则，世界是由最小的物质体构成的，最小的物质体（比如原子）是具有恒定属性和定义性特征的，粒子就是粒子，波就是波，不可能在一个物体身上出现两种或以上的属性。而波粒二象性的颠覆性意义是指明了任何粒子都是处于波和粒子的叠加状态，任何粒子都不是只具有一种形态，而是处于一种既是粒子又是波的叠加态。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Louis Victor de Broglie）将这一现象扩展到包括粒子、中子等所有微观粒子，断定任何物质都具有波粒二象性；进而将波粒二象性扩展到多象性，认为任何一个存在单元都具有多象性或多重属性，这就意味着叠加交错的复杂属性才是粒子的本原状态。

　　构成世界的最小单元是多重属性叠加态这一发现具有广泛的重要意义。粒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最基本单元，且粒子又总是处于多重属性的叠加态，多种属性同时存在于一个粒子，在完全自由、亦即不受干扰的时候，这种叠加态的存在就意味着它们的行为也表现为完全随机性。如果从这个最小的单元来说，属性和行为就是不确定的，那么，作为被这些单元构成的系统，也就是不确定的，并且是源自本体的不确定性。因此，由于构成世界的基本单元具有不确定性，作为一个系统的世界就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也就成为世界的本原状态。

　　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人作为基本行为体的讨论很多，比如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等等。这些概念的一个共同做法是将人的某一种属性设定为根本属性，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因此可以统称为“经典人”。经典人是物质的、独立的，具有确定的身份属性，具有理性但没有自由意志，所以说，经典人类似一台复杂的机器。依据量子科学观，温特提出了量子人（quantum man）假定。量子人是行走的波函数，所以具有波函数的基本特征，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不确定性特征。正如一个波函数的本征态是叠加态，这种本原的不确定性同样表现在人的身上，因此，量子人也就是一种非实质主义自我。任何互动中的个体都不是实质主义自我，没有一个行为体具有完全意义上自我界定的单一身份和不变的属性，其本征态是身份和属性的叠加。在互动过程中，叠加身份的不同侧面会根据互动的情景而发生变化，会根据干扰情景而呈现某种特定状态。将人定义为量子人或是行走的波函数，身份和属性是不确定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先行预设。量子人是全时空关联的生命，是叠加态的存在，呈现出复合叠加和自由意志等量子特征。

　　如果把量子人假定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三大理论首先受到质疑的就是对国家的定义。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单元，国际体系则被视为一个由国家构成的系统。在三大理论之中，国家都是单一理性行为体，具有实质属性和基本身份。如果量子叠加态原理可以被应用到国际体系系统中来，那么，国家就不再是一个具有本质属性的单一行为体，而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属性的叠加体。考虑到国家的团体人身份，这种叠加态不仅更有可能，而且更为复杂。进而，这些不同的身份和属性在不受干扰的条件下，是处于一种自由随机的状态，只有在受到干扰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坍缩状态，将某一种属性呈现出来。进而，如果我们认可建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身份决定利益，那么，身份的不确定性自然意味着利益的不确定性，没有任何行为个体的自我利益是先验确定的。同理，身份和利益的不确定性表示了行为的多种可能性，只有在受到干扰的时刻，国家行为才会以某种定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量子国家构成了不确定性整体世界中基本的不确定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原子国家的概念将被解构，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量子国家的概念。

　　（二）认知不确定性与观测干扰

　　认知不确定性指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观测是不确定的。经典科学观秉承笛卡尔心物二分的思想，认为观测者是可以独立于被观测事物的，可以通过观测者的理性而发现“那在”规律。在这样一种科学观的指导下，观测只是中立的行为，是价值无涉的科学实践，被观测物体的本征态与观测者没有关系、与观测仪器也没有关系。但量子力学表明，任何被观测前的粒子都处于完全随机的叠加态，只有当被观测的时候，才“坍缩”为某种定态。一再改进后的双缝实验都证实了观测干扰的真实性。这说明，“观测”这一认知实践会干扰被观测物体的行为和选择。因此，观测者和测量仪器并非独立于被观测的事物，而是与其产生交互作用，观测结果是相互影响之后的坍缩态，而不是被观测物体的本征态。观测者和被观测者也很难说是主客体关系，它们之间可能更多地表现了相互影响，进而，任何观测者都具有自身经验和自我意识，这种经验和意识是不可复制的，任何观测者的具体经验和意识都会产生某种观测干扰，因此观测行为是不可逆的。

　　同时，量子概率理论强调完全随机性，一个自由粒子的世界是一个完全随机的不确定世界，只有在这个粒子被测量的时刻，它才从本征态坍缩为某种定态，并以这种定态的形式呈现给观测者。观测者看到的无疑是真实的，但却不是客观的，因为客观存在的粒子是完全随机意义上的自由态，根据海森堡不确定性原则，是无法准确测定的。观测这一活动本身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而且是主动的干预，观测本身就是创造观测结果的要素之一。这就意味着，纯粒子是客观的，但不是真实的；测量结果是真实的，但不是客观的；物理量并非与物理实在一一对应。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这可能意味着两个层面的干扰。首先，观测者从决定观测和观测对象的时候，就已经受到某种信息的干扰，观测者的决定在这种信息的干扰下坍缩为某种定态，表现为决定观测什么和怎样观测，这可以称为背景干扰。其次，在观测过程中，也会出现观测者与观测对象之间的相互干扰，致使观测者的观测活动和观测对象向着某一个确定方向移动，这可以称为实践干扰。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观测对象都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华尔兹认为小国对于国际体系变化没有意义，因此根本不去观测小国行为，这是背景干扰的例子。约瑟夫·奈曾说，如果中美两国都将对方视为敌人，就意味着双方很可能在相互的对视中使敌对关系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观测实践中双方相互影响导致的行为变化，是实践干扰的例子。

　　（三）因果不确定性与关系世界

　　发现因果关系是现代科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其方法论的一个标志性内容，前提假设是世界的规律表现为决定性因果关系。经典物理学认为事物的运动都包含着因果关系，有果必有因，比如，物体改变运动状态和方向一定是作用于物体的力使然。进而，因果关系受到定域性原理约束，必然是先有因后有果，因果关系也必然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内，不能超越空间而产生。比如，地球上的某个原因不可能瞬间导致月球上的某个结果。但是，量子纠缠和非定域性原则颠覆了经典科学观的因果律。量子纠缠意味着两个或是多个量子系统之间的非经典关联，也就是说，纠缠中的量子会同时发生变化，无法确定哪一个是变化的原因、哪一个是变化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量子纠缠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非定域性，相互关联的粒子总是处于彼此纠缠之中，在其中一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另一个会在瞬间发生变化，无论距离多么遥远。

　　对于经典物理学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空间上分离的个体是彼此独立的，在没有其他因素将其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具有各自的实体性。但是，非定域原则恰恰表明，两个纠缠中或曰关系中的量子系统在相互分离并处于两个遥远的空间之后，依然会纠缠在一起，没有各自的、独立于对方的自我属性，只有共同的整体属性，这就是超距量子关联或量子纠缠。进而，量子纠缠的非定域性也表现在时间维度上，当下的行动会影响到之前的选择，谁都无法确定是当下的行动影响到之后的行动，还是恰恰相反。这似乎完全是反常识的，但却是被实验一再证明的事情。这样一来，经典科学观的时间顺序原则就被否定了，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对事物因果律的确定性认知。

　　量子纠缠及其引发的非定域性原理和不确定因果关系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决定性因果观形成了重大冲击，意味着世界上不仅存在三大理论力图发现的单向时序因果关系，也存在超越经典物理学因果律的各种关联和关系。三大理论都是努力寻找确定性因果关系，设定体系层面因素是解释性因素或原因，单元层面的国家行为是被解释因素或结果：新现实主义发现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和平与战争行为的最重要原因因素，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制度结构是国家合作与冲突行为的主要原因因素，建构主义则将国际体系规范结构确定为这样的解释性因素。三大理论都认为自己发现的主导自变量真正揭示了国际关系客观规律的影响因素，并且各自都有大量实证性论文予以“证实”或“证伪”。但非定域性原则否定了这种决定性因果观，因为因果要素在时空上并没有确定向度，A和B两个物体之间并非一定是A影响B；在时间上，也并非一定是先在的A影响后在的B。

　　在量子科学观的视域中，已经没有一个可以知晓每个原子的确切位置和动量的拉普拉斯妖，没有一个仅仅使用牛顿定律就可以解释万物的超凡理性。诸如波粒二象性、观测干扰性和非定域性都指向世界不确定性这一基本假定。在量子视域中，世界不是一个依照机械的因果机制运行的机器，而是一个万物高度关联的时空域及其不确定性本原和流动不居的关系纠缠。也正是这种本原不确定性，使得这个世界成为一个非决定论视野下的世界，使得其中的创造性生成和无限展开成为可能。因为这些质疑关系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所以量子科学观的挑战绝不是三大理论之间的那种范式论争，而是基础层面的根本性颠覆。

　　三、量子科学观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知识重构

　　将量子科学观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会出现什么样的知识重构？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知识产品或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理论的非决定论特征，因此，量子科学观视域下知识重构的一个重要涵义是创建非决定论国际关系理论。这至少可以引发三个理论猜想。其一，国家是量子国家，量子国家的本征态是多重身份和属性的叠加。其二，量子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是一个量子系统，以量子纠缠为系统特征，以复合关系为社会本位。其三，量子系统中的权力包含具有明显非决定性特征的应变性权力和达变性权力。

　　(一)量子国家及其多重身份叠加

　　量子国家理论是以国家本体不确定性为依据的，亦即国家本征态是一种多重叠加状态。在不受干扰的条件下，叠加态处于完全随机状态，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在某种干扰条件下成为我们看见的定态。因此，非决定性国际关系理论不以确定方式预设国家的先验身份属性。进而，由于国家身份属性的多重叠加，国家利益也是无法预设的，也就是说，在国家身份属性处于多重叠加态的情景下，国家利益也是复杂交错的，且由于量子力学的完全随机原则，哪种利益最终成为国家在某种情境中呈现给我们的利益，其实是在身份属性坍缩后的利益表象。

　　三大理论的国家观都是以确定性世界为前提假定的，因此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决定性理论。经过高度简化的经典国家理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将国家界定为独立的“理性人”，这也被假定为国家最实质的确定性身份。理性国家尤其以工具理性为基本特征，是以利益最大化或尽可能最大化为标识的。理性国家在决策的过程中，会充分考虑自我利益，据此判定行动目标、考虑自身能力、设想可能的行动方案，然后选择可以取得最佳结果的方案。在同样的条件下，理性国家的判断和行为都是相似的，比如在经典囚徒博弈条件下，理性国家都会选择背叛，因为背叛是理性国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策略。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试以权力转移理论所聚焦的霸权国和挑战国为例来说明。权力转移理论属于结构现实主义范畴，主要用来解释动态权力结构条件下的国家行为。在权力转移理论中，国家是经典国家，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的矛盾是确定的，由国际体系权力分布所决定。霸权国和挑战国都是理性国家，由于权力在国际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霸权国身份决定其根本利益是维护霸权，挑战国身份决定其根本利益是颠覆霸权。一旦国际体系出现霸权国和挑战国，前者护持霸权、后者挑战霸权就是必然的行为，因此霸权稳定论高度符合经典科学观原理和拉普拉斯决定论法则。但是，如果国家不是经典国家而是量子国家，那么，双方的身份属性就会处于一种叠加态情景，比如崛起国的行为会处于挑战或是不挑战霸权国的叠加状态。并且，在霸权国和挑战国的复杂关系纠缠中，双方的偏好也会在随机过程中发生变化。所以对于量子国家而言，何为利益、何为目的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有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但不会是一个机械决定论的断言。

　　基于决定论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断言霸权国和挑战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战争，并因此引发体系性战争；但基于非决定论的量子国家理论则更可能假定两种国家均具有多重属性和多重利益，因此更加关注是什么干扰因素导致它们的属性和利益由多重形式的本征态变成单一形式的坍缩态。上文提到的通过相互观测中的实践性干扰，双方的敌对属性和行为才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并且因之被当作客观事实，而陷入原本可能从来就没有定态的修昔底德陷阱。如果说决定性理论中一切都是预先决定的，霸权国和挑战国势必发生战争，那么，非决定性理论预设高度的不确定性，将导致事件结果可通过某种干扰予以改变。因此，在非决定性社会理论中，互动过程会受到高度重视，干扰因素会得到更为充分的考虑，可能性的范畴会得到扩展，能动性的余地也会随之增加。

　　　(二)量子纠缠与关系性国际社会

　　如果说国家是量子国家，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就是一个量子系统。从量子科学观的视角来看，量子国际社会更像是一个复合关系场，而不是以原子单元组成、以结构决定论为特征、以行动者—结构为主轴的原子系统。复合关系场是指一个以量子纠缠为本位的关联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基本单元都是相互纠缠的。关联中的国际社会成员表现出的联动效应，不同于经典科学观视域中的决定性因果关系。纠缠联动不是相关双方中一方变化导致另一方变化，而是双方的行为在瞬间产生了共变效应，这是因为双方原本就处于关系纠缠之中，是同一量子系统的两个关联部分。根据量子力学叠加态和完全随机原则，确定性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比如，国际体系权力、制度和观念等因素都可以构成干扰因素，均可能分别或是共同导致国家行为坍缩态的出现。

　　假定以量子纠缠为特征的量子社会系统是一个复合关系整体，至少在一个方面会对国际关系乃至整个科学领域提供有益的启发，这就是合作问题。一方面，这一理路颠覆了决定性因果律，否定了单一原因因素决定出现合作或是冲突结果的经典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从量子纠缠视角为合作提供了一个终极解。真正解决合作问题，不是发现一个关键因变量，而是需要首先消解独立个体之间的“我—他”二元结构，亦即消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设想国际社会是一个量子系统，依据量子整体主义原理加以考虑，社会成员就处于量子纠缠态，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原本就是纠缠中的一个粒子。这是一个根本性假定，把原来被预设为独立的、分离的社会成员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据此跳出经典理论的理性个体假定，将两个互动成员的身份由“我他”转变成为“我们”，关系结构也由二元分立转化为我他一体。

　　三大理论对于合作问题没有终极解，一个根本原因是个体的实质主义身份属性以及这种身份属性所导致的我他界限。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丛林特征，认为国际合作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家在被强制的条件下才可能合作，就像一个被枪顶住脑袋的理性人一样。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认为制度性安排可以促成合作，但同时也明确指出，在无政府体系中即便是国际制度也只能促成原本可以合作的事项，而不能根本解决合作问题。建构主义在将身份认同设定为合作基础条件的同时，也预设了行为体独立身份的先在性，这意味着身份界限的初始划定，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合作问题。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在合作问题上之所以都没有终极解，是因为原子个体假定，亦即个体的独立存在决定个体利益的独立界定，个体利益的独立界定决定相互利益的最终不兼容。由于我他身份界限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本体层面的解决，冲突也就无法真正消除。

　　在传统囚徒困境博弈中，博弈双方都是经典人，因此纳什均衡的解是两个博弈者之间不合作；而在量子系统中，两个博弈者构成一个量子整体，成为一个单一的量子系统，处于关系纠缠状态，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互动也就从具有明确我他界限的“外互动”变为没有我他界限的“内互动”。在内互动模式下，实际显现出来的行为定态更有可能是合作而不是冲突。在关系性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纠缠态是正常的，人类的合作倾向是正常现象。用于实际场景，纠缠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亦即纠缠度越高、合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庸辩证法有相通之处。中庸辩证法将阴阳关系视为元关系，将二者关系的性质视为互涵性关系，亦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阴阳两极是一体两面，是一个整体的共同组成部分。阴阳两极的存在是共在、利益是共益、互动是内互动。由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外互动到一体两面的内互动，就从根本上重构了合作逻辑。

　　量子社会系统是一个“无外”社会。合作问题在独立个体身份的前提条件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任何“有外”的身份确认和边界划定，都表示利益的最终不可协调性或不可完全协调性。“无外”强调行为体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性共在，行为体身份是一种关系性互涵，行为体利益是一种关系性互补。量子纠缠表明的也正是这个道理。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整体观，互动中的行为体同属一个整体系统，因此没有明确的内外界限。个体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亦即社会性量子纠缠。与之相关的利益互涵虽然不否定个体利益的合法性存在，但却强调个体利益既无法完全独立地界定和判定，也无法完全独立地追逐与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所表述的就是这样一种利益互涵的关系。根据关系性原理，关系越是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虽然量子世界中合作与冲突都是可能情景，但由于量子纠缠表现的是一种互涵性存在和无外性内互动，量子世界更易于促进合作。因此，量子观至少对合作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终极解。

　　（三）不确定原理与权力概念的重构

　　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权力，权力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中被界定为使然能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注重的是控制性权力，亦即控制他人行为和事件结果的能力，意味着迫使别人做原本不愿做的事情，重点讨论权力怎样使行为体克服阻力，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权力越大，确定性就越大，对方根据自己意愿行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事物依照自己期望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与经典物理学的决定性因果律是一致的。

　　虽然国际关系理论对权力的讨论汗牛充栋，但作为控制能力的根本意义一直没有变化。以软权力概念为例。虽然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形式不同，但依然以权力施动者和权力接受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为轴心、以前者意愿改变后者行动为目的，这在实质上与硬权力是一样的。因此，无论权力呈现何种形式，都以国际关系的确定性为前提、以通过增强权力而增强确定性为目的，权力就是控制能力，尤其是强制性控制能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的权力都包含增强控制力从而增强确定性这一基本含义。比如，一个人的权力越大，就越可以控制他人和环境；人类的权力越大，无论是表现在智识方面还是表现在技术方面，都能够更加容易地控制自然；国家的权力越大，就越可以控制其他国家、控制国际体系、控制外力给自己带来的风险。

　　但是，如果世界原本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那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定的权力会有什么局限性？权力概念会包含什么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彼得·卡赞斯坦和露西亚·赛伯特提出了“应变性权力”（protean power）的概念，认为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意味着应变性权力也是一种重要的权力形式。应变性权力主要指行为体对不确定事件的应变能力，是行为体通过“应变能力对不确定性事件做出的即时和创新性反应”，即行为体在应对不确定性事件暴发时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应对能力。既然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原状态，是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组成部分，一种不可或缺的权力形式就是应变性权力，亦即在不确定事件突然暴发的时刻，行为体怎样通过即时反应，成功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危机，取得最佳结果。

　　应变性权力无疑是不确定条件下的一种重要权力形式，但总体而言是一种被动性权力，是将不确定事件视为已经发生的结果，重点在于不确定事件发生后的应对能力。既然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内禀属性，不确定现象就是一种常态，那么，不确定性就不仅仅表现为某种已经发生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断生发的过程。既然是过程，仅仅依赖应变性权力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权力形式，这就是达变性权力。达变性权力指在事物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在危险未发或是未全发之时，通过变通方式随时做出适切反应的能力。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地知道事物变化的情景和后果，但可以在事物变化的过程之中，不断根据即时的已知情景判断下一时刻的未知情景，以便在总体不确定性条件下，积极寻求即时即刻相对确定的行动。

　　达变性权力的形象解释是“摸着石头过河”，所表现的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实践智慧。河床状况是不确定的，水深水浅是不确定的，过河的路线和方式是不确定的，摸着每一块脚下的石头，去探索下一个可以稳定落脚的方位。一旦踏在不稳定的石头之上，能够即时撤回脚步，迅速修正，然后再去摸索另一块稳定的石头，实现下一步的前进。与应变性权力相比，达变性权力是一种过程性权力，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在危险或灾难即发未发之时的权变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在不断权变通达之中走向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景之下，在环境和前路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之下，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无疑是达变性权力的典型案例。

　　如果说世界原本就是不确定的，决定性因果律不能充分地、准确地描述事物的发展演变，那么，对权力的认知和界定则需要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应变性权力和达变性权力等概念的基本依据正是世界这种本原不确定性。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不确定环境中的随机变通的能力等，都是权力的重要形式，而这也恰恰是量子科学观视域下权力的核心要义。强制性权力无疑依然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战争就是极端的实例。但战争的爆发在很多时候都是无法预测的，战争的过程更是瞬息万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另外，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人祸天灾也往往如此。一旦不确定性情景成为常态，即时表现出来的应变和达变能力往往是成败的关键。因此，从量子科学观的视野我们可以了解在经典科学观范畴内无以认知的权力形态，从而也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政治。

　　量子科学观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强调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并不否定客观存在，也不意味着没有规律。物质体的二象性正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确定性恰恰是微观世界的规律，量子力学所要探索的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规律所带来的未知领域和未知知识。正如上文所述，在国际关系领域，以量子思想对国家、国家间关系与权力等核心概念的重塑，正是一种探索不确定性世界的规律、建立非决定性理论的尝试。

　　结语

　　量子理论生发于自然科学领域，那么，自然科学理论是否可以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社会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直接挪用显然是不可能的。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秉持科学一元论，认为自然、社会两种科学没有本质差异、没有边界隔离，坚信支撑自然科学理论的世界观及其相关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样是社会科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确定性世界、观测中立性和决定性因果律就是最为典型的预设假定。

　　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主流理论和非西方理论持多元主义立场，认为自然科学理论不仅不能直接挪用到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无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社会世界的基本单位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人。人不是只有单一属性的物质，用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原则不能使用到对人的研究上面。并且，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价值无涉。社会世界的观察者是人，人的观察势必会从某种特定的初始视角出发。更何况人是复杂的关系行为体，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不像物与物之间那样具有决定性因果关系。人也不可能被简单地化约为单一理性行为体，情感、意识、文化等都会对行为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影响。　​

　　需要指出的是，三大理论和非主流理论之间的这种边界之争所依据的都是经典科学观，即先以经典思想界定“科学”，再据此思考科学的边界问题。而量子理论恰恰是针对什么是“科学”这一根本问题重构人类知识观的。量子力学及其实验表明，将无限不确定宇宙视为一个局限于某个特定场域中的既定世界、将相互关联的万物视为确定的独立存在等，这些经典科学思想本身就会在更广阔的科学时空中被证否。因此，经典科学观界定的“科学”不能等同于完全意义上的科学。量子视域中的世界是不确定的世界，万物本身具有多重属性；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绝非中立，而是在观测过程中交互影响，产生经典世界中不可想象的变化；进而，世间万物都是关联的，世界有着超越经典因果律的复杂关联，有着无法割裂的内在纠缠，并会产生“鬼魅”般的超距作用。如果说非主流、非西方理论试图通过划出经典科学的应用边界来揭示主流理论的贫困，那么，量子科学观则以重新定义的科学视角，为非主流、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科学”再诠释的空间，也为重新考察科学的边界提供了新的思路。

　　量子理论有望成为一个包含经典理论在内的、更为宏大的科学范式。未来，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否会在量子科学观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量子理论是否可以转化为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目前，这些依然是开放性问题。迄今为止，量子力学自身还有很多没有解答的原理性困惑。即便量子通信和计算等技术创新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背后的原理也并非像经典力学那样清晰。进而，量子力学对微观世界的解释虽然得到科学界的普遍认可，但量子科学观是否可以应用到宏观世界尤其是社会世界，也依然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问题。无论量子力学所代表的知识观有着什么自身未决的问题和实际遇到的挑战，它的出现和兴起无疑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科学的认识、对知识的想象开拓了一方新的天地。在国际关系领域，量子科学观的影响更是刚刚显露，学理概念重构已经开始，但成熟理论还没有出现。无论如何，量子理论引发知识观重构的潜力是巨大的，它所预示的前景很可能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范式革命。

 以牛顿思想为代表的经典科学观与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量子科学观的一个根本分歧是经典科学观坚持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量子科学观则认为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原状态。多年来，经典科学观已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背景知识，塑造了知识生产的主导模式。而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遵循经典科学观，以发现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果律为目的，形成了具有主导地位的话语。但如果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内禀属性，三大理论的前提假定及其背后的科学文化观就会受到颠覆性质疑，国际关系学业已形成的基本概念，如国家、国际社会、权力等则将面临重塑，构建非决定性理论将成为新的知识生产取向。虽然量子科学观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刚刚开始，但这可能预示着国际关系研究范式革命的真正到来。

 责任编辑：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