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交流史研究在以往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的框架内曾取得较大成绩，但总体看，较之中西关系史研究，尚处于亟须深入拓展的进境中。实则，非洲大陆虽与中国相距遥远，但自汉唐以来即存在往来，其中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壮举，无论广度抑或深度，无疑均达到古代中非交流最具标识意义之巅峰。晚清新史学兴起后，梁启超于1905年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不仅于郑和研究开新局，且于改造旧史学开新篇。其后，随着史学形态的改变，郑和作为冲破传统王朝体系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一向受到史家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愈加深细，举凡史实史料之考证、船只及航海技术之探究、远航线路与动机之探寻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展开。概括地说，郑和远航非洲的基本史实及意义，已经明确清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但非洲学者也开始发表意见。这是一个新的动向。他们大多肯定郑和远航非洲的真实性，称赞其平等性与和平性。南非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克莱恩·索迪安（Crain Soudien）提出:“对于走出舒适区而进入别人的世界这种挑战性的工作，郑和赋予了它一个友善的目的。”尼日利亚学者肯尼斯·奥梅耶（Kenneth Omeje）在新著《资本主义在非洲的失败与可行性》中提出，郑和船队多次到达东非，但与欧洲殖民者不同，中非往来没有任何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野心。

　　在非洲之外，有一些学者却另有论调。杰夫·韦德（Geoff Wade）提出，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殖民野心的体现。日本学者山本达郎、家岛彦一等人则直接称郑和远航为“郑和西征”（“远征”）。我国台湾学者陈信雄从“默证”出发，甚至提出既然非洲并未发掘出土中国官窑瓷器，可知郑和船队未曾访问非洲。朱莉娅·施特劳斯（Julia C.Strauss）更是不惜“以论代史”，谬指用“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访东非”的历史来作为中非友好关系的例子，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毛时代”外交话语。显然，与长期流行于西方的“欧洲发现非洲论”相比，郑和远航非洲的史实让那些“西方中心论”的信奉者很不愉快。

　　一、郑和远航非洲史实确凿

　　无论从官方记载、航海图，还是从最新考古发现来看，郑和远航非洲都是确凿无疑的史实。在交往中，郑和船队秉持“示无外”的平等交流原则、贸易公平原则和宗教包容原则，重诺守信、一一践行，成为古代促进文明发展、传播与互鉴的典范。

　　（一）官方文献和碑刻的记载

　　明朝官方文献载明，郑和曾访问非洲的木骨都束、竹步、卜剌哇、麻林、比剌、孙剌等国。这种记载的真实性，对于一向具有秉笔直书传统的中国史学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不过，由于时代久远，当代史家尚需克服史料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时间间距性与内容疏异性，通过考证激活其现实性。

　　《明史·郑和传》记载：“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凡三十余国。”据考证，木骨都束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竹步在木骨都束之南，在今索马里；麻林即今肯尼亚马林迪（Malindi）。金国平、吴志良认为比剌和孙剌在今天莫桑比克海峡附近地区，还引述了意大利人提出的郑和船队与马达加斯加有往来的言论。《明史·外国列传七》记载：“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赍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

　　《明实录》记载：“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剌加……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诸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可见郑和于永乐十年第四次下西洋时到过非洲。该书又载：“永乐十三年冬十月……癸未，古里、柯枝、喃渤利、甘巴里、满剌加、麻林、忽鲁谟斯、苏门答剌诸番国使臣辞归，悉赐钞帛及永乐通宝钱有差。”说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到非洲时，还访问了位于今肯尼亚的麻林国。

　　此外，明宣德六年（1431）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发前夕，曾在江苏太仓刘家港刊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在福建长乐刊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分别记述了前六次下西洋的经过，其中确凿载明郑和曾访问非洲的木骨都束和卜剌哇。

　　东非麻林国王向中国皇帝敬献长颈鹿——“麒麟”的故事发生在郑和船队访非期间。《明实录》载：“（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庚子），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奏，麻林国进麒麟将至。”时至今日，非洲依然不乏以“麒麟”为题材的作品，长颈鹿远赴中国的故事仍在非洲大陆流传。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认为：“‘长颈鹿的故事’作为肯尼亚与中国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在肯尼亚也广为流传，是肯中友谊源远流长的一个象征。”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指出：“非洲马林迪国王赠送中国皇帝一头长颈鹿，而不是大象、狮子或豹子，为什么？因为他敬仰中国皇帝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派遣船队长途跋涉拜访非洲国家而与之礼尚往来的气度。”

　　（二）随员与航海图的记录

　　对于郑和远航到达非洲的史实，使团重要成员曾有记载。其中，在永乐、宣德年间曾任翻译官随郑和四次下西洋的费信著有《星槎胜览》，通晓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曾三次随行的翻译官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这些著作较为细致地描写了非洲的风土人情。

　　在《星槎胜览》中，费信对所至非洲国家竹步、木骨都束和卜剌哇的基本情况，如位置、民居、气候、生产、风俗、物产、商贸、衣着等作了翔实记录。若非耳闻目睹，自然无从写起。如记述当地建筑：“（木骨都束）堆石为城……垒石为屋，四五层高，房屋厨厕待客俱于上也。”“（卜剌哇）居屋垒石，高起三五层。”“（竹步）城垣石垒，屋砌高堆。”半个多世纪后，葡萄牙人在东非沿海各城邦看到了相似情景。马欢则在《纪行诗》中记述：“忽鲁谟斯近海傍，大宛米息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恩光。”诗中提到的“忽鲁谟斯”即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大宛”应为“大食”之误，指西亚阿拉伯国家；“米息”即今埃及。这几处均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中所说“实为遐壤”的“海外诸番”。由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郑和使团不仅到过非洲东岸诸邦国，而且很可能到过北非。

　　《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因收录在茅元仪《武备志》中而流传至今。该图是针路图，采用自右而左、一字展开式绘制。该图以标示航线为主，海船自南京宝船厂启航，终点为非洲东海岸的慢八撒，即今天的肯尼亚蒙巴萨。《郑和航海图》所记往返航程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船队以占城、苏门答剌、锡兰山（别罗里）和古里为四大交通中心站。以此四大海港为中心，国外航程又分为南海及太平洋区域、印度洋区域和阿拉伯海区域。周运中对《郑和航海图》进行了新的考释，认为其涉及的地区包括今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塞舌尔、马达加斯加、科摩罗、莫桑比克、查戈斯群岛等地区。一些学者还提出，郑和有可能发现了好望角。如南炳文认为，从《大明混一图》看，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有绕过好望角的可能。沈福伟认为，郑和第五次航行时，中国帆船最先进入非洲好望角海域，比迪亚士早60多年发现了好望角。1415年中国宝船从索法拉港返航到刘家港，揭开了世界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序幕。

　　（三）考古新发现的证据

　　2010年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先后对肯尼亚马林迪周边地区的古代遗址进行多次考古发掘，取得多方面重大收获。具体表现在曼布鲁伊遗址发现了一枚永乐通宝、数个明永乐官窑瓷器——龙泉瓷片。这几件出自考古地层的遗物，特别是龙泉瓷片的发现，进一步证实郑和船队到过非洲。2012年初，中国、美国、肯尼亚三国专家联合对马林迪北约200公里的曼达岛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5件明代龙泉青瓷片和2枚明永乐通宝。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非洲出土的青瓷正与之符合。

　　对于永乐通宝，美籍肯尼亚考古学家、菲尔德博物馆非洲人类学馆馆长查普鲁卡·库辛巴（Chapurukha M.Kusimba）领导的考古队认为，永乐通宝是15世纪明朝永乐帝朱棣在位时期发行的铜币。历史上永乐帝曾在15世纪多次派郑和船队造访东南亚、印度和非洲，永乐通宝流通的时间与郑和下西洋的时间重合，证实了郑和到访非洲的真实性。库辛巴在1999年出版的《斯瓦希里国家的兴衰》一书中认为，郑和及其船队曾经到达东非马林迪和索马里的卜剌哇与木骨都束并留下大量记录。库辛巴还总结了东非海岸打捞到的唐代到清代的各类中国瓷器，认为明朝以后中非之间的考古遗迹越来越多，这与史书上郑和下西洋到达东非的记载相符。

　　此外，1999年6月12日和15日，南非中文报纸《侨声日报》先后以《郑和部下后裔现居东非肯亚》和《东非肯亚小村上加之名源出上海》为题，报道肯尼亚东海岸的帕泰岛(Pate Island)上居住着郑和部属后裔。为深入了解真相，笔者曾专程赴肯尼亚拉木群岛进行实地调查。在帕泰村，受访者阿斯曼·莫德（Athman Mohd）强调，帕泰村之所以受到中国影响，与附近的一艘早期沉船关系密切。在上加村，村长斯瓦雷·穆罕默德（Swaleh Mohamed）介绍说：“上加村的原名叫姆坦噶尼（Mtangani），意为沙漠之地，中国人来后将村名改为上加（Shanga），源自中国的上海市。”西游村共有4户“中国人”，在西游村的巷道里，笔者巧遇一位正在用扁担挑水的老人，自我介绍名叫萨利姆·布瓦纳赫里（Salim Bwanaheri），其长相确实与中国人非常相似——肤色浅、头发长、眼睛小、嘴唇薄。他见到笔者非常激动：“你很像我的爸爸。”他暂停一下接着说，“你就是我的爷爷，你一定是从遥远的中国来的，我的老家在中国”。

　　2017年7月，由中国、美国和肯尼亚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宣布，在曼达岛发现具有中国血缘的３具人骨遗骸。它们不但具有东亚人独有的铲形门齿，而且经DNA技术鉴定，均具有中国血缘。碳14测年技术结果显示，在3具人骨遗骸中，1人约死亡于郑和下西洋时代，另外2人去世的时间相对稍晚。联合考古队队长库辛巴强调：“这是考古学者首次在东非地区发现具有中国血缘的古代人骨遗骸。”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穆扎楞多·基本嘉（Mzalendo Kibunjia）表示：“这为中国人曾到达东非海岸提供了新的证据。”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考古学者凯撒·比塔（Caesar Bita）撰写考古报告指出，他们在肯尼亚东海岸发现了疑似明代郑和船队的沉船遗迹和明代瓷器，与郑和下西洋曾抵达东非的历史记录相符合，证实在欧洲人到达非洲以前亚非大陆间早有联系。关于明代是否有中国人移民东非，这些移民是否属于当年落难东非的郑和部属，目前尚未发现文字记载和实物证据，因而存在争议。但据帕泰、上加和西游三个村子的采访情况，以及相关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当然，若想确证，还需发现更多考古和文献资料。

　　以上多个方面的材料，为郑和下西洋到过非洲提供了有力证据。可见，认为郑和未曾访问过非洲的观点，不能成立。

　　二、郑和研究凸显郑和精神

　　中国各界对郑和远航非洲的认识，与各历史时段的中非友谊紧密相连。“每当社会发展到关键时刻或转折时期，郑和研究都显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文化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相继建立外交关系，中非关系开启了新纪元。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中非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同情、相互声援、相互支持，中非关系生机勃勃、牢固坚实。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郑和远航非洲给予高度评价，学界关于郑和的研究主要涉及中西航海对比等方面，提出了中国先于西方与非洲建立友好往来的论断。

　　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非领导人首次进行了直接会晤。1955年5月13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提交《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指出“（亚非国家的人民）日益认识到彼此支持和帮助的必要。因此，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并在这些基础上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就形成了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此后不久，中国首先与埃及建交，随后又与一大批非洲国家建交。1963年12月至1965年6月，周恩来先后3次访非，“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援外八项原则，在非洲国家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从而将中非关系推向一个新台阶”。1964年2月1日访问索马里时，周恩来说，“十五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著名的远航中，曾经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伴随学术界对中外关系研究的重视，郑和与非洲的关系研究成为学术热点。郑鹤声认为，“在第十五世纪初叶，因郑和使团往来亚非国家之间的辛勤活动，为中国与亚非国家人民带来了很多的幸福”。朱偰提出，郑和是发现赤道非洲的第一人。郑一钧提道，“郑和船队同亚非各国之间长期的友好往来，不但发展了中国人民与亚非各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对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国内同时兴起中西航海比较研究热潮。侯仁之的《在所谓新航路的发现以前中国与东非之间的海上交通》和《所谓“新航路的发现”的真相》对新航路开辟的真相以及新航路开辟前以郑和为代表的远航进行了讨论，认为“无论是哥伦布的成就或是达·加马的成就，只有从欧洲的局部观点来看的时候，才能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作是一种‘发现’。如果把这一观点引用于其他地方，或扩大到世界的范围，那显然是错误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成为“西方中心观”的一种特别指向，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地理发现仅指欧洲人第一次到达任何一个非欧洲地区”。这也就是“欧洲发现非洲论”的由来。

　　（二）改革开放至新时代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非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突变的考验。中非之间的政治、经贸、文化往来不断加强，合作关系全面发展，郑和研究开始注重探讨郑和下西洋的开放性与和平性，郑和船队强大而不称霸的和平形象与符号意义再次得到凸显。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讲道，“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此后，郑和远航的和平属性更加受到重视。1996年5月13日，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到，“十五世纪，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曾来到非洲东海岸。中非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同友邦结好”。2005年11月9日，胡锦涛在伦敦发表演讲时谈道，“六百年前，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曾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远涉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他们没有去征服邻国、掠夺财富，而是去结交友邦、宣示和平”。

　　1993年，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在昆明召开，主题为“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的全面开放”。1995年，主题为“扩大开放，加速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纪念郑和下西洋5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办。学者们普遍认为，郑和精神蕴含着对外开放的内涵，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2005年，中国以“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为主题，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宣传郑和对世界航海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国务院把郑和首航日即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日。在2005年7月11日举办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上，黄菊讲话强调，纪念郑和就是要继续发扬崇尚和平、敦信修睦的伟大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这一时期的郑和研究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紧密相连。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重要话题。郑和航行的目的历来众说纷纭，有“踪迹建文说”“贸易说”“外交说”以及所谓的“原始殖民主义说”等。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踪迹建文说”经不起推敲，范金民认为，“所谓踪迹诸说，恐怕更属子虚乌有之事”，对讨论基本“定案”。“贸易说”是学界较多接受的说法。如李安山认为，“14世纪东非沿岸早已成为印度洋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和远洋船队用各种中国特产在当地进行交换”。不少学者认为，对外交往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因。如毛佩琦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为了建立儒家理想的天下秩序格局，推行“天朝礼制体系”，尽可能维护和平秩序，保护商路畅通，为各国间的和平交往作出巨大贡献。在该说之下，不少学者强调中国努力建立的是一种和平的国际秩序。如郑鹤声和郑一钧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终极目标，即要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努力建立起一种国际和平的环境”。

　　尽管国内学界大多在“外交说”和“贸易说”之间讨论，国外亦有不少学者表示赞同，但仍有一些海外学者强调郑和下西洋的军事性，甚至冠以“原始殖民主义”。有日本学者着意强调其军事特征，甚至将之视为郑和航海的主因。如寺田隆信提到，“历经七次的郑和海上活动，曾被称为是‘郑和西征’或‘郑和南海远征’等。这样的说法，全然给人一种似乎是军事行动的印象”。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L.Dreyer）则表示，郑和下西洋是明朝为了向东南亚等国家索取贡品。罗伯特·芬莱（Robert Finlay）仍旧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来指称明朝的军事行动，因为大明充当了“遥远王国兴衰的裁定者”。

　　这些学者仅看到郑和率领了军队，却无视远洋航海防卫的必要性，诚可谓让偏见遮住了眼睛。正如郑鹤声、郑一钧所说，郑和使团虽拥有精兵，但并非用以征服他邦、掠夺别国领土财富，而仅用以自卫。诚然，郑和七下西洋航海途中，曾三次发生战役，但均属自卫反击的正义之举。从当时国力对比来看，15世纪初叶的中国“不需向海外去谋求土地，扩充版图；它不需要开辟通向西方世界的新航路，它也不需要远涉重洋去寻找黄金白银”。郑和未曾掠取他国半块土地，与西方冒险家或殖民主义者完全不同，后者是为了建立殖民地，以此获取金银。

　　总括诸说，可以发现，郑和远航非洲基于平等尊重而非高人一等，基于和平交往而非军事目的，基于平等贸易而非掠夺欺诈，基于文化交流而非文明冲突。事实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性质，明太祖和明成祖的诏书均可印证和说明。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即位之初，就颁诏于安南，明确宣称对外总方针：“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永乐七年，明成祖朱棣命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特下一道敕书：“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三）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与郑和研究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正确义利观和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使中非关系得到升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非友谊的真实写照和主旋律。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一致，学者着重探讨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郑和精神以“仁和为先、宽容开阔、以义统利、太平共享”的内涵，为新时代的中非关系奠定了历史根基。从郑和精神到习近平主席最新提出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既是中非两大文明从古至今真诚交往的生动写照，更是中非友好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

　　1．郑和下西洋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提出后，郑和精神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时，多次引用郑和事例来表明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他指出：“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再次指出：“15世纪初的明代，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涉及“一带一路”与郑和下西洋关系的研究成果。如张江河、周彬认为，“现今中国人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就是根据古代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启示，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为共同繁荣发展创造辉煌成就”。万明认为，郑和远达东非的航海活动促进了中非之间的文明交流，“古代中非的航海活动，搭建起海上丝绸之路记忆的平台，推动东西方相互认知达到了历史的新境界”。

　　2．探寻新时代郑和精神的内涵

　　时隔600多年，郑和远航之旅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郑和精神即是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笔者认为，郑和精神可以概括为“仁和为先、宽容开阔、以义统利、太平共享”。

　　“仁和为先”是郑和精神的哲学基础。“仁”与“和”是中华传统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仁”是仁爱，推己及人，与人为善。“和”是和谐，多样统一，反对同一。先秦以来，“仁”“和”理念从个人修为到政治文化，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从而养成崇尚和平、亲仁和美、协和万邦的民族性格。这种精神理念延及郑和，已逾时约两千年，故育于郑和身心之中，实为自然之事。在到访国家，郑和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视同仁、一律平等，给予较高礼遇。种种作为表明，郑和“舟师”确为名副其实的“和平之旅”“友好之旅”“文明之旅”。这在古代社会尤显难能可贵。

　　“宽容开阔”是郑和远航的胸襟和风貌。郑和船队秉持中华文化宽阔之胸怀、包容之胸襟、开放之气度、进取之气魄，常有令后人赞叹之举。例如，其部下在爪哇岛被误杀，郑和未行武力报复，而是尽量化干戈为玉帛。此种气度，可谓在远航壮举中的常态表现。又如在对待异域语言、习俗方面，“出国问禁、入乡随俗”，且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前夕特意“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哈三是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的阿訇，因通晓阿拉伯语被郑和选中，后成为郑和下西洋的“总翻译”。

　　“以义统利”是郑和远航的交往原则。学界均知，郑和对外交往以“厚往薄来”和“二平（平等公平）贸易”为宗旨。这本是明朝的国策，即“厚往薄来”，以利他为主，不计较海外诸国贡物的好孬多寡与进贡次数；凡有进贡，回礼一律从丰。此种行为，固然不无宣示中华雄厚国力之意，但也确实以义为先。郑和船队携带诏书、丝绸、金银、瓷器等赠送沿途各国国王，即儒家以义为先之义利观的体现。至于利益方面，则坚持平等公平、互利互惠，绝不见钱眼开、见利忘义。郑和船队四次访问东非，所行贸易均为平等基础上的互补性贸易。除与各国上层交易之外，郑和船队还通常在民间进行使当地普通百姓受惠的平等交易。郑和船队以金银、瓷器、丝绸、茶叶换取没药、乳香、象牙等，确实做到了互通有无。这种交往原则，正好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形成鲜明对照。600多年过去了，互补性仍然是中非贸易的一大特征和主要发展动力。

　　“太平共享”是郑和远航的目标追求。中国上古时期即有“大同”思想，延及明代，其内涵愈加丰富。《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五年六月，明宣宗朱瞻基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特颁诏曰：“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据马欢《瀛涯胜览》，永乐五年，郑和使团在古里国起建碑庭，碑文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共享太平之福，就是要消除当地民物之苦，让当地民众得享与中华一样的物质与人文之福。郑和秉持这一理念，践行了“予”而不“取”的中华价值。永乐十九年，郑和邀请亚非16国1200余名使臣随船来中国参观访问，“其各国王，贡献方物，视前益加”，堪称当时国际关系中罕见之事件。

　　3．对郑和精神的继承、超越与升华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说：“我经常被问及为何肯中合作如此密切……因为中国与我们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此言道出了中非友好合作坚如磐石、历久弥新的“密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非关系为什么好？中非友谊为什么深？关键在于中非双方缔造了历久弥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那就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这是首次对中非关系精神内涵进行系统总结、对中非合作本质作出精辟概括。纵观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中非关系，从郑和的“和平之旅”到今天的中非友好合作，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显而易见，新时代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是对郑和精神的弘扬与升华，两者本质上相感相通相应。

　　诚然，明朝时期的“走出去”与今日连接世界的“五通”具有本质区别，但历史不能割断。郑和远航非洲为今日非洲“向东看”提供了历史根据。在谈及郑和远航非洲时，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赫曼·齐里亚马（Herman Kiriama）博士提出：“我们发现，中国人对待东非有着与欧洲人迥异的态度”，“中国与东非有着比欧洲人更为古老的贸易联系，当今中国对非贸易的发展实际上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诚哉斯言，郑和远航为非洲乃至世界提供了一条不同于欧美殖民、掠夺、扩张的东向之路，赋予世界历史一种新的叙事框架和话语体系。

　　三、郑和远航的现实与文明互鉴意义

　　郑和开通了横渡印度洋的中非海上航线，直抵东非沿海诸国，成功开启古代的中非官方外交。郑和远航非洲向世界宣示的不仅是中国人在欧洲人到达非洲之前就已经访问非洲，而且与非洲人公平贸易、和谐相处，更有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理念交融。中非学界对此的研究，为中非携手打破以“欧洲发现非洲论”和“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有着积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

　　（一）戳穿“欧洲发现非洲论”

　　“欧洲发现非洲论”是一种从“欧洲中心论”出发阐释欧非关系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15世纪欧洲探险者最早发现了非洲大陆，以1415年葡萄牙探险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率兵占领摩洛哥休达(Ceuta)建立起第一块非洲殖民地为标志，将占领休达作为欧洲殖民者沿着非洲西海岸驶向东方的第一步，是整个西方世界向外扩张的开端。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通过认定欧洲人最早建立起与非洲的联系，从而宣扬是欧洲白人最早将贸易和文明带到了落后的非洲，而此前的非洲没有历史，无非是原始部落的大杂烩，进而在对比中蔑视和忽略非洲固有的历史与文明，特别是抹杀了非洲人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这一观点，在欧洲可谓其来有自，颇有渊源。康德就曾坚称“白种人拥有人类全部的动机和天赋”，因此更加高贵，总是能够教化和支配其他人种。“印第安人与黑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只能做奴隶。”黑格尔也曾明确表示，“自有历史以来，阿非利加洲本部，对于世界各部，始终没有任何联系，始终是在闭关之中。”“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或者发展可以表现。”这种观点与观念，可以说早已“深入欧洲人的骨髓”，因而并未绝迹。1966年，汤因比认为非洲是“世界上最后一块被文明占领的地区”，但1972年他纠正了这一错误。然而，艾瑞克·阿克森（Eric Axelson）《航海家亨利王子与发现通往印度的海路》等著作均坚持这一观点。

　　21世纪初，南非国民议会发起的“非洲视角”地图展也体现了这一点。南非国民议会收藏非洲地图130多幅，皆来自欧洲。这些地图大都是欧洲人16世纪后绘制的，不仅尺寸很小，而且描绘出的非洲大陆地形千奇百怪，多处标注为“未知区域”“独眼人”“野蛮人区域”，与真实地理相差甚大。相比而言，展品中的《大明混一图》绘制于明洪武二十二年，长3.86米，宽4.75米。该图不但准确描绘了非洲大陆的形状与地理位置，而且绘制了山脉、河流、湖泊与海角，其位置和走向十分接近非洲的地形地貌。南非国民议会议长费雷内·金瓦拉（Frene Ginwala）指出：“《大明混一图》向世人表明，这幅由中国人绘制的地图比西方探险家来到非洲早了100年，所谓欧洲人最早发现非洲的历史需要改写。”

　　“欧洲发现非洲论”绝不仅是一个学术观点，而是强化了“西方中心论”，为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制造借口。对此，1962年12月12日，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第一届非洲学家大会上致辞时指出：“这些早期的欧洲著作的动机纯粹是经济而不是科学的。它们涉及象牙、黄金的不平衡的贸易和它们不得不为之进行辩护的非法人口贩卖。”“这样就为从经济和政治上奴役非洲作好了准备。因此，非洲既无法展望未来，也无法回顾过去。”长期以来，非洲历史之所以被忽略、非洲文明之所以被排挤、非洲人之所以被丑化，“西方中心论”绝对难辞其咎。

　　郑和远航非洲这一史实，有力回击了“欧洲发现非洲论”“非洲无历史”等观点。恩克鲁玛指出：“中国人也在唐朝（公元618—907年）出版了他们最早的第一部关于非洲的主要记录。”“（18世纪）中国人对索马里、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都有详细的知识。他们在非洲其他地区作过广泛的旅行。”恩克鲁玛所说的中国人在非洲其他地区的广泛旅行，显然包括郑和远航。南非学者马尔科姆·特纳（Malcolm Turner）强调，“南非史料记载的第一次船难发生在1505年，一艘从印度满载香料的葡萄牙船在回程途中在莫索湾（Mossel Bay）沉没”，“这显然不是第一艘在南非的沉船。早在此前，南非境内就发现了中国瓷器，不知道中国船员看到桌山（Table Mountain）的时间比迪亚士要早多少年？”另一位南非学者戴维·韦勒斯（David Willers）则明确提出，“第一批看到桌山的外来人是中国皇帝的船队水手。他们在永乐帝的大太监郑和率领下，于1431—1433年以前来到南非，绕过了好望角”。南非驻华大使顾坦博（Themba Kubheka）更是强调指出：“越来越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的船队曾在15世纪20年代绕过了好望角。”

　　事实上，部分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认为应正本清源，还历史真相。如哥伦比亚大学、田纳西大学开设的有关郑和航海的线上课程中，就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给予了肯定和客观的叙述，认为郑和远航非洲的壮举在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其距离和规模令人震惊，并清晰讲述了郑和七次航行的具体路线，包括访问非洲国家的航海图。还有不少西方学者研究郑和远航非洲的“宝船”，虽然对“宝船”尺寸存在争议，但通过对1962年南京出土的舵杆与1973年泉州沉船的考察可以说明，当时中国造船术领先于西方，郑和“宝船”存在真实性。

　　（二）回击“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冷战后西方关于中国发展的谬论。制造这一中国崛起必然对他国构成威胁的论调，是为了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1992年，美国学者罗斯·芒罗（Rose H.Munro）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中谬称“中国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潜在的最大敌人”。20世纪90年代后，即掀起密集的“中国威胁论”思潮，其中有5种代表性论点最值得揭露。其一，“中国军事威胁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基于西方人自己的“国强必霸论”和“军事扩充论”，从西方大国的暴力历史出发，断定中国“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谋求世界霸权。其二，“中国经济威胁论”。其核心是贸易威胁论，亦即指责中国经济将打破原有贸易格局和利益格局，引发秩序混乱。其三，“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论”。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罗斯·芒罗、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等谬指，所谓“民主国家”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则是世界祸根。民族主义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尤为危险，“使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其四，“文明冲突与威胁论”。亨廷顿、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等提出，中西方文明将走向冲突，而非共存。其五，“中国粮食与人口威胁论”。1994年，美国人莱斯特·布朗（Lester R.Brown）发问“谁来养活中国”，由此形成“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人口威胁论”。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和蔓延，甚至成为一种分析范式，不断结合特定事件升温发酵，形成新变种。在这种氛围和背景下，一些西方人在论述中非关系时叫喊诸如“新殖民主义论”“资源掠夺论”“环境破坏论”“中国经济拖累论”“中国债务陷阱论”等，也就并不奇怪了。

　　上述谬论不仅反映出其对现实中国的臆造，而且反映出其对历史中国的无知。郑和船队远航证明了“两个早于”：中国人早于欧洲殖民者访问非洲，早于欧洲殖民者定居非洲。这足以证明，“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论”可谓荒谬至极。史实昭示，郑和下西洋之时，中国处于强盛时期，而船队访问亚非30余国及地区，却没有侵占一寸土地，没有掠夺一分钱财，没有贩卖一名奴隶，连威胁之事都未做过。强盛一时的封建王朝都没有做过的事，今日的社会主义中国又岂会去做？显然，在“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论”信奉者心目中，中华文明不外乎与非洲文明一样，只配被矮化、丑化、虚化。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种族入侵”文学主题，“黄祸论”成为这类话语的重要构成，从中生发出“中国威胁”的想象，恰好为“中国威胁论”涂抹了底色。今天，“中国威胁论”等谬论之所以还有市场，一是由于某些不怀好意的西方人以昔日之自己对应今日之中国。在他们看来，既然他们当年“走进非洲”推行的就是殖民主义之路，今日中国又岂能例外？二是由于这些西方人总是把非洲看作他们的“后花园”和“狩猎地”，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容他人“染指”。三是对中非关系健康迅猛发展的现实“眼红”。凡此种种，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非洲人民自己。对此，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哈利法（S.E.M.Ahcène Boukhelfa）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洲人民是有鉴别力的，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者，中国对非洲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将郑和远航与“殖民”“霸权”等字眼挂钩的荒谬做法，西方一些学者也并非毫无批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理查德·冯·格拉恩（Richard von Glahn）就提出，绝大部分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都提到郑和，这些文献理应受到尊重。他认为，有些人强调“中国错失良机”“失败的叙事”，却很少关注郑和远航的成就与意义。实则，郑和重塑了亚洲，15世纪的航海史本质上应是郑和的故事及其远航影响的历史。这一观点比较好地揭露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固有的殖民主义思维，这些人总是觉得15世纪上半叶明朝已经是世界强国，郑和船队不去抢、不去夺，更不搞殖民主义，未免可惜，感慨中国因此错失了建立海上霸权的机会。这些人的思维和观点，实在令人不齿。

　　确实，西方学界和政界种种扭曲郑和远航意义的说法，可谓丑态百出。譬如，杰夫·韦德提出要重新评估和修正郑和远航的影响，声称郑和的航行代表了一种“海上原始殖民主义”的暴力形式，认为郑和使用巨大的军事力量入侵其他民族，占领对方领土，将领土分割成更小的行政单位，任命顺从的统治者和“顾问”，并在经济上开发占领的地区。这样的观点不仅扭曲历史，更是为了在学理上歪曲今天的中非关系。如陈英杰（Ying-Kit Chan）表示，当代中国政府宣传郑和船队到达东非的历史，是为了打造中国作为“和平大国”的正面形象，将郑和遗产和历史的话语作为一种铺垫证明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合理性，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宣称，长期以来中国计划改写现有的全球秩序，明朝似乎是中国的榜样，尽管方式更加强悍，要求其他国家成为朝贡国，“向北京磕头”，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三）郑和远航开启中非文明互鉴新面貌

　　丝绸之路上的铃声和风帆是和平的信号、友谊的象征，连接着中非人民的心灵，开启了中非文明互鉴的新面貌。这条路上曾经穿梭着络绎不绝的人群，他们不知疲倦，运输着货物，同时将语言、思想、知识、技术、宗教、观念等传递到沿途地区。郑和传送了“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理念，尊重各国语言、风俗和宗教信仰，使得异曲同工的中非文化理念和声共鸣、同频共振。

　　非洲政学两界对郑和远航非洲的评价科学诠释了中非友好和平交往的本质。南非学者鲍勃·韦克萨（Bob Wekesa）提出，郑和在西方人之前就与东非接触的事实，势将否定中国是于最近才进入非洲大陆的贪婪商人的观念。南非总统姆贝基认为：“历史告诉我们，在几百年前，无论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都没有把对方看成是野蛮人。虽然远隔重洋，但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福祉依赖于另一方的幸福生活。15世纪中国船队到访非洲港口带来的是互惠互利的合作。”肯尼亚女作家伊冯·阿蒂安波·欧沃尔（Yvonne Adhiambo Owuor）创作长篇小说《蜻蜓海》（The Dragonfly Sea），书中主人公艾雅娜以肯尼亚帕泰岛郑和船员后裔、“中国学生”姆瓦玛卡·沙里夫（Mwamaka Shariff，中文名叫夏瑞馥）为原型，表达了当代中非交流的“回归”主题，反映了非洲作家对郑和开辟的中非民间交往及其意义的探寻。

　　中非两大文明和平理念的深层根源是双方背后的哲学默契、对话与交融。乌班图（Ubuntu）是奠定诸多非洲社会信仰体系基础的一个概念，其团结友爱的处事方式在南部、中部和东部非洲社会与群体中延续，包括科萨人（Xhosa）、祖鲁人（Zulu）、斯威士人（Swazi）和恩德贝勒人（Ndebele）。这些社会信奉在共同体环境或者称之为“在金合欢树”下解决政治事务的传统，被誉为“大树下的民主”。这一传统理念对非洲解决冲突的方式影响至深。乌班图思想认为，人类始终存在着内在关联性，即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密切关系，“我”与“他”、个人与集体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科萨人认为，“一个人只有通过他人才能最终获得完满”。祖鲁人认为，“我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归属于一分子，我参与，我分享”。乌班图思想中关联性的基础理念首先是平等；其次是博爱和宽容，强调人性中的友爱同情；最后是责任与团结。在非洲传统部落，人们将遵守自然规律与遵守部落内部规则和文化有机统一起来，以慷慨之心分享所得所有，建立稳固的团体关系。很显然，这些基本理念与传统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的诸多理念颇为契合。例如，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讲恻隐之心，等等。一言以蔽之，和合、友善、团结、包容、尊重自然、重视规则，是中非共同的深层精神要素。郑和精神中融合凝聚了这些要素，最终指向儒家的大同思想。“乌班图思想是非洲人的传统理念，与非洲复兴的理想密切相关，其含义是‘天下共享的信念，连接起每个人’。‘一带一路’倡议似乎呼应并扩大了乌班图思想，旨在通过加快基础设施投资实现非洲与世界各地的连接。”由此可见，中非传统理念与现实确实相通相应，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宝贵资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2063 Agenda）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古老而融通的中非传统理念也会在“中国梦”和“非洲梦”的实现过程中成就新的时代升华。

　　中非文明之间的共同性与共通性，建基于双方古老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与融通性之上。双方对集体利益的高度重视，均植根于古代的农业文明。换言之，中非古代文明均重视陆权以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第一要素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追求天、地、人之间的贯通和谐，将道德标准与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这与追求海权与扩张、崇尚武力与征服、重视金钱与利益的殖民主义价值观形成鲜明反差。从思想根源追溯，西方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传统注重对立，轻视和合，很容易导致极端的排他性。与此不同，亚非文明则崇尚多元与包容，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认为只有尊重文明多样性，才能避免走向单向度的、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摧毁的世界，人类才有未来和光明前途。就此而言，郑和远航非洲的意义也就进入文明互鉴的范畴和层次了。

　　结语

　　郑和远航非洲开辟和平之旅，中非关系根深叶茂、继往开来、世代友好。新中国的诞生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和正确道路指引。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今天，中非正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平台，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丝绸之路具有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内在意蕴。“这告诉我们，没有一种文化能在孤立之中繁荣，不同文明在交流中影响、丰富着彼此，在兼容并蓄中大放异彩。”郑和船队秉持“仁和为先、宽容开阔、以义统利、太平共享”的精神，与古代非洲国家平等交往，促进了文明传播、交流与互鉴，赢得了非洲国家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尊重和仰慕。这一历史过程印证了习近平主席的科学论断：“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和平是郑和下西洋的主旋律，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发展之义。郑和的“文明之旅”“和平之旅”“友好之旅”已成为一个象征符号，代表着和平、和谐、和善，是当今人类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宝贵历史资源。正如习近平主席致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的：“新形势下，中非深化传统友谊，密切交流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不仅造福中非人民，而且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在此方面，郑和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徐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