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题是从日常生活伦理角度考察全球个体化社会行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相关的各种公共治理问题的作用与影响。在社会行为的底层构造上，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在推动社会重构上起了关键作用。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相关的公共治理问题上，这种社会重构的变化实际上已经反映在社会政策的分化与公共议题的重新组合上，也反映在民族国家治理困境以及国际秩序重构等重大机制性议题上。日常生活伦理与个体化社会行为一脉相承，能够让我们从一个内在的视角观察个体化社会行为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在新的社会生成机制上评估其对社会、国家与全球公共治理机制的影响，合理应对个体化的挑战。日常生活伦理是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及其意义确立的心理活动、道德选择或者行为规范（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包括制度、习俗和文化）。“日常生活”理论和生活伦理概念促进个体发现自我，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以及经由经历和体验生成明确的自我认识。在日常生活伦理中，自我的体验和经历有的具有可以让渡的特性，有的则完全只限于个体的经验，在这样的个体化和主体性社会行为及其互动中，社会发展和公共治理的基础面临着个体化社会行为带来的各种挑战。从日常生活伦理出发，在个体选择上考察个体的能动性，考察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认同，将有助于我们从个体化社会转型角度看待社会发展和公共治理面临的这些变化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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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入本期的论文中，我们重点讨论了当下最为紧急的重大社会发展问题，如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各地民众生活与生命安全的冲击，以及对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影响，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挑战，数字技术、经济与安全治理问题等。在“社会发展的新挑战与新议题”单元，三篇论文聚焦全球迫在眉睫的重大社会发展问题。赵秀荣教授根据2021年英国学术期刊、下院报告、报刊和权威网站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和报道，考察疫情对公众生命健康与生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包括疫苗研发与分配、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对政府治理举措的反思。相关研究和反思认为应对疫情及由此引发的个体生命健康与生活稳定的差异，与公共治理水平相关；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的世界各国各地区应重视个体民众对于公共卫生资源易获取性体系的建设的意义，应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生活维系相关的经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以及通畅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体系的建设。世界各国各地区需要共同努力，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永久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应该在生命健康和公共治理上找到个体化与公共卫生健康防治的结合点。何健与李可的论文从发展社会学的重新定义出发，思考了全球发展研究的重构给发展社会学带来的挑战，认为发展社会学应该将挑战视为机遇，从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全球重大发展议题中找到发展社会学再出发的动力，其主要思路就是通过个体化变革所带来的认识与接触进行变革。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给世界各地人们的健康和福祉带来了威胁和损害，对各国的发展和治理构成了空前的考验。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与极端天气灾难也是国际社会和各国发展治理面临的棘手困难。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来自人类社会对环境的破坏、超标排放等因素是根本原因。全球生态环境压力剧增，生物多样性遭到极大的损坏，近些年来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灾难不断发生。2022年在北半球各地肆虐的热浪、干旱提醒人们，如果不在走向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实现真正的转型，未来可能出现更大的挑战和危机。在大卫·柯藤看来，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应对这一“应急”状况的行动有赖于基本制度的转变，这仍然是在个体化变革上需要有更新的自我认识，才能有“兴起”的新制度和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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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平等经济政治与社会分化的影响下，相关社会政策和公共治理都面临被溶解被离析的改变。王修晓等人基于《美国社会学评论》近十年来相关文献的分析，除了对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现状与趋势，以及相关研究范式对种族、族裔、移民、性别等传统自变量的持续兴趣之外，还特别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引发的金融化、全球化、福利国家、去工会化、技术变迁等新变量的研究动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大，引发一系列社会政治后果。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对雇佣双方权力博弈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一方面，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股东导向和管理主义，使得前1%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去工会化、技术变迁带来的替代效应，以及亲劳工政党和公共政策的缺席，显著降低了工人集体行动和谈判能力。加上种族、移民和性别等传统变量不平等效应的延续，共同扭曲了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张潇爽的论文梳理了“皮凯蒂之问”的最新研究内容，旨在将全球不平等研究与中国的“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架起对话的桥梁。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3年首次发布其《21世纪资本论》时，便被视作观念史上的分水岭。皮凯蒂之前，经济学界流行的观点日益转向“库兹涅茨式”理想主义。皮凯蒂在更宽泛意义上重新界定了资本（财富）、在更长时段的经济与历史分析中展现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结构性收入不平等，旨在建构非历史性、非政治性、脱离现实的抽象模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成为当代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起点。2019年，皮凯蒂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中表达了新的看法：不平等是一种政治建构，而非经济或技术的“自然”产物。高和荣与王瑞新的论文则从意识形态上梳理了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反映了两者的结合对社会政策与公共治理调整的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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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化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也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治理重构。全球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推动信息产业的数字化变革。数字化覆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对于个体和公私部门而言，互联网、大数据产业以及数字创新可以扩展主体性活动，产生新的社交和工作方式，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数字化是新经济的主要生产机制。数字化促使个体重构能动性进而重塑社会交往行为，使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数字化与个体化的结合以及数字化与公私部门的融合对发展和治理都带来了转型重构的挑战。例如，信息技术的垄断、大数据商业化以及平台经济对于算法的过度利用，让个体、公私部门陷入缺乏法律和伦理规范的信息博弈和互不信任的信息社会网络之中。在发展层面可以看到个体、公私部门相互被大数据和算法所制衡并且产生新的数字不平等困境。在治理层面可以看到相关的立法出台，如欧盟的《数据治理法案》已被通过。在“社会转型与社会保障”单元，我们主要关注全球数字化技术、经济、安全和法律等领域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同时也关注日常的生活与生命历程这种个体化领域的新变化给社会保障带来的改变。多米尼克·拉沙勒与格列塔·卡托切蒂认为数字经济的兴起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与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变化以及气候变化与移民等现象同时发生，因此，在观察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时，需要确定一些共性——如在法律确定性与就业地位的协调和谐、确保社会保障体系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数据保护、以人为中心的协调、人力资本开发以及便携性上——以便找到缓解这些风险的解决方案。张龙龙的论文考察了战后日本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标准化与弹性化，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社”男性和专业主妇等标准的日本生命历程在日本经济结构改变的情况下发生了松动，而且这种变化还不可逆转。这种弹性化与日本的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也将继续朝变革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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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理论与方法”单元，邓万春的论文梳理了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与权力理论，孙宇凡的论文则对当代消费社会学的前沿动态发展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与评述。个体化的变革和挑战在网络社会以及消费社会是最为显著，因为个体化更为适应网络与消费，在日常生活伦理角度可以聚焦两者的交互作用，透视这种互动如何推动网络社会和消费社会不断发生新的样态的迭代。这种个体化社会行为的底层改造是社会理论与方法研究的重点。我们从日常生活伦理角度考察了个体化变革对主体性社会行为、社会发展与公共治理的影响与作用。总之，对于个体化社会行为在社会转型中的表现，从日常生活伦理角度考察，我们能够看到自我的发展与行为互动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与公共治理等相关领域。我们希望发现个体化变革能够推动人类能动性解释与理解有新的进展，而且能够深化个体化挑战对各种重大机制性议题的作用与影响的认识。主体性社会行为是个体化变革的内容。主体性社会行为推动了个体化内容的扩展。人类行为的个体化主体性认同的发现是个体化扩展的内容。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这种个体化的变革。主体的认知，主体的感知，主体对于个体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和社会交往行动等，都是认同的组成部分。认同基础上的存在充实了主体性，体现为包括性质、数量、程度、规模等要素的各种关系组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推动新的社会行为的扩展，同时也带动了新的社会行为的研究。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不仅在个体化上发现主体性，而且在主体性上看到个体化。得到认同加持的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超越了行为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与社会的能动性与结构化的二元论。认同有助于促进个体化生命主体的发现和完善。认同推动新的社会行为研究在各种关系组合的层面凸显个体化与主体性。从日常生活伦理的角度来看，新的个体化内容所促进或者加强个体化的现象具有明晰个体选择的能动性的作用，同样在自由层面突出一个“有目的的行为”的超脱性。“有目的的行为”主要针对个体化主体性的内容，包括属性、数量、规模、程度等要素组成的关系的变动而定。个体化主体性或许体现为强烈的道德伦理或者良知的意愿与行动；但在日常生活伦理上谨守个体生命体认的良知并在社会中保持并实践这种良知，亦是个体化主体性的内容。这种在日常生活伦理作用下产生某种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并具有明确的自我认知或者认同，在个人生活的某个时刻或者某个场所都有可能发生，其行为意义为具有自我肯定或者自我确认的超越性行为。因此，社会生活中的众多领域都与个体化相关，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新的社会生活内容对于个体化具有怎样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是如何在这些现实生活领域中产生的。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伦理层面发现个体化主体性社会行为的新的发展并寻求治理的改善。

责任编辑：舒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