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最近的移民流动史表明，由于日益增强的政治化和公众关注度，反复出现的大规模移民潮给国家体系内的政策和政治带来了巨大压力。尽管学界已经大量分析了人们对待移民群体和移民现象态度的根源，但与移民峰值的关系仍需要更多的观察，尤其是侧重于当地人利益的观察。在大量移民流入期间，对自我利益和社会层面利益的感知是否变得与敌对情绪更为相关？本研究从历时的角度出发，主要关注三种实用工具性理论解释，如邻里安全、接触理论和经济竞争，以此来探讨这一问题。为此，我们观察了意大利的案例。在意大利，2015年以来一直影响着欧洲的所谓难民危机产生了数量空前的移民，引发了公众辩论，影响了政策选择和政党立场。我们使用2003—2017年间“欧洲社会调查”项目的数据，揭示了在此背景下，经济指标与对移民的敌意之间的关系在危机期间变得更加紧密。

   作者：达尼罗·迪马洛（Danilo Di Mauro），卡塔尼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欧洲大学研究院研究员，锡耶纳大学和罗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研究重点关注舆论、欧洲怀疑论、选举、审议和欧洲一体化。其论文发表在《欧盟政治》（EUP）等刊物上。与文森佐·米莫利合著有《超越欧洲怀疑论的对欧态度：支持欧盟渡过危机》（Palgrave, 2016）。Email: danilo.dimauro@unict.it

　　文森佐·米莫利（Vincenzo Memoli），卡塔尼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是民主、媒体、舆论和政治行为等领域，发表有以下著作：《政策代表性为何重要：公民与其政府间意识形态汇流的后果》（2015年，与L. Curini和W. Joe合著）；《公民、欧洲和媒体：新媒体是否让公民更加怀疑欧洲》（与N. Conti合著，Palgrave）。他的文章还发表在多种期刊上。Email: memoli@unict.it

　　龚华燕译

　　导言

　　移民是一种古老的现象，甚至在早期的社会形态中便可见到。随着全球化进程使国际边界变得可以渗透，随着人们的流动不断增加，移民在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普遍。据移民数据门户网站（Migration Data Portal）统计，1990年，约有1.53亿人居住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而201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2.72亿。

　　由于逃离极端贫困、疾病和战争的移民越来越多，目的地国和过境国现在面临巨大压力。这一高度政治化的问题不仅在援助、救援和融合等方面关键政策上，而且在身份认同、经济增长及社会权利、人权等社会重要方面都造成了公众的分歧。随着民主的前途出现更广泛的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国家疆界内部对移民的态度在塑造融合和同化的未来前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者们投入大量努力，致力于了解公众对移民群体及移民现象的看法的起源和后果。与此主题相关的文献日益增多，显示出从反对到接受移民的观点五花八门，这些观点鲜明不同而原因各异，有种族原因（Allport 1954; Quillian 1995; Valentino et al. 2017）、经济原因（Esses et al. 1998; Hainmueller et al. 2015），也有文化原因（Citrin and Sides 2007）。尽管这些文献广泛多样，但并没有充分探讨大量移民流动等外部现象的影响。在2015年“难民接收危机”（参见Rea et al. 2019）中，人们感知到的文化和经济威胁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也增加了（Hangartner et al. 2019），这增大了敌对的程度。然而，鲜有研究者在国家层面深入探讨这些机制，尤其是鲜有研究者关注当地人的利益。关于排斥移民的工具性原因的研究确实产生了有争议的结果（参见Hainmueller and Hopkins 2014）。此外，文化因素在预测公众态度方面显示出更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在大批难民到来时，比如2015年发生在南欧的难民接收危机时，情况会怎样？自我利益和社会层面利益是否变得与敌对情绪越来越相关？是仅涉及经济方面，还是会涉及安全和邻近性（proximity）？本文旨在利用“欧洲社会调查”（ESS）项目的数据，通过关注2003—2017年间意大利对待移民群体和移民现象态度的演变来回答这些问题。意大利（可能还有希腊）的案例代表了一种关键的背景，即移民潮在经济下行和民粹主义势力上升的情况下达到高峰。我们的分析旨在通过检验移民到达人数的指数峰值与广大公众利益的不同方面（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公众对待移民的一贯情绪及其变化这一核心主题作出贡献。这是一个罕见的研究案例，包含了从历时角度解释人们对待移民的态度的最突出因素。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危机期间，这些因素与当地人对移民的敌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表明我们应当从动态的视角观察那些解释人们对待移民态度的理论。欧洲和北美最近的历史表明，这些高峰已不再罕见，反映了过去20年中反复出现的现象。事实证明，它们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欧盟移民政策的一体化）、政党定位和投票行为（Dinas et al. 2019）。

　　本文分为六节。下一节简要概述意大利的移民情况，重点介绍危机的主要背景要素。随后将概述研究框架，定义具体的理论假设，即解释对移民态度的工具性因素在危机期间发生变化的方式和原因。关于数据、变量和方法的一节，将阐述分析过程中遵循的方法步骤。最后，本文将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讨论中总结主要结论。

　　　意大利移民潮的连续性和变化

　　尽管意大利有着悠久的向外移民传统（Einaudi 2007），但在过去30年中，向内移民数量的增加抵消了这一传统，将意大利转变成外来移民的欧洲主要目的地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进入意大利移民的叙事呈现出一些关键的连续性趋势，但也有一些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难民接收危机期间。首先，在过去30年中，居住在该国的外国公民人数不断增加（图1）。除了2012年和2013年有缓慢下降外，外国居民的数量逐年增加，从1990年的不到8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50万人和2018年的500万人。因此，外国出生的居民出现在该国并不新鲜。在整个观察期间，这类人口的分布保持着一贯的格局：意大利的大多数外国公民居住在北部和中部地区，而南部地区仅仅吸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2018年居住在意大利的500多万外国公民中，57%居住在北部，17%居住在南部和岛屿上（Istat 2018）。

　　然而，意大利移民除了这些一贯的主要分布格局外，还可以观察到1990年以来的一些变化，以及难民接收危机期间的变化。首先，通过海路抵达的人数（可能不是“移民进入意大利的主要渠道”，Ambrosini 2019, p.147；另见Sedranovic 2019）经历了与国际危机及意大利政府与出发国之间的双边协议相关的峰谷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高峰与苏联的解体和相关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的内部局势有关，而21世纪头十年的高峰与“阿拉伯之春”以及北非国家和中东（叙利亚、阿富汗等）的剧变直接相关。相反，在意大利政府与代表主要出境地的国家签订双边协议后，移民流动通常会减少，因为这些协议旨在阻止这些国家的移民流动（参见Bulli and Soare 2018）。

　　由于欧洲面临来自土耳其和北非的100多万难民，2015—2017年间，每年约有17万移民在意大利海岸登陆，是2014年的4倍多，也比2011年因“阿拉伯之春”而达到的高峰高出3倍多。

　　由于主权主义或民族主义政党的夸张宣传和公众对这一现象的高估，该问题的政治化程度急剧升高（参见Ambrosini 2019）。根据“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数据，2013年，8%的意大利人认为移民是“国内目前面临的”两个最重要问题之一。到2016年，这一比例已升至42%。

　　这一问题在2018年的全国选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Barisione et al. 2018），其高度波动性主要是由于党派分离和党派能力。后者指的是“对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或竞选期间最突出的问题）的感知，以及对可能最擅长处理这些问题的党派的感知”（Bellucci 2018, p.220）。

　　这次危机的管理引入了新的做法和干预措施，从而增加了资源的使用。在南部传统的移民抵达地区、西北部和首都建立了新的“身份查验和留置中心”（Centres for Identification and Permanence）。然而，这些中心几乎持续负担过重，且据报道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状况。2017年通过的《明尼蒂—奥兰多法》（Minniti–Orlando law）针对留在此类中心实施了新的规定。总的来说，尽管为18岁以下寻求庇护者和特别易受伤害的人群引入了新的保护，但该法维持了一项限制性政策。2018年选举后，五星运动党（M5S）和北方联盟党（NL）联合组建新政府时引入了一些新政策（包括所谓的“萨尔维尼法”，即Salvini Law），以便在倾向于排斥移民的总体策略中限制“非正规”移民进入。这次危机使支出呈指数级增长，根据2018年《经济和金融文件》，2017年的支出达到约42亿欧元。

　　简言之，尽管移民在意大利并不是新现象，但自2015年以来，该国不得不应对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不仅导致出台了反应性政策，造成重大经济影响，引发激烈的公共辩论，还加剧了移民问题的政治化。这一复杂情景，似乎特别适合用于检验高压情况下对移民态度的解释性变化的动态。

　　　对待移民态度背后的理论范式与研究假设

　　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已经广泛研究了对移民群体和移民现象的态度，描述了复杂的关系模式和理论观点。人们提出了许多解释因素，这些因素可根据观察背景的不同而发挥不同的作用。此外，由于不同的方法论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影响有时也存在争议。

　　关于这些方面的考察，可见于那些同时分析对待移民态度的多种解释因素的影响的研究。例如，勒斯滕巴赫（Rustenbach 2010）检验了8种解释反移民态度的理论的效应，即：（1）文化边缘性理论；（2）人力资本理论；（3）政治附属性；（4）社会融合；（5）邻里安全；（6）接触理论；（7）外来投资；（8）经济竞争。这些理论有时被分为两种“竞争”范式，分别涉及与文化或意识形态或身份相关的因素以及与经济或安全或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因素（Sides and Citrin 2007）。

　　第一种范式严格对待社会化问题。在这里，社会化被定义为“个体学习其特定文化的方式、思想、信仰、价值观和规范，并将其作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进行适应，以便在其特定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所有过程”（Smelser and Baltes 2001, p.14507）。因而，社会化是群体身份认同形成的起源，因为它涉及种族和族裔信息的传播，主要是从成年人向儿童传播（Hughes et al. 2006）。因此，社会化可以被认为是解释对待移民态度的5种方法的来源，即文化边缘性理论（Allport 1954; Fetzer 2000）、人力资本理论（即，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人对差异和其他文化更加包容和开放，参见Gang, Rivera-Batiz and Yun 2002; Hainmueller and Hiscox 2007）、政治附属性（Zuckerman et al. 2007）、外来投资和社会融合（Cote and Erickson 2009）。事实上，这些理论方法与身份认同（边缘性）、认知方面（人力资本）、价值观或信仰（政治从属性）、包容/信任（社会融合）和团结（外来直接投资）等社会化的关键成分有关。

　　这些源自社会化的研究方法意味着主要进行两个方面考察。首先，政治态度不仅属于成年人，而且起源于社会化的早期阶段。其次，由于个体创造了自己的信仰体系，并且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稳定，社会化是基础深厚的学习过程。这是因为，根据定义，社会化是一个互动和学习的过程，尽管它受到特定事件的影响，但预计不会对外部冲击作出不应有的反应。因此，作为社会化学习过程的结果，人们在生活的不同环境和不同阶段学会信任或不信任他人（Glanvillev and Paxton 2007; Stolle 2002）：不信任其他群体的人，与相似的群体产生同情。

　　相比之下，现实主义的群体冲突理论（LeVine and Campbell 1972）是一种理性主义观点，指出偏见和歧视源自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作出判断和行动，这种判断和行动可能是就经济方面而言，但也可能从更广泛的幸福和安全的角度而言。这一理论范式再现了那些基于自我感知的利益和社会层面的利益解释人们对待移民态度的研究方法的根源。经济竞争研究方法可能与这一范式有着更紧密的联系，而邻里安全和接触理论也与实用—工具性理论论证高度相关。邻里安全和接触理论两者都关注非经济的方面，如个人环境中的安全和资源共享。在第一种情况下，理性主义的工具性论证导致个体反对移民，因为移民代表了不安全感的来源。在第二种情况下，邻近性意味着共享场所和资源，有时会因此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Hangartner et al. 2019）。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会反对移民，以维护其现有资源和生活水平的利益。

　　根据埃塞斯等人提出的“对外部竞争者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反映了消除竞争来源的企图”的观点（Esses et al. 1998, p.704），我们将这些方法称为工具性方法。从现实主义的群体冲突理论出发，我们假设公众会对政治现象的背景作出反应，因为对（潜在）威胁和优势的感知会被人们根据新的形势重塑。因此，从实用—工具性的观点来看，我们预计移民数量的突然增多会增加竞争、不安全和资源问题的显著度和人们的关切和恐惧。所以，对于工具性因素在难民接收危机期间的影响，将具有更高的解释力。这一点，促使我们对每一种理论研究方法提出具体的假设，这些研究方法可以归为实用—工具范式。

　　第一个假设，与邻里安全研究方法有关，探讨了感知到的移民与犯罪之间的联系。人们倾向于反对移民，支持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因为他们感觉到移民的存在会降低安全水平并增加犯罪（Fitzgerald et al. 2012）。根据这种理论观点，我们预计，难民接收危机中大规模移民流入，将加剧那些关注自身安全面对威胁的人的负面态度。换言之，觉得不安全的受访者倾向于在危机期间对移民产生更加负面的看法（假设1）。

　　接触理论和经济竞争理论可能是最有争议的解释，因为用这些方法检验假设的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根据接触理论，国内出生者和移民之间散发性与表面性的接触产生排斥和消极态度（Fetzer 2000）。相对于肤色、语言、文化等都不一样的外来者，缺乏较深层关系的共处增强了本土出生者对自己身份的认同（Allport 1954; Blummer 1958;另见Forbes 1997）。然而，这也取决于具体情况：研究表明，少数族裔群体的规模和接触类型一样也很重要（Quillian 1995; Gang et al. 2002）。根据汉加特纳等人（Hangartner et al. 2019）的研究结果，即受到难民接收危机的影响，使得国内出生者对移民增加了敌意，我们预计，居住在移民人数比例更高的地区的受访者将倾向于危机期间对移民群体和移民现象采取更加负面的立场（假设2）。

　　经济竞争理论尤其以自我利益和移民对个人物质条件造成威胁的感知为依据。因此，当移民被视为就业、福利服务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对手时，受访者倾向于反对移民。理论上，由于移民带来的直接竞争，人们预期拥有与移民相同技能的人会反对移民（Scheve and Slaughter 2001; Esses et al. 1998）。然而，最近的研究（Heinmueller et al. 2015）表明，来自具有类似技能的移民的竞争只是所感受到的担忧的一部分。社会层面对经济的担忧也与这种理论研究方法有关：由于移民特别是难民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造成负担，当地人往往将移民视为对自己国家的威胁（Fetzer 2000; Jackman and Volpert 1996）。但是，实际的国民经济指标经常被证明与公众对移民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或者不存在有效的联系（Sides and Citrin 2007）。

　　因此，我们对源自个人感知和社会层面感知的经济竞争的效应与实际经济状态之间作了区分。由此产生的假设是：

　　声称收入有困难的受访者，在危机期间对移民群体/移民现象更为负面（假设3a）。

　　对国民经济状况不满意的受访者，在危机期间对移民群体/移民现象的态度更为负面（假设3b）。

　　受访者居住区域的失业率越高，其在危机期间对移民群体/移民现象表现出负面态度的可能性越大（假设3c）。

　　数据、变量和方法

　　针对上一节中讨论的假设，我们在意大利情景中使用以下四轮“欧洲社会调查”（ESS）的数据进行了检验：ESS1，2003年收集；ESS2，2006年收集；ESS6，2013年收集；ESS8，2017年收集。

　　由此产生的合并文档，使我们可以在历时和共时层面进行分析。

　　就因变量而言，我们选择了三个问题，提供有关公民对移民的感知的不同信息。内容如下：

　　1.“你认为人们从其他国家来这里居住总体上对（国家）经济是有利还是不利？”回答从“对经济不利”（0）到“对经济有利”（10），分值为0—10分；

　　2．“使用这张卡片，你认为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到这里生活总体上是破坏还是丰富了（国家的）文化生活？”回答从 “文化生活受到破坏”（0）到“文化生活得到丰富”（10），分值为0—10；

　　3.“从其他国家来这里居住的人，是使（国家）成为更糟糕还是更好的居住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从“更糟糕的居住地”（0）到“更好的居住地”（10），分值为0—10。

　　然后，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以便观察潜在的维度，如文化、种族和工具性（经济）的因子。然而，使用该方法获得的结果表明，所有各项均处于一个因子维度之内，分值大于或等于0.884（表1）。

　　我们将要素分析获得的因子分值用作对待移民态度的指数，范围从-2.346（负面感知）到2.272（正面感知）不等。从时间角度看，该指数呈现波动趋势，部分与移民到达的高峰和低谷相关。在21世纪初移民人数急增期之后，2003年移民人数急剧下降，从前一年的23719人下降到13635人。2003年，意大利人似乎并不担心移民潮，平均而言，他们表达了对移民持积极看法（0.26，图2）。不过，这种现象非常短暂。2005年，在入境人数上升到近23000之后，公众的关切再次增强，显示平均而言，他们对此呈现负面评价。换言之，尽管移民最初更容易被接受，但内心矛盾的公民的态度仍是以团结一致面对和担忧移民为特征（参见Memoli 2011a, 2011b），这证实了先前在意大利的研究结果（Dal Lago 2004; Sniderman et al. 2000）。

　　随后，由于北非国家爆发内战和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地中海地区出现了一段时期的动荡，持续有人到达。2012年，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发生后，登陆人数再次减少，意大利人对此并非不敏感，因为对移民的积极看法有所增加，几乎达到了2003年的水平。

　　2013年，到达人数进一步增加到42925人，在难民接收危机期间显著增加，2016年达到峰值，为181000人（Ismu 2018）。我们的指标此时记录了对这一现象的负面看法发生了突然变化（图2）。

　　这些结果表明，在意大利海岸的持续登陆，尽管强度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移民问题在集体想象中得到重视和突出，使意大利公众舆论对这一问题更加敏感和关注。

　　接下来，我们参考前文讨论的理论方法，选择了10个自变量，表示支持或反对移民的不同维度。其中，8个变量总结了在个体层面收集的信息，2个变量包含了在总体上收集的社会经济信息。就实用工具性方法而言，我们运行了5个指标来检验我们的研究假设。第一个指标，即邻里安全，记录天黑之后受访者在邻里所感知的安全水平，表达方式是回答“欧洲社会调查”项目的问题：“天黑后你在这一区域独自步行感到（或会感到）有多安全？”答案用二进制变量重新编码，区分那些感觉“安全”或“非常安全”（编码为0）和感觉“非常不安全”或“不安全”（编码为1）的受访者。第二个指标涉及接触理论，报告在调查年份居住在受访者所住区域移民数量的自然对数。另外三个指标涉及经济竞争，用收入满意度、对国民经济状况满意度和区域失业率来衡量。收入满意度通过以下问题进行调查：“这张卡片上的哪种描述最接近您对当前家庭收入的感觉？”并用二元变量进行重新编码，即“依靠目前收入可以过舒适的生活”和“依靠目前收入生活马马虎虎”进行了合并（编码为1），而依靠目前收入应付生活“困难” 和“非常困难”也进行了合并（编码为0）。受访者对国民经济状况的满意度通过以下问题来衡量：“整体上，你对（国家）经济现状满意度如何？”分值为0—10，其中0表示“极不满意”，10表示“极其满意”。地区失业率是由意大利统计研究所（ISTAT）报告的每个地区每年的失业人员的百分比。

　　为了考察文化边缘性理论，我们通过一个变量来衡量受访者对边缘性的感知，该变量表示个体是否因属于少数群体而受到歧视。我们还考察了教育程度和政治兴趣的指标，因为它们分别与人力资本和政治态度有关。最后，在主要的自变量中，我们将个体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作为社会融合的衡量标准。控制变量包括意识形态（左/右自我定位）、GAL（绿党/选择党/自由党）与TAN（传统主义/权威/民族主义政党）倾向以及年龄、性别等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本文的网络版的“附录”，报告了各项指标和编码程序的完整列表（表A1），以及模型中包含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A2）。

　　对假设的检验，通过分为两步的策略进行，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最终模型。我们首先运行了一个基本模型（模型1），包含了所有的解释因子，但未考虑时间维度。这使我们能够观察不同指标与意大利人2003—2017年间对待移民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模型2中，我们通过在工具范式的自变量与危机时期（2017年）之间建立互动关系，检验了与这次危机的相关性。

　　实证结果

　　我们对将个体层面的3800多个观测值与整体（区域）层面的信息相结合，合并成一个数据集，并对该数据集进行了多变量分析。由于意大利各地区之间的生活质量、福利服务和经济状况差异很大，因此纳入区域层面很重要。如勒斯滕巴赫（Rustenbach 2010）在欧洲层面所示，这些差异可能是关于对待移民态度的重要解释因素。模型中还将受访者的居住地区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1显示，除了少数具体因素外，所考察的解释因子在意大利背景下也有显著影响（表2）。

　　高度的政治兴趣、左翼政治倾向、绿党/选择党/自由党倾向和较高的教育程度与对待移民态度显著正相关。这些发现支持了关于政治从属性以及人力资本的解释。如果我们考察有关社会融合的解释，情况也是如此，这些解释证实了更高水平的人际信任与支持移民的态度正相关。相比之下，涉及文化边缘性理论和接触理论的指标没有显示出统计上的显著结果，这与根据一个欧洲样本进行的类似分析一致（Rustenbach 2010）。

　　从理性主义工具的角度来看，邻里安全证实了理论预期。不安全感确实与对移民的态度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受访者越感觉不安全，他们对移民的感觉就越负面。经济竞争的解释力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在个体层面上，对国民经济状况和个人收入的满意度的结果符合预期：满意度越高，对移民的态度越正面。然而，对个人收入的满意度不显著，因为p＜0.05。

　　在整体层面，生活在失业率较高地区的人倾向于更加正面地对待移民，而生活在就业率较高的富裕地区的人则倾向于反对移民。这种情况是意大利人在移民问题上南北分歧的典型表现。与南部和中部地区相比，北部较富裕的地区吸引了最多的移民，并且一直以来对移民的态度都比较负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指标描述了一条国内发展与文化距离的分界线，结合接触理论和经济竞争理论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根据这一观点，较富裕地区是移民与意大利人争夺福利资源和低技能工作的目的地。相反，在较贫穷的地区，人们认为这些地区是过境之地，从而减少了经济竞争。正如各地区居住的移民数量的显著性水平所示，移民的存在本身没有显著影响。

　　男性对移民的看法往往比女性较为负面，而年龄对结果的影响不显著。最后，表示危机前和危机时期移民潮的二元变量显示出强烈的显著负效应：危机时期与对移民的更负面看法相关。然而，这是如何影响理性主义工具理论方法的呢？

　　模型2表明，在危机期间观察到的与这些方法相关的指标的影响，仅对某些经济指标具有显著性。在自己邻里的不安全感持续显示出与对移民态度的负相关，但这种影响在危机期间没有增加（假设1未得到验证）。绝望的人们常常以生命为代价横渡地中海的画面，也许没有被视为罪犯或恐怖分子的入侵，而是被视为人们逃离内战和极端贫困的浪潮。同样，即使在2017年，定居的移民数也不显著，证实了勒斯滕巴赫的发现（假设2未得到验证）。在危机期间，意大利人并没有因为移民的数量或移民作为潜在罪犯的形象而感到威胁，而是因为大量移民的到来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而感到威胁。在个体层面上，对收入的感觉为经济感知与对移民的态度之间的相关性增添了另一个有趣的要素，在此情况下是一个负面要素：在危机期间，对收入状况感到更满意者似乎对移民持负面看法。图3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效应，尽管它揭示了危机的影响并不显著，因为p＜0.05（假设3a未被验证）。虽然统计结果是纯粹的，但可以看到方向上的明显变化，这与个人收入满意度有关。危机前，人们依靠现有收入“应付”生活或“舒适地生活”，与对移民态度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而在危机期间，这种关系变为负向，尽管未达到显著程度。换言之，危机时期，更高的收入不再是增加对移民正面看法的一个因素，表明人们对改变现状的某种担忧（Hangartner et al. 2019）。相比之下，对国民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在危机期间的影响更大：对国民经济感到满意的人在危机期间对移民有更正面的看法（假设3b得到证实）。由于这是一个二元变量，也可以提出相反的观点。危机最严重阶段，对经济状况持负面情绪的人比危机前更倾向于排斥移民（图3）。

　　在总体层面，失业率证实了危机的影响（假设3c）：在意大利，这一明显的悖论（富裕地区反对移民，而被认为较贫穷的地区更能包容移民）消失了。失业率较高的地区在危机期间倾向于对移民持更负面的态度，部分原因是这些地区传统上位于意大利南部，因而是受来自地中海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影响最大的地区。数十万从海上抵达意大利的难民在南部地区登陆，尤其集中在西西里岛。此外，大多数急救和接收机构位于南部，尽管《明尼蒂—奥兰多法》试图将其更广泛地分布到中部和北部。因此，南部地区成为大规模移民抵达地区，但也是移民长期居住的地区，因为获得难民地位需要在各长期居留中心等待很长时间。在对移民的负面态度上南北差距的缩小，可以解释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批移民潮期间，作为过境地区（即使时间更长）并不能让当地人放心（参见Hangartner et al. 2019）。此外，这可能也暗示了危机的“国族效应”（nationalisation effect），因为媒体和政治企业家会从国家的角度分析可能的威胁。

　　评论与结论

　　始于2015年的欧洲移民危机在不同层面影响了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党立场（Di Mauro and Verzichelli 2019）和投票（Bellucci 2018）。在这个制度处于压力之下的情景中，我们观察了对待移民态度的理性主义工具解释理论是否在此类全球危机的压力下发生变化。

　　整个时期的回归结果（模型1）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我们分析的理论在以往的发现（Rustenbach 2010）。相比之下，我们对危机前后数据的比较得出了一些新的结果。对意大利公民来说，经济方面在危机期间变得更加重要。个体和总体（区域）层面的经济指标表明，在危机期间，困难条件与对移民的负面态度显著相关。大量各色人等穿越地中海的画面，经过政治宣传的过滤，成为人们普遍担心国家和个人福祉下降的触发因素。经济竞争，特别是社会层面的竞争，则是危机期间获得更大关联性的因素，以至于意大利的传统格局，如南北移民态度的分歧，被完全扭转，尽管西西里岛的精英阶层的政治化程度很低（Pettrachin 2020）。总的来说，意大利人似乎担心被他们视为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和物质条件的威胁，特别是在大衰退导致的经济悲观情绪仍然盛行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事实证明，理性主义框架中包括的其他方法并没有受到难民接收危机的重大影响。对安全的担忧，并没有像对经济的担忧那样在意大利公众中蔓延，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非法”移民被视为逃离战争和贫困的人，而不是恐怖分子和罪犯的入侵。

　　尽管理性主义工具性方法通常被证明不如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范式的论证那样成为更加有力的解释因子（Citrin and Sides 2007; Valentino et al. 2017），但经济竞争在外部冲击期间重新表现出了相关性。

　　我们的研究表明，对移民态度的解释模型应当包括移民流动。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克服与观察某一背景下和某种特定危机相关的局限。从国家和危机两个层面的比较角度观察相关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因素与公众对移民的看法的相关性，将切实有助于深入了解移民数量规模/特征的影响以及背景对人们对移民群体和移民现象态度的影响。

　　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