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似乎正在分裂为两个阵营。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由衷地赞赏中国对人类发展所作出的具有文明化意义的独特贡献，认为中国不但成功地使8.5亿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而且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第一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能，使它们得以摆脱西方殖民强国留给它们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条件下仍持续存在的贫困和欠发达。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也有另一些人，其中，数量相对较少的人出于某种原因真的是讨厌中国，其余很多人则是被这些少数人所操纵，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 如果世界将按照习近平主席已经清晰定义的那种未来观，在未来要变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就必须克服这两个阵营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有三个主要危机区域，它们极有可能不仅导致因蓄意或者误判而发生的地区性军事冲突，甚至导致一场全球性的核灾难。第一个危机区域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这种危险具有现实性与紧迫性，因北约组织给基辅开出了使之加入北约集团的诱惑性选项而激起，俄罗斯则已经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划为不可逾越的红线。这种危险也源于有人在东乌克兰地区制造军事事件以使俄罗斯卷入冲突的企图。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有14个国家加入的北约不断东扩，向俄罗斯边境沿线派出更多的北约军队和运送更多的武器。加上很多准军事事件的发生，这些因素已经使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处理在很多情况下几乎要取决于飞行员的特技。

　　第二个有可能演变为军事冲突的地区性危机涉及几个核大国。这场危机源于美国退出“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JCPOA）所引发的地区动荡。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该地区长期上演着在打着各种旗号下进行的军事活动，其中包括美国精心策划的针对伊朗军事领导人苏莱曼尼的暗杀所引发的后续发展。尽管连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最近也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拥有研发核武器的项目计划，但以色列还是高调申明其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意图。

　　第三个类似的危险是，出现了根本国家利益的红线将被跨越的情况，它涉及中美已经紧张的关系，这种危险不仅发生在南中国海，而且尤其可能围绕鼓励台独的信号而出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曾经担任翻译的美国前外交官蔡斯·弗里曼（Chas Freeman），最近在接受《执行官智力评论》（EIR）杂志采访时作了这样的评估：中国划定的红线已经被不断跨越。因“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而名声大噪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最近也提醒人们，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8年曾建议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向总统建议在台湾海峡使用核武器——哪怕是台湾没有人能够在这种行动中幸存下来——就是为了展示美国的决心。

　　如果有人希望像拜登总统所宣称的那样，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真的意味着“没完没了的战争”的结束，那么这种希望很快便落空了，因为国务卿布林肯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可以腾出巨大的资源并集中于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即专注于印太地区和与俄罗斯、中国的某种地缘政治对峙。这正是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致力于推动北约成为“全球性北约”的意图，这一意图给德国国防军施加了巨大压力，以便配合与中俄两国对峙的战略。

　　显而易见，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专家正在采取多种措施来对抗这些危险，从研发超音速武器系统来打破围堵，到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地区合作。不过，为了达成某种命运共同体，还需要考虑此问题的另一个维度。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曾经反复警告，美国和中国应当努力避免两国间出现“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典故是指历史上有过的16次守成大国试图阻止新兴大国崛起并获得领导地位的案例。崔天凯强调，在这16个案例中，12次导致了战争，只有4次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了过渡。有鉴于此，中美两国需要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然而，现在存在着一种有别于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冲突的一个新要素。以往曾经有过以帝国和寡头政治为方向的国家与以追求公共利益为方向的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如15世纪威尼斯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以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冲突：一方是崛起的大国——一个正在以这样一种清晰的形式为自身和全人类捍卫发展权的中国，而另一方则是现今处于主导地位的强权，即恰好将发展权视为主要敌人的自由跨大西洋体系。这种冲突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从本质上说，整个欧美自由主义建制派已经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失败的金融体系赌在美国版的“大重置”（Great Reset）或者“绿色新政”或者欧洲版的“绿政”之上。打着“转投数万亿”资金的旗号，他们把巨量的资金投入“世界经济大转型”的方案之中，打算去碳化，并且退出化石燃料相关行业。这一方案的问题在于，它一切都是以投资者的金钱收益为导向，完全忽视了向所谓可再生能源转变的物质方面，即生产过程中的能量流动密度与有关相对人口密度之间的密切相关关系。因为很多“大重置”方案的支持者，包括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都反对使用核能，那么，一旦“大重置”实现，可再生能源从物质上能够维持的实际人口数量将远远少于现在的人口数量。

　　因此，当前跨大西洋自由民主体系与崛起的中国之间冲突的新要素是，与历史上的任何帝国相比，整个跨大西洋金融体系严格来说都更加具有“新马尔萨斯主义”色彩。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现任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其最新著作《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此书写于最近围绕提格雷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之前）中，对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非洲国家如何成功地战胜极端贫困作了描述。他在该书第154页中写道：

　　它揭示了抗击气候变化这场斗争的核心难题。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并过上了体面生活的力量，也正是摧毁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地球可居性的力量。导致气候变化的排放，并非只是自私的实业家世代或者西方婴儿潮造成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渴望为自己创造一种更好未来的后果。

　　按照这些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说法，“为自己创造一种更好未来的渴望”正是摧毁地球可居性的因素。他们提出的气候模型遭到了世界上很多科学家的反对。无独有偶，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就拒绝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份将气候变化与安全威胁挂钩的决议草案，认为所提议的草案“逼迫安理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和冲突采用一种单维度的处理方式，即通过气候透镜来处理……作为联合国和安理会负责任的成员国，俄罗斯联邦将与印度、中国一道，不认同西方国家强加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这些国家已经让众多希望获得援助的国家相信这种处理方式”。拒绝这一决议草案的另一种表达，是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巴黎气候协定”第26次缔约方大会（Glasgow COP26）上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众多发展中国家表达的同样一些反对意见。这种气候政策背后的因素，实际上是对发展部门强加具有德国亚尔马-沙赫特色彩的法西斯式紧缩政策。

　　跨大西洋国家的金融精英打着保护气候稳定的幌子，力图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控制，他们对中国持有某种看法。而那些花费时间和精力实际了解中国、了解其5000年历史和文化特点的西方人，则对实际激励中国和中国人民发展的动因形成了另一种很不相同的见解。不过，更具体地说，人们要了解的是过去200多年的历史，这样才能理解驱动中国经历史无前例的发展的动能之所在。

　　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对未来有着某种清晰且令人激动的愿景的国家，中国的目标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成为一个“繁荣、强大、民主、具有先进文化、和谐与美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鉴于中国在过去尤其是最近40年难以置信的成功记录，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目标很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成功统一了中国，把一个备受帝国主义强权侵略、占领、掠夺的国家改变成世界经济的引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承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灾难，领土大片地区多次被不同的外来征服者侵占，《凡尔赛和约》公然对中国行不义之举，拒绝中国收回自己领土的要求，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使中国走上收复主权的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和内战，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整个国家极其落后。但是，随着邓小平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发生了。邓小平是第一个使用“小康”概念来赋予“中国梦”现代化内涵的中国领导人。

　　笔者在1971年夏获得了一次访问中国若干沿海城市、北京以及乡村地区的机会，因此对中国经历的这场无与伦比的大转型有着第一手的体验。

　　短短数十年间，中国把一个贫穷、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国发展成世界上最大且拥有最现代化高速铁路系统的国家。其探索太空计划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是使用“嫦娥4号”探测器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第一次在那里的低重力环境下对棉花植株生长进行研究。此举对未来在月球上建立空间站以及进行长期太空旅行至关重要。2021年2月，中国又成功发射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把“祝融号”火星车送上火星探测。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号”属于最先进的技术。中国的核科学家还研发了第三代核反应堆和球床反应堆，并对热核聚变技术展开先进的研究。在基础研究中强调创新的持续应用及对创新的产业运用，不仅使中国在多个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经济衰退的周期规律保持增长，这一点颇使西方金融分析家感到困惑，他们曾经反复预测中国经济会进入低谷。

　　这些成就，加上成功地使8.5亿人脱贫，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随着“新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正在实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第一次为发展中国家克服殖民列强给这些国家遗留的贫困与落后提供了希望。习近平对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是开辟人类历史一个全新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概念，它第一次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摆脱战争的模式。

　　中国是第一个通过实施严格防疫措施遏制新冠病毒的国家，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建成了有1000个床位的新医院，动员全国团结抗疫。同时，向世界很多国家出口和捐赠医疗物资和疫苗。在“健康丝绸之路”理念的引领下，中国还开始为建设世界卫生健康体系而努力，该体系必须包括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健康卫生体系。没有这样的体系，就无法战胜这次大流行病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流行性疾病。

　　中国发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之一，是其着力提升全民的文化素质。中国各地都作出了巨大努力来保护其5000年历史的文化遗产，使之以数字形式呈现，能够为最大多数的民众所接触和利用，从而增强了全民的文化认同，也为民众的闲暇时间提供了激动人心的娱乐内容。对于负面的文化影响，如内容不健康的说唱乐与嘻哈文化，还有浪费了青少年大量时间且内容无聊的各种抢答节目和因上瘾而毁人的网络游戏，则给予了打击。

　　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古典诗词、绘画、书法、音乐和舞蹈等中国文化的伟大经典传统，得到了复兴。中国戏曲、优美的民歌以及各种器乐，成为包括年轻人在内的民众珍视的财富。

　　习近平主席似乎采纳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北大前校长蔡元培的观点：对民众进行美学教育，可以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道德品格。他明确表示，学生们接受美学教育可以陶冶情操，也是创作伟大艺术新作品的源泉。中国拟把国民生产总值的10%投入普通民众的文化发展，这绝对是革命性的举措。

　　因此，鉴于中国的发展轨迹，尤其是近4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以及上述对文化价值观的重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完全能够在21世纪中叶达到其所期望的社会建设目标。的确，当今中国决定弘扬的一些文化价值观，将决定从现在开始未来两代人生活的社会成为什么样的社会。

　　然而，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体系的支持者将中国模式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是自己模式的敌对方，并且决意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最近成立的“澳库斯”（AUKUS），即新的澳英美军事联盟，就是遏制中国的最新例子。尽管以下描述与当今的官方外交语言不同，但这个军事联盟实质上依旧与大英帝国的体系如出一辙。大英帝国体系是根据1763年《巴黎条约》建立起来的。该体系建立后，设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旨在剥削印度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并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毫不奇怪，中国以坚定的决心对如今来自世界同样地区的反华运动给予反击。

　　今天，这个新的帝国以总部设在伦敦城与华尔街的剥削寡头体系的形式出现。美国成功地打败了英帝国赢得独立战争，林肯也成功地击败了与英帝国结盟的南部邦联，于是这个帝国意识到，以后再也无法用军事手段夺回美洲的殖民地。所以，这个帝国的某些势力开始专注于吸引美国建制派，一起构建一个建制派联盟来统治这个世界，大不列颠与美国结成的特殊关系成了这个建制派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目前仍在运作。

　　如果再看看西方世界的文化环境，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当今的西方并没有这种提升人民文化道德的诉求。相反，西方整个的文化生活被按照“一切皆允许”原则表演的反文化所主导。事实上，越是匪夷所思和堕落的“艺术”思想，越是有机会被大众媒体所刻画和传播。当电影《角斗士》（The Gladiator）上映时，媒体的报道承认“面包与马戏”（古罗马统治者为民众免费提供的小恩小惠，用以欺骗和麻痹他们的一种手段——译者注）有利于统治者通过降低人民的冲动而进行政治控制。反观中国，当中国试图以文化为工具提振人民的精神时，却被指责为向其人民强制灌输文化价值观并压制个人表达“自由”的“专制社会”。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哪一方才是正确的？它是否只是一个意见问题，即每一派观点都同等具有合法性，还是有一个可供甄别的标准？

　　人类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对未来进行设想和规划并且通过努力而为自己创造一种美好未来的物种。动物界没有任何一个物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充斥着经验主义者、诡辩家或各式各样相对主义变种的腐朽帝国主义文化，则剥夺了每个人对未来提出创造性设想的能力，因为这需要每个人超越感官满足的层面。正因为无法创造性地建设未来，帝国只能依赖于对抗、侵略或者以己之心来揣度所选定的对手。

　　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是不是独裁专制。现在的问题是西方世界是否偏离了自身最优秀的文化传统，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古典思潮盛行时期或美国独立战争提出的理想。这些价值观依旧存在，但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考虑到当前局面的这些复杂性，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中国现在可以做的最佳事情，是与欧美国家的人民进行传统经典文化的对话。在这样的对话过程中，每一方都应该充分表达己方认为最优秀、最崇高的理念。正是这种经典文化的教育作用，才能使各自国家的人民超越一般的感观知觉层面，彼此敞开心扉，采取更加高尚的态度来看待其他文化和广大的世界。

　　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文艺领域、历史时期、作曲家或诗人，围绕其展开这样一种对话可以建立沟通的桥梁，并打开新的视野。在此，仅举出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例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了富有内涵的教育理念，而早先一些时期普鲁士改革家威尔海姆·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则提出一套闻名世界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乃至美国的教育体系，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人主张的教育体系的惊人一致性。

　　在1912年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之前的1907—1911年间，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求学。由于对清王朝的状况感到失望，他求学期间希望寻找一条教育新路，并且很快发现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美学教育概念与孔子的道德教义非常相似。尽管席勒与孔子这两位卓越思想家时空相隔巨大，但席勒阐释的美丽心灵的构思与孔子提出的“君子”概念源于相同的哲学理念。蔡元培这样写道：“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欧洲关于美学教育的理念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营养，我们可以借鉴并在中国发展自己的美学教育。”后来，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把北京大学的教育和声望发展到可以与洪堡的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大学比肩的程度。如果西方世界的一些人能够真正理解著名的洪堡教育体系与中国人对美学教育的重视，以及当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力倡导的美学教育理念，那么我们就等于打开了理解洪堡教育精髓的一扇窗户。洪堡提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美好的人格，这与后来中国对洪堡理念的延伸与发展是相同的。两种教育理念完全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那一套理念。但是，今天西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却把洪堡的教育理念称为“专制独裁的”，这只能让世人认识到，这种特征概括反映了价值观的某种范式转换，而不是一个客观事实。

　　另一条有助于我们理解席勒与孔子思想内在特点和相似性的相关线索，是这两位思想家对美学教育持类似的教育方法，即对人们高尚品格的培养可以通过沉浸于伟大古典艺术的氛围中实现。蔡元培甚至为这个概念创造了一个汉语新词汇——“美育”。

　　高尚品格培养的目的，不仅是自我完善，而且是为提升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同理，真正的知识也不是仅仅通过反思性的观察获取，而是在改造社会的使命中获得。就像孔子在《大学》里论述的那样：“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国家间彼此展开合作与和平相处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理念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在很多伟大的哲学家的论述中，都有所显现，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智者，即孔子所称的“君子”。或者，正如15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尼古拉斯·库萨（Nicholas of Cusa）所宣称的那样，国家间的和平与相互理解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作曲家、诗人、科学家和数学家。在此语境下，美学教育显得格外重要，因为美学教育能够使我们摆脱粗浅感观知觉的牢笼。由于缺乏美学教育，凭借粗浅的感觉对事物形成判断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一个创造力丰富的人在创造力本身的培养中定位自己的身份认同，那么他对任何领域的问题所发表的见解都有可能带有狭隘的沙文主义倾向，如前文引用的克劳斯·施瓦布所说的话，鼓吹的就是地缘政治的教条或者这样一种不愿与别人交往的世界观。

　　因此，解决当前战略困境的关键之一，是围绕不同文化的传统精髓，围绕那些作曲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所取得的特定性质上的突破，进行一场文化对话，这势必会让人类的发展更进一步。如果我们一个又一个地研究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并且自己温故知新地再现这些发现，而非仅仅孤立地了解个人的新思想，我们就学会了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既然这些研究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移除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障碍，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历史上的类似理念。客观地说，以下观点对人们来说应当是不证自明的：在一个存在核武器、超音速导弹和飞机、大流行病等的时代，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即要么一起克服我们的问题，要么一起走向自我毁灭。当然，关于人类如何才能组织起自我管治（self-government）的概念，无论是从公民参与方面看，还是从国家之间的组织方面看，都是众多哲学家和政治家热衷研究的主题。仅举几例，这些问题在尼古拉斯·库萨的《天主教的和谐》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联邦党人文集》、万隆会议文件、《联合国宪章》里都有所论述。

　　弗里德里希·席勒在很多地方对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阐述。其中，最有趣的思想之一，是其在《第四封美学书信》中对此问题的陈述。他写道：

　　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受自己固有秉性的影响，但从本质上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纯粹而理想的。人的存在的巨大问题是，使这种理想不变的统一性与自己身外持续不断的变化保持一致。这种在每一个主题上都让人们程度不同地清楚了解自己主张的纯粹、理想的人，是通过国家来呈现的。

　　席勒接着具体说明：“外在的影响与内在的秉性的合拍，并不总是能够实现的。若非个人的纯真与理想能够驾驭这个国家，那么国家就会压制个人。”这个表述与席勒提出的美丽心灵概念是契合的。在席勒看来，美丽的心灵应该是“自由与必然，激情与责任”合二为一。他进一步指出，唯一能够彰显这些特质的人便是天才，是真正意义上具有创造力人格的天才。可以看出，这些理念与把人类物种视为迄今世界上唯一具有创造力的物种这一理念很接近，而与自由主义的观点有天壤之别。

　　这些理念与孔子的思想如出一辙。孔子也认为，国家的利益高于每个家庭的利益，而家庭的利益高于家庭成员的利益。只有国家发展向好，每个人与每个家庭才能兴盛。蔡元培把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延伸到整个世界社会。他写道：“只有整个世界实现大同，每个社会的利益才能与世界的利益趋向一致。”他特别强调，每一个人在为国家尽职尽责的同时，必须小心不能把对国家的职责与对世界的职责对立起来。蔡元培心中有一个世界大共同体的伟大愿景（“大同世界”），在这个“大同世界”里，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野，国家之间的边界，都会被消除，世界再也没有军队与战争，所有人类都将紧密地团结成一个世界共同体，彼此奉献自己的大爱。显然，蔡元培心中怀有一个“文化对话”的理念，因为他写道：“我经常想，一个国家必须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养分。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如果不从外部世界呼吸空气、不吃饭、不饮水就无法生长一样……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经常会衍生出新的对抗。”

　　对这条原则有着深刻理解并深深地为中国文化之美和深奥所折服的，是戈特弗里德·维尔海姆·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也是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曾经与到访过中国的耶稣会教士有过很多接触，并有书信往来，从中获得大量知识。莱布尼茨在其所著《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中写道：

　　我相信，这仿佛是命运做出的独特安排，我们人类最高尚的文化与最先进的技术文明正好汇集在我们这个大陆的东西两端。在欧洲人看来，中国就像一个东方的欧洲装点着地球的另一端。这也许是天意，最文明又遥远的民族伸出双臂，把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大陆引向一种充满理性的生活方式。

　　在同样的论述里，莱布尼茨表达了他对欧洲国家的人民从中国文化汲取营养的赞许：“尽管我们认为我们在行为学的每一个分支领域都已经很超前，但我们有谁会相信，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个民族，他们对文明生活的准则和规范的理解是超越我们的？随着我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现在发现这种情况在中国人当中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在工艺方面可以与他们媲美，甚至我们在反思科学方面超过他们，那么他们则在实用哲学方面肯定超过我们（尽管这么说有些难为情）。这里说的实用哲学，是指体现在社会行为准则之中并适用在中国人当前生活的伦理与政治以及他们对道德的运用。”

　　鉴于中美关系的特殊重要性，中美两国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两国理解彼此的文化，有助于打开双方民众的视野，并且消除由于无知而造成的偏见。一个可能非常有益的考察中美之间交往与对话的角度，是看看中国的哲学和文化对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影响。富兰克林一生很多时候接触过孔子的著述和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在《宾夕法尼亚公报》上，他以“孔子的教益”为题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清晰地解释了孔子教导的主要思想。富兰克林把他所界定的孔子教义称为“达到非凡智慧所必须经过的门口”。因此，富兰克林不接受欧洲那套贵族圈层的权力世袭制度。在他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关于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的报道时，他更欣赏孔子倡导的基于功绩的英才管理制度和中国古代以科举选拔的文官制度。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富兰克林的道德哲学与孔夫子的观念如出一辙。当然，美国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美国立国后所采用的治理国家模式以及所建立的经济制度，对中国的孙中山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与历史上一些璀璨的人物，如孔子、柏拉图、孟子、阿基米德、朱熹、尼古拉斯的库萨、莱布尼茨、杜甫和席勒进行充满激情的对话，领悟到“永恒的同时性”的内涵。这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年轻的画家拉斐尔·桑西奥（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拉斐尔）在其作品《雅典学院》中所表达的。我们可以证明，尽管这些完全不同的文化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但在这些文化之中仍然有我们容易理解的普世原则。这些普世的理念是迄今人类所创造的最伟大表述。

　　亚洲国家有一种理念。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通过复兴他们的古代文化，可以给他们的人民提供一种内在力量的源泉。这种源泉来自他们对自己国家传统宝藏的认同，坚定了他们对自己国家未来持乐观看法的信念。

　　欧洲的文化，以及欧洲文化衍生出的美国文化，尚未如此看待问题。我们提出的就每种文化中最优秀流派进行对话的倡议，可以在尽可能多的论坛空间进行，例如在民间层面，如学界之间、年轻人之间、大学和学校之间、艺术家之间、科学家之间开设的论坛，等等。这样会创造一种有利于得到重大发现的兴奋氛围。如果每一种文化都竞相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最佳愿景，那么这些论坛将会促使每种文化中最令人自豪的遗产之间重新建立联系。

　　中国要在2049年实现自己目标的最好方式，是更加努力建设“文化丝绸之路”，因为只有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建设一个文化上先进、和谐、美丽的社会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我们才有更大的可能发现能够使我们之所以成为人并体现人类共同未来之基础的基本普世原则。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