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一般理论”与开放模式

　　解释对外开放决定的经典理论有“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等，解释开放特点的模式有“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两种模式。

　　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

　　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各国的生产能力和经济状况分化，不同国家经济结构特点突出。同时，海陆远距离运输能力极大提升，成本明显下降。因此国际贸易发展迅速，成为鲜明的时代特点。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学者们关注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探讨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能够为参与各方带来利益。例如，亚当·斯密认为，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下的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则认为，各国专业生产和出口并无绝对有利生产条件但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仍然能够获利。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理论（简称H-O模型）又进一步解释了比较优势是怎样产生的，不同国家内部为什么各种商品的价格比率会有所不同，即要素禀赋理论。这个理论从各国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异方面寻找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例如，土地资源多的国家出口棉花，技术资源多的国家出口纺织品等。与现实贸易状况相对应，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

　　图1是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的示意图。它描述的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资本稀缺的国家，在贸易发生之前，该国需要生产布匹和相当数量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处于无差异曲线I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切的A点时，就产生了最大的效用。但在进行贸易后，该国就能够按照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出口布匹，进口汽车，使最大效用达到世界贸易条件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切的B点，生产较多的布匹和较少的汽车。从图1中可以看出，此时该国消费的这两种商品都可以多一些，即达到世界贸易条件与无差异曲线Ⅱ相切的C点上。由于第二条无差异曲线在第一条无差异曲线之上，因而进行贸易后两国消费者的满足程度和国民收入都提高了。

　　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理论：解释国际贸易的特点

　　前面一节已经分析，按照比较优势或者要素禀赋理论，国家之间的贸易应该交换两国各自要素结构差异大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A国土地资源丰富，就应该出口土地资源密集的商品如粮食等；B国人口资源丰富，就应该出口劳动密集的产品如纺织品等。这两类产品分属农业和制造业，因此是产业间贸易。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对象有了明显变化，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构成国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即国际贸易交换的产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汽车、彼此从对方进口家用电器等。此时，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一批经济学家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麦卡利（Michaely 1962）对36个国家的商品进出口差异性数据进行计算发现，发达国家之间的进出口商品组成具有较高相似性。基于这一现象，巴拉萨（Balassa 1966）首次提出了“产业内贸易”这一概念，认为产品间的差异性是引发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原因（Flam and Helpman 2001）。差异产品可分为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前者是质量相同但特征不同的产品，后者是质量不同但特征相同的产品。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注重的是同一产品的异质性，带有规模经济和消费偏好多样性的特点，主要发生在经济技术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格鲁贝尔和劳埃德（Grubel and Lloyd 1975）在修正的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中的某些前提条件下，把贸易中有关的费用引入模型，解释了部分产业内贸易现象。克鲁格曼（Krugman 1979）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el，简称D-S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模型，运用这一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这些模型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垂直产业内贸易是基于中间产品生产的专业化，由要素禀赋差异等原因引起，它本质是一种“垂直贸易”，主要发生在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法尔维和基尔茨科夫斯基（Falvey and Kierzkowski 1987）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资本的使用随着产品质量的不同而不同，高质量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相对较高。一般情况下，工资相对较高的国家生产高质量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工资相对较低的国家生产低质量产品有比较优势。由于收入分配不均，每个国家都有低收入和高收入的消费者，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质量产品的需求。

　　可以看出，这个阶段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是产业内贸易，因此国际贸易理论的关注重点和研究内容也相应调整与之适应。

　　全球产业链理论：解释复杂分工与贸易形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链上的国家“不会全部制作”，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得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据统计，全球贸易中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由全球价值链推动的（UNCTAD 2013）。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并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进口投入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互补性，会导致生产率提高，这与从较低价格或更高质量的国外投入品获得的直接收益相比具有更大的意义（Goldberg et al. 2010; Halpern et al. 2015）。

　　中国对外开放的规律性和独特性

　　中国对外开放既符合一般规律，也有突出的独特性。从规律上看，进出口商品结构、资金和技术进出口等变化，用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都能给予解释。从独特性质看，渐进式开放和以开放推动改革，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鲜明特点。

　　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态势：符合理论与规律

　　自采取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国际贸易和资金跨境流动的特点符合要素禀赋理论的要求，也符合先行者共有的规律。

　　较早时期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和资金技术引进国

　　对外开放初始，中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中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2%，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见图2）。

　　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和引进资金与技术。事实的确如此，开放初期及此后30年，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加工贸易是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因为在加工贸易中，设备技术原材料等都由外方提供，中国主要投入劳动力，获得加工费收入。因此，符合这个阶段中国劳动力富裕和成本低的国情特点（见图3）。

　　最近10年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和对外投资增加

　　经过30年发展，中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2019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2.6%；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了最富裕要素，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7%左右，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2.5%，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见图4）。

　　由于国情变化，最近十多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加工贸易的比重有所下降，占出口总额约三分之一左右（见图5）。

　　与此同时，相对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较快，其在贸易中的比重上升。以高技术产品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持续增长，目前大约占三分之一左右（见图6）。

　　与此同时，中国从资金流入大国，开始向资金流入和流出并重转变。由于资金存量和投资量都快速提升，中国投资在全球的比重上升很快。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42.7万亿人民币，约合6.2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6.7%。与中国6%的淡水资源、7%的可用土地资源、1.5%的石油资源相比，甚至与20%左右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从图7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显现出替换趋势。

　　渐进式开放：中国开放道路的突出特色

　　头20年：从特区到沿海再到全国的渐进开放

　　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大决策。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关于对外开放，全会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对外开放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新事物，政治上面对许多质疑和担忧，经济上面对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产业界应对开放能力较差，在这种环境下，全面一揽子的对外开放不可行，也并非最优。因此，决策层决定采取“小切口”“小步走”的方式开放，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渐进开放模式。渐进开放体现在区域、产业、贸易、投资等各方面，其中区域渐进开放最具代表性和综合性。下面，以此为例简要描述这个过程。

　　197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此后20年时间内，对外开放区域逐步扩大，享有优惠政策的开放区域逐步扩大，从沿海地区到沿江、沿边地区和内陆省会城市，到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西部对外开放，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开放格局。这个过程见图8中的综述。

　　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使用、对外经贸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享有更加宽松和优惠的政策。以较早成立的四个特区为例，在经济管理上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对特区政府授予相当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允许采用市场调节手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减按15%征收等。四个特区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在设立之后短短几年发生巨大变化，成为全国瞩目的发展典范，为坚持和扩大开放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践支撑。

　　后20年：入世后国内市场的加快开放

　　2001年，经过15年的努力，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并逐步全面履行各项承诺和多边义务，实现了与世界多边经贸体制的顺利对接，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主动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大战略决策。入世前后，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将有力推动国内体制改革，竞争将推动中国产业提高竞争力。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再次表述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思想：“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入世以来，中国遵守承诺，分阶段履行承诺，市场开放水平持续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001年加入时的15.3%降低到2006年的9.9%，其中农产品平均关税从23.2%降到15.2%，工业品平均关税从14.8%降到9.0%。工业品中，较为典型的如汽车整车关税从69.2%降到25%，汽车零部件关税从22.9%降到10.4%。到2005年1月1日，绝大多数的关税削减承诺已执行完毕。中国承诺取消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也已按承诺到2005年1月1日全部取消完毕。2018年，再次自主下调关税水平至7.5%（见图9）。

　　以渐进开放促增量改革

　　为何选择渐进式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渐进式”，在很长时间内开放在产业和地域上都是“不完全”和“双轨制”的。这种状况曾经受到很多批评，认为市场长期被扭曲，资源会错配，因此不可持续。然而，在这种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了世之罕见的成就。“中国故事”的这个部分很值得回顾总结。

　　达成共识需要实践成效

　　开放之初，决策者清楚地认识到，需要通过有限开放的良好效果来逐步统一认识和形成共识。仅仅建立经济特区这件事，就要面对很多方面的质疑和压力。这种情况下，讲道理重要，好的开放效果更重要。深圳特区开放仅仅几年，出口增长、吸引外资、扩大就业、城市建设、服务业发展、居民收入等方面都有突出进展，成了全国人民向往、世界瞩目的一方热土。经济特区确实起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要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的作用，使得此后开放扩大顺利推进。

　　为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留出时间

　　渐进式改革开放是一种既放开增量促进增长、又为存量调整留出时间空间的开放方式。在开放初期，既允许新型出口企业的成长，例如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又不从根本上触及原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国有贸易公司和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对经济、社会的震动较轻，改革阻力较小。在开放的同时，国内改革也在起步和推进。外资企业进入和国内多种所有制企业增加，竞争压力加大，不仅民营企业迅速成长，国有企业通过不断改革调整，竞争力也明显提升，国内产业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从整体上具备了在开放环境下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是一个信息处理机制的复杂转变过程，企业只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适应。

　　中国具有渐进式开放的特殊有利条件

　　开放初期，中国国情有两个有利于渐进式开放的特点。一是大量劳动力以极低收入水平为代价沉淀在农村，有几亿可接受相对较低工资水平的待转移劳动力。这个初始条件支持了制造业以较低成本长期大量吸纳新劳动力，支撑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较长时期的增长。二是香港澳门因素。从“同胞”和“可控”两点考虑，设立经济特区的阻力大大减少。

　　总之，开放过程中，决策层一直在权衡各种因素，把握住改革开放与发展稳定的关系。为宏观调控、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各个方面改革留出了适应和调整时间，保持了开放过程中的共识形成和大局稳定。

　　对外开放创造改革需求与体制供给

　　对外开放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开放创造新体制需求：改革选项来源

　　设立经济特区，吸引较多外资前来设立企业，发展“三来一补”扩大对外贸易等，都必然产生对市场运作的需求。这种需求引导的改革选项，推进了特区范围内外贸体制、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企业所有制结构、经济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体系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形成和发展，使特区成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试验区。

　　开放提供新体制供给：改革方向参照

　　成立经济特区，使中国能够学习、借鉴和引入国际经验。一是从引进的外资企业身上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二是理解促进企业增加产量扩大出口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三是学到了市场运行中如何运用好价格机制、何为有效的投资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等等；四是推动了中国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这是在全球市场上提高企业透明度、形成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基础。1993年7月开始在全国推行新的会计制度，基本上做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使中国对标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开放创造法律建设需求：立法顺序选择

　　中国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就是从制定吸收外资相关法律开始的。1979年7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律的起草参考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有关法律，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发挥了启蒙的作用。之后，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等等。从1983年到1991年底，仅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的涉外经济法规就超过200多个，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引入了市场经济中最必要、最基本的概念和制度框架，对中国随后的市场化改革是重要的先导和启蒙。

　　“入世”促进全面对标

　　“入世”前后，为了适应成员国经济贸易体制与WTO多边体制相一致的要求，中国大面积清理法律、法规，大力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建立起既符合国际规则又适合本国国情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世贸组织倡导的国民待遇、透明度、非歧视、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都体现在这个时期制定和修订的法律和政策之中。“入世”使中国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基础的法制建设突飞猛进。

　　同时，为了适应国内企业将更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开始加速，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统一公平的市场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力推动了整体改革。扩大开放再次全面推动了国内体制的改革进程。

　　入世后，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开始加速，国内市场加速开放。表1是“入世”前后中国在法律制定、服务业开放、透明度、外贸体制、外资体制等方面推进的重要举措。

　　未来部署与展望：制度性开放和高标准开放

　　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扩大开放推动改革的新部署新要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这些顶层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呈现四个突出特点。

　　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2019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2020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都提出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40年来，中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开放政策一直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倾向于给外资企业更多优惠。这种倾向性是由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应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最后，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外循环。

　　加入高标准贸易协定，提高开放水平

　　近些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新的多边、双边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如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墨加协定、欧加自由贸易协定（FTA）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宣布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与巨大反响。由11个成员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具有高目标、高标准、新规则的特点，是2018年以来多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代表性协定。这些协定如果全部生效，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2021年以来，中国又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这必将推进国内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开放体系，倒逼国内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注入活力。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今后全球化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建立自贸区，探索高水平开放新路径

　　中国自2013年以来分批建立了共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希望它们成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更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度的实验田。2018年，又提出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十四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纲要还明确，在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和新议题谈判中，优先领域是贸易便利化、投资、电子商务、环境、政府采购等领域。要通过自贸区的实践探索，为中国加入高标准贸易协定提供经验做法和提升方向。

　　加快创造更好竞争环境

　　在进一步的开放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中国的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自己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要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给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要进一步健全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保护制度。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舒建军 马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