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大流感是近代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由甲型H1N1病毒引起的全球性传染病疫情，美国在这场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的疫情中遭到重创。20世纪以来，每逢传染病大流行，疫情的地理溯源总是立即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尤其在人们还不能从细菌学和病毒学方面认识造成瘟疫的细菌或病毒及其特点时，疫情地理溯源因其直观性常常成为首先面临的问题。从流行病学角度看，这种溯源本来是遏制疫情扩散至关重要的科学手段，但是在疫情来势汹汹，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人人自危的氛围下，狭隘的本国优越主义下的舆论界情绪化地抱怨疫情起源地城市或者国家殃及了自身，哗众取宠的舆论势力则把地理学维度的疫情溯源变成污名化的手段。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社会舆论就“流感何来”的疫情溯源问题出现过多种论说。由于相关溯源均指向特定国家，这些论断绝非纯粹医学科学范畴的探讨，而是涉及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等领域的问题。本文拟梳理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社会各种疫情溯源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地理溯源论背后的政治化和反科学倾向，并进一步考察当时和后来以及当代美国和世界医学界对大流感科学溯源的过程和结果，旨在阐明追溯疫情起源的空间和时间源头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解决这种问题需要全世界医学科学界共同努力，任何政治化的草率结论都会违背科学认知规律，不利于发现疫情传播的真正源头和推进世界预防医学发展。1918大流感的惨痛教训已经给了人类社会足够的警醒。 

　　一、美国应对1918大流感不力引发社会恐慌 

　　1918年2月至1920年4月，席卷全球的大流感连续出现四波疫情，感染了全球约5亿人，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短短两年间，流感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至少3000万人口的死亡，是官方公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伤亡人数的3倍强。美国在这场大流感中受流感影响者数以千万计，仅1918年就有479万人死于流感和肺炎，次年有18.9万人死亡。但即使是这个庞大的数字也未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因为1918年和1919年提取原始数据的登记区仅占全国人口的80%，因此确切的数字必须增加四分之一。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认为，根据相对准确的测算，1918年9月至1919年6月间美国死于流感和肺炎的人数约为67.5万人。 

　　这场大流感病毒得以在全世界疯狂肆虐，有许多客观原因。第一，当时的医学科学对这种危险的流感病毒一无所知，反而把流感嗜血杆菌、登革热、霍乱及斑疹伤寒等误诊为病因。由于没有抗病毒药物来治疗，造成流感病毒肆虐，人们只能依靠隔离等待病毒的消失。第二，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交通大发展极大地方便了人员的全球流动。火车和汽车在陆地、轮船在江河海洋运送人员和货物的同时，也为病毒跨境传播提供了便利，使得本来在地理环境隔绝条件下传播受到限制的病毒插上了翅膀，散播到世界各地。第三，1918年正值一战鏖战期间，交战国集结和运输了空前数量的军队到前线厮杀，各国为了保持民众参战热情，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游行，这种大规模的军民集聚更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和变异。战争还导致了民众生活质量大幅下降，降低了人们对病毒的抵抗力，同时又消耗了交战国家巨量的人力物力和医疗资源，大大削弱了各国的治理能力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能力。第四，当时各国都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对大流感疫情的调查统计、上报和监控远远不能满足防控这种超大规模疫情的需要。 

　　上述四个不利条件美国同时具备，但作为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盛和医学水平最高的国家，受到疫情如此沉重的打击，还有其自身的原因。 

　　美国自1917年4月参战以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练兵和向海外派兵作战。1918年有200万美国军人被运送到欧洲战场。这些人来自全国城乡，集中居住在宣战后赶建起来的军营，致使人员过于密集，营地成为传染病流行的沃壤。美国陆军军医局长、流行病学家维克多·沃恩（Victor Vaughan）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一篇记述里谈道：“人员越是集中的地方，就越难控制感染的扩散。没有哪个地方比军营更拥塞、人群接触更频繁的了。” 

　　事实上，在第二波疫情大流行期间，美国军营较早且接连成为流感暴发地：1918年9月11日、15日、17日，费城海军船坞、新泽西迪克斯营和马里兰州米德营相继暴发流感疫情，起始时间均早于同一地区的非军营区域。实际上，几乎每一波疫情暴发都与军队的移动有某种程度的联系。 

　　美国当局战事优先的政策，使得军方对疫情反应严重迟缓。据沃恩回忆，“早在国内战争大动员开始前，（医官们）就已将关于人群聚集带来危险的报告提交给相关权力机构。但得到的答复是‘大动员的目的在于尽快将平民转变为训练有素的战士，而非为预防医学研究作演练。’”第二波疫情肆虐之际，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开始注意到形势的严峻性。1918年8月9日，美国海军外科医学办事处发布公告警示“流感危险”，7天后又命令“各港口警惕来自欧洲的船只和携带病人的船只，一经发现要报告当地公共卫生局”。不过这一命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阻力。驻纽约港的美国陆军医务部门的肯尼迪（J. M. Kennedy）上校认为：“在纽约港采取隔离手段是完全不现实的。我们不能指望西班牙流感或其他的什么流感来终结这场战争。检疫每一条舰船将会使得港口堵塞，而在战争期间这些船只要向战场运送士兵和补给……只要流感不发展成肺炎，就是安全的。发展成肺炎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又极少发生，且又极少致命，除非病患没有充足的食物。（筛查检疫）这件事越少被提及，对纽约和我们在海外的军队就越好。” 

　　美国医学界和卫生部门一开始对疫情也不够重视。到1918年9月末，《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宣称“西班牙流感”虽然听起来不同寻常，但“没有必要引起多大重视，也不必惊慌，不过是流感的新名字”。这家杂志还认为，“西班牙流感”已经“差不多从协约国军队中消失了”。《美国医学会杂志》1918年卷的索引中甚至没有提到春季疫情的流行。纽约卫生部门在经过与医生的研讨后发布公告称：“民众们没有理由惊慌，因为凭着我们高效的检疫站提供的防护以及城市卫生当局的持续警惕，卫生科学可以确保实现所有的防护。根据欧洲的报告，这个疾病非常温和，在大洋这一侧的我们没必要感到焦虑。我们在法国的部队目前已经躲过了这场流感的袭击，尽管一些在德国，也许还有一些在英国和法国的士兵染病，但只要能好好吃饱，身体健康的人对这种疾病的抵抗力很强。” 

　　更为糟糕的是，疫情扩散期间卫生官员的行动犹疑不定。例如，尽管纽约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纽约公共卫生部门的罗伊尔·S.柯普兰（Royal S. Copeland）仍拒绝实施诸如关闭学校和剧院等基础性防疫措施，反而在采访中宣称流感虽然广泛传播但并不严重。就在柯普兰接受采访的当天，纽约有354人死于流感。9月21日，旧金山受到疫情袭击，旧金山卫生局局长同样没有在城市中推行防疫措施，因为他认为旧金山的气候是天然的防疫条件。在大流感初期，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向人民保证，没有必要实行检疫隔离，“没有流感的危险”。一位评论家非常严厉地批评政府：“看到成千上万的流感病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政府竟然还允许这些（携带流感病毒的）人自由地去各自的地方。……难道每个官员都愚蠢至此吗！”美国医药管理和公共卫生部门过早地预言了流感的消亡，给了人们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误导了社会大众，“加速了1918年秋季流感病毒的培养和传播。” 

　　最为后世诟病的是，美国政府为保持参战军队的士气，严格控制流感信息的发布。根据当代研究，1918年2月美国最早的流感病例可能出现在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当时，一位因流感而突然离世的老妇被迈纳尔医生(Dr. Loring Miner)诊断为“罹患肺炎”。此后，类似病例在堪萨斯州各地相继出现，许多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病倒。迈纳尔医生写信给华盛顿方面，警告白宫官员关注哈斯克尔县出现的疫情，而当时华盛顿方面无人理睬。这或许是疫情期间美国联邦政府首先出于鼓舞士气考虑而掩盖流感真相。不久，堪萨斯州之外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譬如全美多达二十座军队训练营发生疫情时，美国政府仍坚持认为“没有必要惊慌”。是年8、9月间第二波大流行已非常猖獗之际，《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及《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等重要媒体头版新闻依旧隐讳不谈，反而积极报道千里之外的美国远征军的战况来冲淡国内疫情造成的危机感。这种在当代被称为瞒报和隐匿不报的情况严重影响了美国各界和民众的疫情防控。 

　　其实，所有这些现象都和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息息相关。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 Wilson）及其核心幕僚未能正视流感疫情危险，固执地聚焦于一战这场“永远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及其后国际关系的重建，在国家指挥中枢层面上完全搁置了防控工作。1917年4月，美国几乎没有做什么准备就宣布投入战争。到1918年夏天，威尔逊已把“政府精神”渗透至国民生活的每个角落，并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将全国注意力集中于战争。威尔逊及其政府害怕承认瘟疫流行会影响国民乃至前线部队的士气。据对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及国会公报档案的初步统计，在整个流感肆虐时期，威尔逊总统没有面向公众作过任何关于流感的讲话，他“在公开的场合什么也不说，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私下里说过，或者就政府的公务部门能为抵抗疾病做些什么询问过什么人”。 

　　1918大流感疫情实际上造成了当时美国的国家危机，而危机正是对一个领导人的考验。危机中的民众需要领导人来抚慰、团结和鼓舞；危机中的问题需要领导人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来解决。由于总统没有站出来公开发表导向性意见，在上行下效的官僚体制下，美国各级官员对流感疫情的处理也就表现消极，“没有一位政府官员站出来公开承认流感的危险”。威尔逊总统及其核心幕僚不单对疫情消息遮遮掩掩，为扩大一战政治宣传的效应，更无视专家警告，多次参加大规模的筹款集会和群众游行活动。1918年10月12日，威尔逊总统带领25万欢呼雀跃的纽约人走上“协约国大道”，进行大规模的爱国游行。而同一周就有2100位纽约居民死于流感。同样问题也出现于一个月后的一战胜利日：据历史学者对1918年美国圣安东尼奥疫情的研究，该地当年最大的一次流感暴发，就与民众打破居家管理禁令，上街庆祝一战胜利的大规模活动先后发生。 

　　由于国家领导决策层忽视疫情，不能及时有效和广泛地动员、领导、协调联邦和各州政府、医学界、公共卫生部门、军队及民众力量去全力防控疫情，最终导致防疫工作陷入困境，给美国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进而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在第二波疫情疯狂肆虐之际，美国报端接连爆出“某地陷入恐慌”的可怖字眼：1918年9月“纽约城陷入恐慌”、10月“费城正在崩溃”。人们看见“那些载满尸体的卡车与马车……哀悼者的恸哭及对死者的召唤，无论谁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另一场瘟疫——中世纪的瘟疫”。 

　　一位目睹费城疫情期间死亡率急剧上升的女子写道：“一整天，丧钟不停地敲：砰、砰、砰。整条街上，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挂着一块绉布。我认识这些人家的每一个人，每家都有人过世了。我既害怕又绝望，以为世界就要完蛋了。”疾病史家巴里（John M. Barry）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类似情况：“每天人们都会发现一周前——甚至一天前还好好的朋友或邻居就死掉了。我该怎么办？人们惊恐而绝望。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多久？”1918年10月5日，《费城询问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刊发题为《西班牙大流感与人们对它的恐惧》的文章，全面总结了“黑色十月”之初美国社会的“恐疫”情绪：“恐慌是个人或社区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恐慌是夸张的，恐惧是任何语言中最致命的词。对流感的恐惧正在制造一种恐慌，一种不合理的恐慌，我们怀疑，当局的严厉命令会助长这种恐慌，这让受众因每日报告的新病例而大脑过度兴奋。”10月8日，《费城询问报》又呼应3天前的报道，引述了对费城医学界领袖的采访，明确表达了对“恐疫”情绪影响社会及个人生活的担忧：“在过去十天里，我看见很多人经受了恐惧流感带来的折磨，那并不是真正的疾病症状。我也观察到，其他医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绪。”美国红十字会内部报告总结道：“对流感的担心和恐慌，像中世纪黑死病的恐怖一样，普遍发生在全国许多地区。” 

　　美国政府对防控疫情领导的缺位和滞后，造成了感染和死亡率居高不下，人人自危，整个社会笼罩在不满、恐惧和焦虑的氛围之中。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当面临危机而又不知道危机来自何方，权威机构的信息莫衷一是并且不透明的时候,各种流言和猜测就开始登场。当大流感在全美疯狂肆虐之际，总有人希望找到最容易获得的、似乎是真相的理由，来为面临的危机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某些人和媒体试图将疫情传播的过错推给敌人或者别的国家，以便摆脱集体焦虑，取得心理平衡和安慰；也有人希望借此大做文章。美国作为当时世界最强势、对自身优越性最自信的国家，本能地拒绝了从美国本身寻找疫情起源地和疫情失控的原因，而是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居高临下地针对居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建构出种种疫情起源于他国的说法，在美国社会中造成排斥、歧视和试图疏离这些国家的负面影响。 

　　　二、美国舆论中政治化、种族主义的疫情“地理溯源” 

　　在1918大流感时，美国舆论界出现了几种疫情“地理溯源”，但这并不是从科学认知的角度进行疫情源头及传播方式和路径的调查，而是在政治性和种族主义的动机下，把矛头都对准了与美国存在矛盾或为美国所歧视的几个国家。根据1918年9月纽约水牛城卫生部门从美国公共卫生部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纽约卫生部门等全美最权威的政府和医学机构搜集到的材料，当时美国研判疫情于1918年4月在东欧地区首次以流行的形式出现，稍晚之后出现在西欧，而美国本土多处出现疫情暴发的情况则与欧洲存在时间差。在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的笔下，大流感是“横扫了欧洲大陆然后来势汹汹地过来”的。这种带有局限性的认识想当然地将美国置于疫情“受害者”的地位，而倾向于忽略大流感源自美国的可能性。把欧洲作为疫情暴发中心再顺藤摸瓜进行地理溯源，似乎成为主流的溯源逻辑。 

　　在疫情出现之初，1918大流感就已经被冠上了一个广获使用的名词——“西班牙流感”。这一名称使人们将流感与西班牙之间形成联想，但实际上这只是一场流传甚远的误会。西班牙是一战中少数几个保持中立的欧洲国家。其他卷入战争的国家为了避免影响士气，对涉及流感的媒体报道进行严格的战时新闻管制，而西班牙媒体则可以自由详尽地报道疫情的流行。1918年5月初，美国马里兰州的报纸头条第一次出现了对大流感的报道；一个月后，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染病的消息见诸报端。6月25日，美国《时代》（Time）周刊最早报道流感的标题就是“西班牙流感——一个患者的症状”。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疫情始于西班牙，该国疫情也没有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严重。只是因为最先关注且忠实报道流感，西班牙就背负上国际舆论造成的错觉。“西班牙流感”的错谬名称影响深远，成为当时乃至当代1918大流感最“通用”的名称。 

　　不过，除了妇孺皆知的“西班牙流感”这一错误名称，在当时的美国，还有其他几种地理溯源广为流传，成为当时一种独特的现象。 

　　（一）“俄国流感”说的产生 

　　1918大流感暴发期间，美国病理学研究的一项共识就是所谓“西班牙流感”并非一种新型的疾病，而是一类原先就存在且拥有较长历史的传染病。而上一场世界性大规模的传染病暴发，则可追溯到首先出现在俄国远东地区继而在1910年传入中国东北造成大规模暴发的鼠疫。尽管医学界无法证明1918大流感是俄国鼠疫的变种，但十几年前“俄国流感”在全美肆虐的各类报道仍令人心有余悸。在新的传染病暴发之际，美国媒体开始附会各种联想。 

　　1918年9月，明尼苏达州圣保罗斯奈林堡的卫生官员宣布，在从病人身上采集样本培养出的细菌与三四年前肆虐美国的“俄国流感”细菌一致，即流感嗜血杆菌（Pfeiffer’s Bacillus）。虽然由于医学理论发展所限,这一结论并不准确，但在当时仍然被不少媒体借题发挥。同年11月，纽约医生柯里尔（Dr. Andrew F. Currier）撰文提出这场大流感的历史起源于1910年的俄国，然后经由哈尔滨传入华北。即使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以支持其猜想，报纸仍然以《俄国应为此负责》（“Russia Gets the Blame”）为副标题以吸引眼球。12月，有匿名作者在报纸上介绍了两种溯源理论：一种将其追溯到公元前的特洛伊战争，另一种则是认为其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贫民窟。虽然文章对两种理论没有多加评论，但显然人们更倾向于后者才是当时疫情的罪魁祸首。1919年1月，有美国媒体将俄国革命蔑称为布尔什维克的 “政治大流感” （Political Influenza），并有意以流感传播态势比拟俄国革命的国际影响。甚至有作者在一本骨病期刊上将流感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绑定在了一起：“过去几年里我们的宿敌——带有明显的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俄国流感，用 ‘西班牙流感’这个更有诗意的名字作了伪装。改变了名字却没有改变其本质，它还发展成为比它原来的名字更为邪恶的疾病。在早期，这些溯源的猜测大多来自地方媒体或非医学期刊，直到医学界提出某些假说以后，媒体才彻底沸腾起来。 

　　“俄国流感”说从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的一些公共演讲中找到了想象的素材。1920年3月，弗莱克斯纳在美国医师协会大会上报告:“有一些优秀的推理认为流感的发源地是东欧，特别是俄国和土耳其斯坦之间的边境地区。许多记录在案的流感病例或多或少都来源于该地，近期的一些流感也可以高度肯定地追溯到那里。这个东方病窝，每隔二三十年，就会有一种令人惊恐的流感向东或者向西蔓延。而后者的发展方向存在更大风险”。弗莱克斯纳为解释流感在欧洲和美国流行的原因时，提到了一些流行病学的观察。他指出交通基础设施的水平是大流感在不同地区传播快慢的首要影响因素，而这是在流感产生的源头地区本身难以暴发大流行病的原因之一，“基础建设落后、对外沟通稀疏则流感散播较慢”。而这一情况到了其他地区则完全不同：“在俄罗斯东部和土耳其斯坦，流感以旅行拖车的速度传播；而在欧洲和美洲，流感以特快列车的速度传播；在世界范围内，流感则以远洋班轮的速度传播。”弗莱克斯纳还倡议医学界“到疾病源头”去战斗，“而不是等到流感已经散播到源头以外的遥远之地，再徒劳地发起系列防疫活动” 。 

　　弗莱克斯纳作为当时美国医学界的权威人士，他所提出的理论自然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但也遭到了媒体的过度解读。有报纸编辑将其观点凝练成骇人听闻的标题：《流感生于俄国》；也有报纸以《东欧疫区——有案可查的诸多大流行从该处散布》为标题对弗氏的理论进行刊登。以对弗氏采访内容为主体撰成的《将流感斩草除根》一文为诸家报纸竞相转载，同时面世的《流感究竟是什么》等“热文”亦长篇转引弗氏提出的“战疫策略”。虽然绝大多数报道都忠实报道了弗氏的假说，但他们以大量篇幅突出流感源于俄国的可能性，一瞬间弗氏俨然成了“俄国流感”说的代言人。实际上，弗氏整理出流感传播源头的目的不是归罪于他国，而是呼吁医学界关注流感源头的预防工作。但这种医学上的假说和可能性，却在美国媒体的发酵下变了味，成为一种地理溯源理论而广为流传。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下的“德国流感”舆论 

　　一战期间美国对于德国的敌意蔓延到公共卫生舆论中，社会上出现了诸多充满疑心的传言。《纽约时报》在1918年9月连续刊文对“西班牙流感”进行了历史回顾，提到一种舆论现象：人们倾向于将这种疾病与战争的仇恨和民族主义情感维系在一起，指责德国的战壕或者潜艇是这种恶疾的源头，又将其带到美国，“人们立即得出结论，这种新的罪恶，就像战争中的罪恶一样，必须追溯到德国”。许多以“西班牙大流感”为主题的新闻报道通篇指向的却是德国：“首先，我们将把这场疾病的名称改为德国流感——德军战壕里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好东西”。在一篇名为《德国海军带来了流感》的报道中，美国船运局应急舰队公司健康卫生部门的多恩中校（Phillip S. Doane）发表声明称，1918大流感“不过是一种老式流感的疾病，是由德国的U型潜艇的船员带到美国来的，因为他们曾经在纽约和其他地方靠岸。”美国医学家赫什伯格（Gordon Henry Hirshberg）的理论探讨则指出 “西班牙是大流行的一个替罪羊而已……疾病起源于德国战壕”，文章还配有传染流行区域的地图，形象地为西班牙“洗刷冤屈”。不过，赫什伯格似乎并不满足于仅在医学方面进行叙述，他在文章末尾引出了一个充满丰富想象力的推测：“同盟国的医生和科学家正在认真考虑这种疾病的细菌是不是由德国政府故意传播，以削弱其敌手的”。他虽然承认“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仍然认为这种指控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德国政府曾有过在罗马尼亚对平民传播病菌的“前科”。同样，《纽约太阳报》（The Sun）在谈及流感病菌可能由德国恶意传播时，宣称“虽然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这种说法绝非无稽之谈”。报道指出包括纽约卫生官员柯普兰在内的多位“世界知名的医学专家”均持此观点。 

　　就这样，医学界人士的这种假说被不少美国媒体延伸臆测，认为这场大流行不仅源出德国，甚至很可能是德国人为制造并由德军特工传播的。10月12日，《斯通县商报》（Stone County Enterprise）就谈到“若去追溯这种疾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原因，我们相信他们会称之为德国流感。去年冬天，同样的疾病几乎使德国军队士气跌入谷底。毫无疑问，德国特工和间谍把病菌传给了我们”。新奥尔良美国红十字会会长海恩（Frank B. Hayne）在发送给路易斯安那州有关部门的通讯中谈道：“很有可能西班牙流感的细菌是由德国特工故意传播到我国的；……如果这种流感真的是由柏林开始散播的话，我们更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扑灭它。”几乎同时，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开始流传把1918大流感视为德国间谍秘密武器的谣言。有匿名人士向当地报纸爆料称：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是德军间谍，因蓄意传播流感细菌而被枪毙，驻扎于当地的五名军医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枪毙；不久之后，一名明尼阿波利斯的医生也被司法部门以间谍罪逮捕。据传，在另一座军营，也有医生和护士因被指为德国间谍而遭枪决。不过经过核实，当地报纸确定上述事例纯属无稽之谈，为消除社会影响，报社刊文辟谣，希望民众不要因为谣言而感到恐慌。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不久美国舆论场又出现了一种针对德国的“毒气说”。1918年12月，《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刊文报道了芝加哥医生克罗夫特（Albert J. Croft）提出的“毒气理论”。克罗夫特认为地球的大气层已经被长达四年的战争释放的毒气所污染，这种毒气包含了在德国战争实验室里蓄意合成的气体。报道称这种理论 “将全世界的愤愤不平都指向德国，德国不仅成为战争的挑动者，还是毒气的释放者，进而导致了这场疾病，令世界成为受害者”。几乎同时，另一名美国医生马格鲁德（Dr. John Magruder）也认为流感出自德国在欧洲战场使用的毒气：“这种战场上的毒气会停留在大气层，然后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通过鼻黏膜感染的方式传给人类。” 马格鲁德举证说，亚利桑那州某全封闭的军营在没有人员进出的情况下，仍然暴发了流感疫情，这足以佐证他的“毒气理论”。 

　　媒体大肆渲染的德国特工故意传播疾病的说法引起了官方的注意，部分媒体也参与讨论，亮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1918年10月2日，《奥格登标准报》（The Ogden Standard）刊发了一则长文辟谣，告知民众“西班牙大流感并非德国袭击”。该报引述了一名政府官员的说法，表示专家们“普遍认为这种理论毫无根据，十分荒诞”。几天后，《费城晚报》（Philadelphia Evening Bulletin）也分析道:“如果德国人想要利用疾病作为攻击武器的话，何必要选择这种温和又人道的疾病呢？” 虽然对于德国的指控在舆论上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媒体的炒作却成功掀起了波澜。 

　　　（三）鼠疫疑云下的“中国流感”说 

　　把中国视作疾病源头，在美国是一种根系颇深的思维惯式。巴里在其著作中谈道：“大多数流行病的起源地是亚洲。原因很简单：在亚洲，与猪和禽类密切接触的人群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病毒从动物传给人类的机会也增多了。” 将1918大流感溯源至中国这一推测，多数指向中国在一战期间派往法国的20万劳工。那些劳工被指斥携带了1910年东北鼠疫的杆菌。当时有观点认为，赴欧华工被德军俘虏后，将疾病传染给了德国军队，随后疫情迅速传播开来。因此，有美国新闻表示“更适合这种疾病的名字应当是 ‘中国流感’”。“中国流感”说在美国舆论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19年夏秋之交中国霍乱流行时，有美国媒体竟报道称“大流感，以及所有其他存在于宇宙中的大瘟疫都是在亚洲产生的，它们如同插翅一般，随着文明的流动扩散向西方”。 

　　疫情期间，美国舆论中最为著名的将大流感溯源至中国的系列文章，几乎全都由号称“美国军医”的詹姆斯·金(James J. King)一手炮制。1918年底，金发表了震惊媒体的大流感“中国鼠疫”说。文章一经刊行，“流感实为鼠疫”“疾病源自中国”的言论迅速在美国媒体催化下生成舆论风波。11月，《奥格登标准报》整版刊出了金的讲话稿——《流感瘟疫真的来自中国吗？》，引用了标明“携带着中国流感病毒”的跳蚤扩放图像和一张土拨鼠素描像，并说明 “土拨鼠在中国是一种食材，它与许多例鼠疫密切相关”。《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记者在获悉金的论断后扬言“流感盛行是中国人的错！”1918年12月7日，《西弗吉尼亚报》（The West Virginian）用两段文字强调了流感为“中国鼠疫”的理由。3天后，该报又刊出题为《下一场大战——一定是与肺鼠疫作战！》的报道，再次武断地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与“俄国流感”说一样，美国媒体也找到了作为“疾病老巢”的中国能够长期存在传染病的解释：“如果中国人真的对此有免疫力，那么很可能流感是一直存在于这个国家的，直到（华人）种族逐渐获得了（对流感的）完全免疫力”。更有美国报纸宣称中国人有独特的抵御大流感的手段。《圣荷西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 News）刊载了一篇猎奇性报道，称当地的牧场工头猎杀山狮后送到一名华人手中，用狮子肉烹制盛宴款待华人宾客。报道认为“中国人相信食用狮子肉可以强健体魄，祛除疾病，尤其利于抵抗大流感的侵袭”。其实，只要仔细斟酌便不难发现，此说极可能是根据中餐名菜“狮子头”而进行的毫无根据的恶意炒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舆论大肆炒作所谓“中国瘟疫”之际，近代中国杰出医学家、成功扑灭1910年左右东北鼠疫疫情的领军人物伍连德曾公开驳斥詹姆斯·金的一系列谬论。1919年1月，中国重要英文媒体《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以整版篇幅报道伍连德对美国舆论流感“中国瘟疫”说的科学申辩：“肺鼠疫病菌不可能以潜伏形式存在于人体内，因为迄今尚无任何肺鼠疫患者康复的记录。而除细菌学差异外，（肺鼠疫与流感）两者临床症状也有很明显的区别。譬如血痰是否有液体特征、（发病时）肺部症状、肺部标本纯净度，以及提取微生物的培养、凋亡过程等。”伍连德以鼠疫专家的身份公布大量科学证据，有力地回击了部分美国舆论的无稽之谈。 

　　　（四）流行病原理下的欧洲流感源头论 

　　将流感的源头追溯至欧洲的说法，是一些美国权威医学期刊在疫情稍晚期提出的。1919年7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载的一份调查文章表明，这场传染病的大流行和其入侵欧洲的源头目前仍然找不到。但可以确定的是，流感在1918年初已经在西班牙、法国，甚至英国以传染病的形式存在。根据英国第一、第二军的报告，流感在4月或5月在个别地区已经有局部的暴发，直到春季末流感就开始以大规模传染病的样态出现，不仅是在西班牙和法国，还影响到了英军和美军，也在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和德国发生传染。通过病菌分析以及对感染率在时间轴上变化的研判，医学专家提出两点结论：第一，在1918年大流行之前这种流感已经存在；第二，所谓的“西班牙流感”有可能是从法国流行的、严重的地方性传染病转变发展而来的。美国士兵到达欧洲以后，由于他们对环境和气候的不适应以及免疫力的下降，从而造成了流感的变化及在美军中间暴发大流行的严重后果。 

　　美国《内科医学档案》（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刊载了一篇关于美国远征欧洲军队的调查报告，指出“在寻找任何大流行疾病的起源时，必须认识到这种疾病并非每次都完全重新出现；对于一种以前就曾以大流行形式存在的疾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它肯定存在于一个或多个国家，可能在许多地点作为一种流行病已经很长时间了……如黑死病、霍乱和黄热病，就是已知在某些地方性疫源地存在了较长一段时间，突然开始传播，甚至具有大流行的特征”。文章提到，根据西班牙方面在1918年4—6月的报告，意大利海军在5月上旬就开始有疫情流行。意大利一位卫生局长声称这一疾病是由美国军队带来的，但是并没有提出什么根据。勉强可称为证据的就是大批美国军人抵达欧洲的时间点，正好与欧洲流感暴发的时间契合。该研究报告对此说法进行了驳斥，若是流感原来就在美国存在，则没有理由直到8、9月份才在美国国内大肆传染开来。可以看到，医学界对于流感起源可能在欧洲的讨论是较为谨慎的。 

　　上述四种疫情地理溯源在大流感时期的美国舆论界一直存在。美国地方报纸尤其热衷于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大谈大流感溯源问题。例如内华达州《卡森市日报》（Carson City Daily Appeal）所刊载的《俄罗斯人给德国人的礼物》一文，援引极右小说《蒂玛尔的两个世界》（Timar’s Two Worlds），称“我们在中国感染了猩红热，从萨拉森人身上沾染了天花，于俄国接触到了流感，又自南美洲染上了黄热病，还有印度教教徒带来的霍乱。但是这些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实际上都源自土耳其。如果这些说法是真的，至少这也是一种惩恶扬善：德国人现在收到了俄国人最后的礼物——大流感” 北卡罗来纳州的《山核桃每日记录报》（Hickory Daily Record），就认定德国人制造并传播了这一致命流感，还打造出颇为押韵的鼓动口号：“不要害怕与德国人（German）或病菌（Germ）作战！”这类文章不加掩饰地表达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 

　　这些地方报纸之所以能在舆论界喧嚣一时，与美国政府的沉默和消极有关。在大流感期间，美国公共卫生部门的回应和公开评论迟滞含糊。1918年8月关于大流感造成民众大量死亡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但首次政府通告见诸报端竟然是在9月22日。一家地方报纸用极小的篇幅刊登了《个人抵御西班牙流感的指导方针》，列举了几条加强个人卫生的方法，此外对于流感没有任何说明；10月，费城因感染流感而死去的民众数以万计，而当地的数种报纸却从未出现过任何一则市长关于此次危机的言论。《美国医学会杂志》曾刊文批评政府的建议和指导根本没有告诉民众要重视隔离。结果，政府对通报疫情和舆论引导上的处理方式为臆测和谣传提供了发酵的空间。 

　　在政府缺乏担当的情况下，美国各大主流媒体也没能主动站出来承担引领舆论的角色。《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洛杉矶时报》等知名媒体，总体上对官方的表态亦步亦趋，侧重于报道已经确定的疫情的事实和病患数字、政府和医疗机构的行动和官方的防疫建议，很少评论疫情溯源问题。《纽约时报》在一篇科普性质的文章中将1918大流感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在罗列各种溯源假设之后，作者也谨慎地提醒读者，医学界认为这些推测理论“更像是突发奇想，而并非确有可能”。但是各大媒体在澄清各种溯源奇谈怪论方面却比较被动。在1918—1919年《华盛顿邮报》关于大流感的165篇报道中，诸如转载防疫措施的规定、防疫知识的普及和卫生建议仅占23%。几乎全国的报纸都被动地执行着公共卫生部的指示，反复刊登《个人抵御西班牙流感的指导方针》以安抚民心，从未对毫无根据的政治化和极端民族主义地理溯源予以批驳和澄清。 

　　另外，美国医学界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疫情地理溯源也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毫无疑问，当时医学界最迫切的任务是研究病理、提出防疫及治疗的方法，对疾病起源的时间和空间的追根溯源并非当务之急。从当时医疗记录来看，整个医学界在应对疫情中疲于奔命。尽管他们的认识是科学的和谨慎的，如1919年6月《内科医学档案》刊文称：“1918年的这次大流行病的源头仍然相当模糊，而且这一问题也许永远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这些科学的认识并没有通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传递给社会大众，也就没有对明显荒谬的地理溯源起到遏制和消解的作用。 

　　基于上述条件，美国舆论中政治化、种族主义的疫情地理溯源应运而生。同时，大众读者本身的焦虑情绪和猎奇心理也反过来刺激了媒体。为了迎合公众，媒体炮制出相应的内容以释放压抑的情绪。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敌国德国的指控和污名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美国社会因战争和瘟疫冲击产生的失控感和群体焦虑。事实证明，没有科学证据支撑的疫情“溯源”绝不是真正的“追溯原点”，只能是泛泛的“追骂指责”，从而对有效防控疫情和科学认识疫情产生消极的影响。只是在疫情大流行渐渐远去，尤其是战争与疫情叠加环境过去之后，大流感疫情的科学溯源问题才真正提上了日程。 

　　　三、后疫情时代的1918大流感科学溯源 

　　一战于1918年11月结束，但大流感直到1920年还在大西洋两岸徘徊。美国舆论继续关心这场流感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来自何方？对疫情起源显而易见的荒诞解释已经引起媒体的批评。1919年1月11日，《凤凰城论坛报》（Phoenix Tribune）头版刊出反对流感种族主义的长篇文章，该文主标题直言“流感病毒不曾表现出任何种族偏好”。作者指出：“无论对流感病毒提出什么指控，它肯定是没有种族和肤色偏见的，即它攻击那些适合它攻击的人，而无关受害者的种族、肤色，或所处社会的发展水平”。 

　　此外，当时美国医学界的不少专家尤其是有政府背景的“医官”群体对1918大流感“溯源命名”抱审慎态度。1919年10月，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公布的答疑公告以“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19），而非新闻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西班牙流感”来指称1918大流感。由于“医官”群体在20世纪早期美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构和医疗事业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因而类似表述实际上反映了公共卫生界对流行病溯源不采用特定地理命名原则的萌芽。然而，单纯不采用地理命名的方法并不能满足医学界及广大社会公众认识疫情来龙去脉的渴望，也不能消除人们对疫情凶险的恐惧和消解舆论中误导性的疫情“外国来源”说。因此，美国医学界必须提出符合科学逻辑的流感致病的替代性解释，以事实分析打消舆论及普通民众的疫情溯源归罪冲动。当然，追溯疫情起源的动机远不止此。对经历过或了解1918大流感的医学科学家来说，对疫情进行地理溯源（当时对流感病毒理论还一无所知），同时对疫情传播路径和应对的调查，既是科学认知的需要，也是防范疫情卷土重来的世界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只有搞清楚疫情起源、传播方法和路径，才能为人类的防疫和抗疫提供经验。疫情起源探索终归回到纯粹医学科学的轨道上来。这一次科学家们理所当然地把流感重灾区美国作为调查的重点，在正确的科学溯源起点上开始了探索。1920年1月，美国国会拨款50万美元用于科学调查。然而，这个横亘在人类面前的疫情起源问题远非想象得那样简单，它竟然令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科学家耗费了近一个世纪，才找到了问题的初步答案。 

　　（一）“流感杆菌”路径依赖下的探索 

　　疫情暴发之初，医学界的探源思路还被局限在1892年德国法伊弗（Pfeiffer）与坎农(Canon)两位医学家提出的“流感杆菌”理论框架中，认为这种细菌是大流感的致病原因。19世纪90年代末，西方医学界又创造出“真性流感”（True Influenza）这一概念，并将“流感杆菌”致病视为区分“真性流感”与“普通流感”的标志。1918大流感期间，西方主流医学界对法氏的“流感杆菌”说深信不疑，不但坚称 “流感杆菌”引发了瘟疫大流行，还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展开各项防疫工作。 

　　美国科学家一直在尝试从呼吸道分离“流感杆菌”以实现菌种培养和微生物研究。然而几乎所有学者都遗憾地发现：“流感患者扁桃体和鼻咽部细菌通常疯长”，由此最初流感致病物实验无果而终。1918年底，纽约市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的伯恩斯坦（E. P. Bernstein）和洛伊（L. Loewe）宣布，改用龙胆紫血琼脂培养和初步分离“流感杆菌”获得成功，并将操作方法公开发表于《传染病学杂志》（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这标志着医学界在沿着细菌学方向追溯流感病源上向前迈出一步，也预示着这个方向的探索即将到头。此后，美国官方卫生机构、科学院所纷纷加大投入，顺着追溯“流感杆菌”的路径去加强1918大流感疾病溯源研究。1919年中，美国贝尔维尤医院细菌学教授威利安·帕克（Willian H. Park）、公共卫生部门鼠疫与麻风病流调专家乔治·梅科伊（George W. MeCoy）、哈佛医学院预防医学与卫生学教授弥尔顿·罗西瑙（Milton J. Rosenau）和芝加哥大学细菌学教授埃德温·乔丹（Edwin O. Jordan）等四位“细菌猎手”展开了1918大流感致病菌再溯源工作。20世纪20年代，医学界对“流感杆菌”的认识开始泛化到流感之外，甚至将其看成脑膜炎等非流感病症的致病原，一些清醒的医学家对此给予严肃批评。这表明，当时西方医学界已初步意识到所谓“流感杆菌”很可能只是表象，真正引起流感的病原体则有待发现。 

　　事实上，早在1919年12月，美国统计学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简称ASA）专家雷蒙德·佩尔（Raymond Pearl）在一篇文章中直接批评了1918大流感暴发初期美国对流感认识的谬误与混乱：“在疫情暴发之初，人们对疫情的描述，公平地讲，是完全不科学、缺乏根据的。只有收集到足够多的且极为充分的统计数据时，我们才能回答有关流感的任何问题。1920年2月，弗来克斯纳认为要集中一切医学力量尽快弄清大流感病理，形成预防对策，他还和其他专家大声疾呼“全世界共同战斗以终结大流感”。 

　　　（二）从猜测病毒到发现病毒的突破 

　　对1918大流感溯源的科学突破是全世界医学科学家共同努力和合作的结果。《加拿大公共卫生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编委会的综述总结道：“1918至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为深入调查该病病因提供了机会。1918年初秋在美国暴发的流感似乎证实了1890年大流行后医学家认为病原体是流感杆菌的观点。不过，随着疫情持续，各方面也报告了各种各样的致病有机物，流感杆菌不再被认为是主致病因，开始有学者猜测是一种病毒。但是直到1933年英国突发另一场大流感，英国科学家史密斯（Wilson Smith）、安德鲁斯（C. H. Andrews）以及莱德劳（P. P. Laidlaw）才用雪貂实验证明了流感病毒的存在”。三位英国科学家成功地将过滤后的流感病例的咽喉冲洗液，经鼻腔滴注输入雪貂体内。受接种的雪貂在经过平均两天潜伏期后，很快出现发热、流涕等明显的大流感典型症状。后来他们发现老鼠可以用于感染病毒的实验，并且病毒可以在鸡胚胎中成功复制。这是15年来国际科学界在追寻大流感的起源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盛赞这一开创性科学发现为 “流感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合适实验动物” ，为科学认知流感病原体扫清了一大实证障碍。此后，流感研究者不必再受人体实验的伦理风险掣肘，可以在雪貂等实验动物身上有序检验有关流感病原的诸种科学猜想。在上述过程中，得益于医学界锁定了流感病毒这一致病原，人类抗击流感疫情的手段获得极大优化。历经20多年的奋斗后，1940年10月，人类历史上首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流感疫苗出厂投入使用，开启了全世界应对大流感的新纪元。 

　　1940年11月，美国医生辛普森（Hope Simpson）致信《英国医学杂志》，表示他对从雪貂入手研究人类流感病毒的方法表示怀疑：“病毒向雪貂传播，以及从雪貂到小鼠的传播，是一个有趣但间接的且并非决定性的证据。这种病毒传播过程与多数流感病例传播过程并不一致。因此，不能将雪貂疾病等同于人类疾病。”辛普森此番怀疑点明了1933年以后一段时间内流感研究的困境——发现自然界宿主体内的流感病毒仅是迈出第一步，真正要形成有益于流感防控、诊治的研究成果，还需回归到人体去认知流感病毒。 

　　由追溯“流感杆菌”到发现流感病毒,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科学飞跃。此后，医学界对于流感病毒的认知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1933—1940年，A、B型流感病毒先后被科学家成功识别：“A型流感病毒，是霍尔斯法尔（R. Holsfall）对1933年由威尔逊·史密斯等人发现的，雪貂体内可传染病毒之称谓……1940年，第一批B型流感病毒株被多位美国科学家在几乎同一时间发现、报道。” 

　　1942年底，美国病毒学家乔治·赫斯特（George K. Hirst）在《免疫学杂志》（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上连续刊发三篇论文，介绍他的团队新发现的流感病毒研究的关键方法。通过反复试验，赫斯特与同仁们实现了自鸡胚胎中直接分离人流感病毒，成功完成鸡胚胎流感病毒和抗体的体内滴定，并率先用光电密度计滴定流感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抗体（NA）。赫斯特的成果被后世学者认为是人类流感病毒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直接为流感病毒的研究奠定了实验技术基础。 

　　同年，英国驻南非地区的部队军医在一场军营流感疫情中展开了系统的医学调查。军医吉尔（J. H. Gear）设法提取了患流感士兵的咽喉部拭子样本以及鼻腔冲洗液，随后将混合液经鼻腔滴入小鼠体内进行动物实验。通过多次对照实验，吉尔确信流感病毒能由宿主上呼吸道向新患者传播，证明了之前学界对“流感杆菌” 经由人体呼吸系统传播的认识并无谬误。吉尔的工作进一步巩固了流感病毒学说诞生之初的传染病学根基。 

　　1947年，纽约医生泰勒（J. Taylor）从患有轻度发热性呼吸道疾病的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不同往常的流感病毒。1948年，密歇根州医生弗朗西斯（T. Francis）也从患者身上提取到类似于泰勒所见之“新流感病毒”，该物质旋即被命名为C型流感病毒。至此，人类主要流感病毒的谱系基本完成，医学科学上的流感病毒学渐具雏形。1950年，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在闻名世界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连载《病毒奇旅》文章，第二部分专门论述认知流感的历史。安德鲁斯在流感部分的开篇写道：“过去十六年里，流感病毒绝对是在实验室里得到最多研究与关注的病毒”。克氏论述中所谓上推“十六年”，指的正是1933年雪貂体内流感病毒被成功发现。 

　　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探索病毒自身结构的过程还没有完成。195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理查德·肖普（Richard E. Shope）博士发现了导致猪流感的病毒，并确认其“为1918大流感致病原”。这个发现使得肖普在1963年荣获芝加哥大学最高学术荣誉——霍华德·泰勒·里克茨奖（Howard Taylor Ricketts Award）。这应当是“流感病毒学”成熟后首个直接将1918大流感对应至某种特定流感类型的著述。“ 

　　1951年，在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哈尔丁（Johan Hultin）在阿拉斯加州布雷维格村庄冷冻层的坟地内挖掘出多具1918大流感罹难者遗骸，并在保存状态较好的尸体内采集到肺部病理样本。为保证实验样本遇热不变质，哈尔丁在由阿拉斯加返回美国本土的飞机中转间隙持续利用灭火器所含二氧化碳给样本降温，这才艰难保住了大流感溯源的关键证据。回到爱荷华大学后，哈尔丁在第一时间提取了样本包含的病毒，将之注入鸡胚胎培养。遗憾的是，可能因为此次运输过程漫长，样本内病毒活性耗尽，哈尔丁最终没能看到流感病毒复苏的理想效果。 

　　（三）进入“基因”时代的病毒脱氧核糖核酸（DNA）检验 

　　科学的发现往往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1953年，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D. Watson）与英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提出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结构的双螺旋模型，人类生命科学的探索从此进入了“基因”时代。流感病毒学的发展也受益于基因技术的进步而再次飞跃。196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彼得·杜斯伯格（Peter H. Duesberg）率先完成了流感病毒的RNA重构。次年香港地区暴发流感疫情时，罗伯特·辛普森（Robert W. Simpson）于《科学》（Science）发文，建议从遗传学角度重新考虑流感控制的措施。1969年，美国国家神经研究所的保罗·布朗（Paul Brown）与两位同行一道，率先根据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推测1918大流感的致病原或为类似于甲型流感的病毒：“与其他已知流感病毒类型相比，流感大流行的病毒更接近于1930年代中期分离的人感染A型流感病毒株”。1977年，来自华盛顿大学等机构的查尔斯·坎贝尔（Charles H. Campbell）等科学家对当时造成香港流感疫情的病毒进行了基因型分析，提出该病毒可能与1918大流感的病毒高度相似。对于病症记述模糊的历史瘟疫，基因技术可以清楚无误地判定其致病原，这一技术的成功应用对于1918大流感溯源认识具有不可替代的变革性意义。 

　　1997年，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的杰佛里·陶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博士从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堡某病死军人的肺部组织里成功分离出1918大流感病毒，并在其中4个DNA片段中测序出了1918大流感的9个病毒RNA片段。陶本伯格将这一发现发表在《科学》主刊上。当时已过七旬的哈尔丁虽已退休，但很快关注到了这个前沿动态。在哈尔丁的提议下，陶本伯格团队与哈尔丁重返阿拉斯加州布雷维格，再次在永冻层中挖出了4具死于1918大流感者的遗体。在一具被科学家命名为露西（Lucy）的遗体内，陶本伯格团队成功收集到质量颇佳的1918大流感病毒RNA样品。以此为基础，1997—2005年，陶本伯格团队陆续测定了1918大流感病毒的完整基因序列，至此，困扰全人类90余年的1918大流感“身世之谜”最终解开。 

　　但是，科学家找到造成1918大流感的病毒，并不等于找到当年流感病毒究竟最先暴发在什么地方的答案。在缺乏有效的大流感数据统计和科学证据的条件下，要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是相当艰巨的任务。 

　　　（四）病毒始于美国？病毒起源地溯源的科学尝试 

　　实际上，病毒是疫情的本质，疫情是病毒传播的表象。在大流感后疫情起源的地理溯源中，虽然开始并没有弄清楚病原体到底是什么，科学家们还是从疫情这个表象去追溯这个病原体起源和扩散的时空过程。与1918大流感高峰时期出现的所谓“地理溯源”不同，科学家们依靠流行病学的方法，提出了与前面提到的几个起源地不同的看法。 

　　最早的权威探索是美国医学会在大流感时期资助的《传染病学杂志》主编乔丹（Edwin Jordan）博士领军的国际调查。他首先怀疑的是中国，理由是1918年初中国的确出现过小规模的类似流感疾病。不过，早在当时，经过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培训的几位中国专家就已明确诊断是肺鼠疫，他们也确信没有证据能将中国肺鼠疫与1918大流感联系起来。乔丹最后也得出结论，中国暴发的这些疾病都“不能视作欧洲流感暴发的真正预兆”。他最后的结论是“美国才是流感最初的起源地”。 

　　诺贝尔奖得主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亲身经历过这场大流感，其科研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也都用于研究流感。他总结到，证据“强有力地表明”1918大流感始发于美国，其传播与“战争（尤其是大批美国军队进入法国）密切相关”。到20世纪70年代，实际上许多关于大流感起源的重要研究都把美国作为大流感前病毒出现最早的地方。除了上面提到的乔丹外，还有沃恩（Warren T. Vaughan）的《流感：一项流行病学研究》也持类似的观点。 

　　1991年，美国大卫·帕特森（David Patterson）等学者在《医学史通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上撰文讨论1918大流感的起源与流布。该文明确指出1918大流感最早疫情始于美国本土：“1918年3月，美国中西部暴发了春季流感，疫情很快传播到欧洲，至7月份已经到达北非、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 

　　在被美国科学院评为2005年最佳科学/医学类图书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巴里梳理了医学科学家从流行病学角度提出的看法后，表示：“流行病学证据表明，一种新的流感病毒早在1918年就发源于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证据进一步表明，这种病毒向该州东部蔓延并进入了一个大型军事基地，从那里扩散到了欧洲。之后又席卷了北美洲、欧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甚至波及太平洋上与世隔绝的岛屿，发展到了全球范围。病魔所经之处，随风飘荡着哀悼死者的悲恸哭声。这些证据是由迈纳尔医生提供的。”巴里认为，所有证据的确强有力表明福斯顿军营遭遇到了美国第一次流感大暴发。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从受病毒感染的哈斯克尔县到福斯顿军营的人员流动也强有力地表明哈斯克尔就是病毒的起源地。 

　　继巴里之后，2018年，由进化生物学教授迈克尔· 沃罗比（Michael Worobey）领导的一项组织切片和医学报告的研究发现，与同期纽约市人群感染的严重程度相比，该市病例普遍病情较轻，死亡人数较少，这似乎暗示着1918大流感的致病病毒很可能起源于北美地区。目前该猜想还没有定论，尚需要更多科学证据补充支撑。此外，血凝素糖蛋白检测显示，1918大流感病毒起源于1918年以前，其他研究也先后表明，1918大流感致病病毒的重组最有可能发生在1915年前后。 

　　但是，正像搜寻零号病人那样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样，科学家也提出疫情起源于欧洲的看法。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特（John Oxford）认为，英国在法国埃塔普勒斯的主要的部队集结地和医院营地是1918大流感的中心。他的研究发现，1916年底，埃塔普勒斯营地遭遇了一种新疾病的袭击，这种高死亡率疾病的症状类似流感。根据奥克斯福特的说法，类似的疾病1917年3月暴发于阿尔德绍特的军营。军事病理学家后来认识到，这些早期暴发的疾病与1918大流感是同一种。拥挤的营地和医院是呼吸道病毒传播的理想环境。这里的医院收治了数千名遭毒气袭击和其他类型的伤员，每天至少有10万名士兵进出营地。同时，该营区也是一个养猪场的所在地，还有家禽定期从周围村庄被运到营地作为军人食物。奥克斯福特和他的团队假设一种潜伏在鸟类体内的前体病毒发生变异，然后转移到前线附近养猪场的猪身上。2016年发表在《中华医学会杂志》上的一份报告发现，1918年的流感病毒在大流行之前已经在欧洲军队中传播了数月甚至数年。此外，政治学家安德鲁·普莱斯·史密斯（Andrew Price Smith）找到了奥地利档案馆的数据，数据显示早在1917年流感在奥地利就开始出现了。 

　　在科学溯源中，也有学者提出这种病毒可能来自中国。199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专门研究1918大流感的克劳德·汉努恩(Claude Hannoun)认为，这种前体病毒很可能来自中国，然后在美国波士顿附近发生变异，并从那里传播到法国布雷斯特、欧洲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盟军陆海军士兵是主要传播者之一。汉努恩指出，西班牙、堪萨斯和布雷斯特等几种起源假说都不能被排除，但可能性不大。2014年，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历史学家马克·汉弗莱斯（Mark Humphries）认为，动员96000名中国劳工到英法防线后方工作，可能是大流行的源头。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证据，1917年11月袭击中国北方（劳工输出地）的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在一年后被中国卫生官员认定与“西班牙流感”相同。然而，没有华工肺部组织样本得以保存下来，因而基于病理学的比较研究极为困难。另有报道说，在中国劳工经由美国前往欧洲的旅途中，也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的报告。但是2016年发表在《中华医学会杂志》上的一份报告则称，没有证据表明1918年的病毒是通过中国和东南亚的士兵和工人输入欧洲的，相反在大流行之前就发现了它在欧洲传播的证据。这项研究还表明，华工中流感死亡率较低（估计为千分之一），这意味着1918年致命的流感大流行不可能起源于这些华工。 

　　1918大流感的科学溯源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从搜寻病菌到发现病毒，再到基因技术发现病毒的基因序列，人类在这条溯源的道路上已经经历了几次飞跃。“但是囿于当时医学科学水平的限制，许多地区和国家很难搜集到流行病调查必需的翔实数据，也不可能有即时获得的人体病毒分析。”2006年，1918大流感病毒研究的世界级权威学者、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的陶本伯格，再度从医学科学角度分析了1918大流感地理溯源的可行性。他认为，由于“1918年三四月间北美、欧洲、亚洲几乎同时出现了流感疫情，因而要想找到确切的地理原点是极为困难的”。 

　　因此，对于病毒的起源分析及与病毒起源紧密相关的疫情起源地的推断，只能有几个按大小概率排列的可能选项。而美国医学科学家依据流行病调查的专业准则，美国历史学家根据暴发疫情地区的时间和空间关系，都得出了疫情可能最早在美国堪萨斯州哈克斯尔县扩散开来的初步结论。尽管这仍然只是假设之一，但这个依据实证科学而不是某些新闻报道的探索，已经使得当年基于政治需要和种族主义提出的污名化假设成了无稽之谈。流感病毒学和流行病学调查提升了人类对1918大流感的科学认识水平，为人类防控疫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对本文来说，科学溯源的成果证明，无端指责1918大流感为“敌人投毒”“族裔传播”的谬说缺乏基本科学依据。 

　　结语 

　　1918大流感凶险的疫情，是人类社会公共卫生史上造成空前的生命财产惨重损失的危机事件。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得出几个基本认识：第一，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防疫能力的美国之所以成为这场瘟疫的“重灾区”，除了全人类尚缺乏对流感病毒的科学认识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为了大战的胜利，将政治上的权谋算计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在国家顶层有意回避疫情问题，对其危险性认识严重不足。其后果就是全国有关部门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有效协调，对疫情从疏于防控到手忙脚乱，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感染流感、几十万人罹难的国家灾难。在国家抗疫治理近乎失效的情况下，民众的信任感崩塌，国民情绪陷入恐慌之中。第二，在混乱的局面下，群体性负面情绪逐渐显现，病毒溯源政治化和白人种族主义纷纷作祟，美国舆论向外“抱怨”和寻找泄愤对象，“俄国流感”“德国投毒”“中国瘟疫”以及“西班牙流感”等污名接踵而生。这些污名的出现对美国疫情防控毫无益处，于美国对外关系却显然有害。但即使这些污名喧嚣之时，也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第三，大流感消失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医学科学家在对疫情“科学溯源”的探索中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依靠不断创新的科技手段，才发现导致疫情的病原体不是细菌而是病毒，进一步完成病毒的基因测序，并推测出大流感疫情几个可能的源头。其中，“1918大流感很可能最初发端于美国”的看法在科学界认同度最高，有力地修正了大流感时期美国舆论捕风捉影对他国的种种污名，而且这种溯源为的是寻找把病毒传播给人的中间宿主和解答环境传人的问题，而不是寻找疫情起源的原罪国或地区，因为这对人类防治和战胜疫情毫无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政府就疫情起源的表述是应该肯定的。威尔逊总统及其核心幕僚，以及美国各级政府卫生、社会管理事务主要负责人均没有附和当时社会上的污名化做法，没有在疫情溯源方面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美国和其他各国科学家求真的探索清楚地说明，追溯大流感起源归根到底是科学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或种族问题；这一过程深刻地向后人昭示了科学归科学、政治归政治的正道。从1918大流感发现疫情、对抗疫情到认识病毒、追踪溯源以来，一个多世纪的漫漫科学之路启示我们，在人类面临未知的挑战时，各国公共卫生部门唯有排除政治干扰，依靠科学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医学科学界共同合作，才能战胜危机，找到出路。 

　　（本文注释内容略）

　责任编辑：于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