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对韩国华侨团体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对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韩国华侨对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认识变化及移民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韩国华侨普遍接受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反共”教育，所以一直将中国台湾地区视为自己的“祖国”。然而，中韩建交之后，他们有机会与自己的故乡——中国大陆进行交流，从而可以获得更多商机。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民进党上台，韩国华侨与“驻韩台湾代表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而与驻韩中国大使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如此，韩国华侨依然将自己与“中国同胞”等“新华侨”区别开来，而且对自己的故乡——山东地区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归属感。此外，大部分的韩国华侨依然保留着所谓的台湾“国籍”，并试图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保持中立，不归属于其中任何一方，在移民身份认同方面形成了自身固有的独立性特征。

　　金纪昊（Kiho Kim），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韩国庆熙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中国的产权、土地所有制和住房。新近发表有《韩国华侨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身份认同变化》（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vol.23, no.3, 2016）、《反思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自由主义视角：山东省酒业案例研究》（Korea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vol.22, no.2, 2016）等。Email: kiho2002@gmail.com 　　

　　李祗辉译

　　问题的提出

　　在2004年的韩国社会（当时笔者为了写硕士论文而对韩国华侨进行了田野调查），华侨只是一个并不为大众所知的外国人团体而已。彼时的华侨社会，由于整个社会人口减少以及华侨三代身份认同问题正在失去活力。然而，十余年后的今天，位于延南洞、延禧洞的华侨中餐厅已成为美食名胜，吸引着全社会的关注，更有华侨厨师成了“明星主厨”，深受大众喜爱。此外，曾经衰落的仁川善邻洞华侨聚居地被选定为“近代文化遗产”，唐人街也进行了重修重建，吸引大批韩国人和华语圈游客前往，成为知名旅游景点。从经济上看，虽然这些华侨经营的货物贸易规模不大，收益不高，但得益于急速增加的华语圈游客的大量涌入，这些华侨通过经营旅行社、免税店等服务业务获利颇丰。从法律权利上看，2002年，华侨被给予永久居留权（F-5），2006年被赋予地方选举的参政权，虽然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针对华侨的歧视措施大大减少。从学术研究方面看，以2014年成立的仁川大学“中国·华侨文化”研究所、全南大学世界韩商文化研究团等为中心，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华侨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许多韩国家长愿意送子女到华侨学校学习汉语；另一方面，在华语圈地区，也刮起“韩流”热，显著提升了韩国国家形象。对此，华侨们感到无比自豪。遥想从前，这些华侨在韩国被看作“中国人”，而在中国台湾地区又被看作并非本土居民的“外国人”，受尽歧视和排斥之苦，再对比现在的变化，这些华侨有恍如隔世之感。 

　　在21世纪之前，韩国的华侨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是将华侨视为少数民族团体，研究韩国社会强加于华侨团体的法律和经济上的歧视，并对韩国社会这种排他性和封闭性政策进行批判（朴恩京 1986；朴京泰 1999；朴相淳2001；张秀炫 2002）。这些研究聚焦于外国劳工、“中国同胞”（指朝鲜族中国公民——译者注）、“混血人”等群体，在对韩国“自我文化中心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引领韩国向多元文化社会发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尽管如此，这种研究视角将华侨团体描述成不平等社会结构里单向、被动的受害者，在超越国家背景下分析行为主体的积极应对时仍具有局限性。第二个方面，随着世界华商的经济潜力受到重视，出于吸引投资的需要，人们提出要充分利用华侨资本（梁必承、李正熙2004；郑成浩2004）。这种观点既体现在描写“华侨商术”的大众图书（宫崎正广 2003；大志郎台 2014）里，也体现在要充分利用华商经济圈的政府施政报告中。2005年10月，旅韩华侨经济人联合会成功吸引了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在韩国举办。尽管彼时人们对吸引华侨资本期待很高，但事实上，与东南亚华侨相比，韩国华侨的资本规模不大，因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扩大投资效果。之后，旅韩华侨经济人联合会也变得越来越有名无实了。 

　　从2000年开始，顺应社会变化，韩国关于韩国华侨的研究也日趋多元化，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首先，人们通过人类学研究，对于华侨团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居住空间、教育及身份认同等主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李昌浩 2008；郑恩珠 2013a）。这种研究认为，华侨团体即使是处于“外国人”这种受限的环境中，也会积极地利用社会组织和关系网络、教育资本等，是主动的行为主体。同时，对于华侨相关历史资料的分析，也有助于系统地阐明华侨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和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于仁川、釜山、大邱、光州、全州等地方的华侨团体的研究（李正熙 2005；李和承 2006；金泰晚 2009；赵世炫 2013）表明，华侨并非陌生的外国人，历史上就是和韩国人生活在一起的邻居。此外，也有学者观察到，韩国华侨并非在相当长时间内只在某一地停留，而是会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美国之间再移民（re-migration），从而产生超越国家而且逐渐扩大的社会网络这一现象（金基浩 2005；张秀炫 2010；李昌浩 2013a，2012b；金京鹤 2013；安秉日 2015）。为此，关于韩国华侨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华侨的归乡（中国山东省）移民（return-migration）问题、互联网华侨社区、再移民美国后的国家认同等主题，均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 

　　1992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韩建交、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断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台湾地区民进党上台等）对华侨社会的变化带来了深刻影响。然而，对此方面的学术研究并不多。韩国华侨依然保留着冷战时期的“国籍身份”，很多人接受过台湾式的“国民”教育。中韩建交之后，这些华侨与自己的故乡——山东省等中国本土——发生了何种关系？这是要正确理解华侨所面对的身份认同问题时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王恩美（2013）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处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韩国华侨所具有的“国家意识”。然而，该研究主要是关注这些华侨具有的所谓“祖国”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基于冷战时期台湾的“反共”宣传和“光复大陆”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研究未能充分反映中韩建交之后的情况。李昌浩（2011）通过对仁川华侨的研究，记录了由于“亲中国”华侨团体的出现而产生的华侨社会的冲突和困境。但是，该研究从地域上只局限于仁川地区，对于在华侨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首尔华侨组织未能展开讨论。事实上，关于韩国华侨的研究一直以来都聚焦在华侨聚居地——仁川地区，探讨的问题也集中在阐明地理空间里沉淀的种族属性上。然而，有很多华侨居住在首尔，华侨协会也位于明洞，代表着华侨社会与中国大使馆和“驻韩台湾代表部”（以下简称“台湾代表部”）保持着官方往来。尽管如此，关于首尔地区华侨的研究也很少。郑恩珠（2013a，2013b）的研究也只是对首尔华侨中高等学校（指初中和高中——译者注）的教育问题和首尔华侨聚居地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考察。 

　　本文通过对首尔的汉城华侨协会和中国侨民协会的民族志研究，旨在对中韩建交之后华侨面对的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新环境下华侨社会的应对策略进行分析。特别是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民进党上台后，华侨与自己所谓“国籍身份”的冲突日益凸显，其与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会如何变化？很多华侨对自己的故乡——山东地区的归属感会如何变化？本文将重点分析上述问题。在此基础上，阐明如下问题：对于移民团体来说，通过民族教育而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 1983）的根基可能并不那么牢固，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可能会随着时代变化进行战略性选择和发生改变。在此之前，已有诸多研究分析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针对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华侨和华人展开的各种吸引和优惠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强化华侨和华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吸引华侨和华人投资。一直以来的传统理论认为，超越国家的移居现象具有“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颠覆性特征。但上述研究批驳了这一观点。研究认为，华侨资本如果和国家官僚结合在一起，反而会表现出强化国家体制的特点（Ong and Nonini 1997; Ong 2002）。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的侨务部门负责中国的华侨事务，侨务部门的活动可以加强华侨与中国大陆本土之间的联系，从而引发跨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对此要保持警惕（Nyíri 2002;。此外，有研究从另一角度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新移民”通过互联网、卫星广播电视等新媒体，与自己的母国保持更紧密联系，具有更强的爱国心，从而弱化了世界性（Cosmopolitan）（Barabantseva 2005; Liu 2005; Chan 2006; Feng 2011）。综合上述研究可知，针对韩国华侨的情况，这些华侨既与中国大陆保持联系，同时又将自己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区别开来，因此，对这些作为移民的“中国人”固有种族属性的分析，就不能简单地套用民族国家的框架。本文的旅韩华侨研究希望为此类研究提供一个范例。 

　　本文的资料收集工作包括2004年8月至2005年1月间为期6个月的民族志研究和2016年5—7月间为期3个月的后续研究。2004年主要对汉城华侨协会、中国侨民协会、汉城华侨中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中学——译者注）、汉城华侨小学、“台湾代表部”的相关人士进行了访谈；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通过烟台韩华联谊会，在中国烟台市与归乡居住的韩国华侨进行了访谈。此外，研究者亲自参加华侨节、华侨学校活动、世界华商大会组委会成立仪式、华侨年末聚会等活动，获得了在访谈调查中难以得到的更多信息。同时，研究者也对汉城华侨协会发行的刊物——《韩华通信》以及《韩华天地》《韩华学报》《美国齐鲁韩华杂志》等与韩国华侨团体相关的杂志进行文献研究，取得了更多涉及华侨社会内部纷争及解决方案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也是研究者作为外人在访谈调查时难以获得的。

　　韩国华侨组织概况

　　关于韩国华侨的历史背景，已有其他研究者进行详细介绍（朴恩京 1986；王恩美 2013）。在此，只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华侨团体进行简要介绍。

　　华侨协会

　　华侨在移民初期，为了商务方便，通常以北方会馆、南方会馆、广东会馆等同乡会的名义形成小团体。随着同乡会规模的逐渐扩大，慢慢地形成各地的中华商会等组织。早在1914年前后，在首尔、仁川、釜山、木浦、平壤、镇南浦、新义州、元山等地就已设立了中华商会；在首尔，还成立了总管各地中华商会的中华商会总会（《汉城华侨协会简介》 2002）。光复（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译者注）后，成立了所谓的“驻韩中华民国领事馆”，将韩国华侨按地区划分为48个自治区。1950年韩国战争（指朝鲜战争——译者注）之后，原有的华侨商会合并成为韩国华侨自治联合总会（朴恩京 1986，第160页）。作为全国性的组织，韩国华侨自治联合总会由于人事纠纷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于是，“中华民国大使馆”另设了一个称为“韩国华侨团体联合办事处”的机构。然而，这个办事处也最终于1969年解散（谭健平 1985，第284页）。1961年，各地华侨的自治组织也进行了重组，名称变更为各地的华侨协会。这些协会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管理下，负责华侨的出生、结婚、离婚、死亡等相关户籍业务及出入境文件等各种证明文件的颁发，发挥着承担领事业务的“役所”职能（王恩美 2013，第356—367页）。事实上，依据研究者的观察，汉城华侨协会不仅负责相关文件的处理，也负责离婚当事人的仲裁、华侨之间财产纠纷的调解、华侨贫困群体救助等事宜，还履行非正式组织的功能。 

　　“韩国华侨团体联合办事处”解散之后，虽然从表面上看代表韩国华侨社会的全国性组织不复存在，但实际上，首尔的汉城华侨协会作为代表性组织，发挥着联系“台湾代表部”和华侨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汉城华侨协会的管辖区域包括江北全域和议政府地区。此外，还有永登浦华侨协会，其管辖区域包括江西区、阳川区、九老区、永登浦区、衿川区、铜雀区、冠岳区等西南部7个区。永登浦华侨协会不属于汉城华侨协会，各自都是独立的地区性协会。汉城华侨协会（以下简称“华侨协会”）管理着位于明洞的中正图书馆大楼。由于可以获得该图书馆建筑物的出租收益，所以财务状况较好，是华侨社会主要活动的主办方。每年的吴武壮公祠祭祀、“双十节”（10月10日）、华侨节（10月21日）、春游、秋游活动等均由汉城华侨协会主办，提升了韩国华侨的自豪感，增进了华侨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华侨协会的领导可以出席“台湾代表部”和中国大使馆举办的活动，每当中国地方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官员来访时也会出面接待，代表华侨社会维系着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间的关系。华侨协会发行的杂志《韩华通信》经常报道协会领导的活动，间或发表一些有争议的政治性话题，发挥着华侨社会的媒体功能。

　　侨民服务委员会

　　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一度被称为“以党领政”，即党领导政治，国民党权力一度非常大，专门设立了隶属于“政府”部门、负责华侨事务的“侨务委员会”，并在17个主要国家设立了“侨民服务委员会”，具体负责各国华侨的管理。虽说“侨民服务委员会”事实上发挥着国民党的党支部功能，但是在韩国，由于明令禁止外国政党的政治活动，所以，据说国民党本部在发布命令时，均以私人书信方式进行。在过去，华侨社会的领导人物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华侨协会等华侨社团组织也与国民党有着紧密联系（谭健平 1985，第287页）。例如，“韩华青年反共救国总会”和“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的韩国分会事实上就是国民党青年会和妇女会的下级组织，主要工作就是举行“反共”政治集会，向华侨宣传和灌输“反共”意识。“中华民国政府”在国民党组织之外，还在全世界范围内选出华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赋予华侨象征意义上的“参政权”，通过吸引华侨参与“国内”政治，强化华侨的政治身份认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韩国华侨被选为“立法委员”。然而，从那以后，由于韩国华侨人口减少，他们就不再被分配名额。此外，在“中华民国大使馆”的“侨务委员会”里也设立了20余名顾问，40—50个咨询委员、指导委员、青年委员等职位，旨在吸引华侨参政。 

　　1992年中韩建交后，随着“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撤销，华侨社会内部的国民党组织日趋弱化。韩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允许华侨团体在韩国开展一切形式的“反共”集会。华侨也逐渐认识到“反共”已不符合时代潮流，隶属于国民党的各类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2004年笔者访问位于明洞的中国大使馆旁边的“侨民服务委员会”时，发现楼里的墙壁上还挂着蒋介石、蒋经国、连战的画像，但事实上，彼时的“侨民服务委员会”已经名存实亡。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侨民服务委员会”已不再能获得来自“中华民国政府”的资金支持。“韩华青年反共救国总会”和“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的韩国分会也将自己的名称变更为“汉城华侨青年会”和“韩华妇女联合总会”，组织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变身为联谊性组织，规模也大幅缩小。2007年民进党政府对国民党拥有的“海外国有资产”进行清算，位于明洞的国民党“侨民服务委员会”办公室被撤销，导致华侨社会内部的国民党各类组织更加萎缩。尽管如此，大部分华侨依然对国民党保持着政治上的认同，在以往中国台湾地区“总统”选举中，华侨协会曾公开声明支持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反对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

　　中国侨民协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上，华侨协会一直接受着“中华民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即便是中韩建交之后，一直到2000年代初期，其与中国大使馆也未有交流。然而，在华侨社会内部，随着华侨与中国的经济交流持续扩大，一些华侨迫切需要与中国政府和大使馆建立联系。2002年，在华侨协会的会长选举中，有两个候选人展开激烈竞争。Y候选人坚持传统立场，而M候选人主张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最终，Y候选人以微弱优势胜出。于是，M候选人一方另外成立了中国侨民协会（以下简称“侨民协会”），选出D先生担任会长，并且设立了“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这一下属组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于1988年在北京成立，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宗旨是反对制造“台独”、促进早日实现中国和平统一。该组织在全球设立了160余个分部。2003年，陈水扁扬言要实施台湾独立公投，对此，“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予以强烈谴责，与中国大使馆一道，在新罗酒店举行了谴责“台独”的集会，中国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侨民协会自成立之日起，便与中国大使馆保持紧密的联系。其名誉会长H先生曾于2004年接受过笔者的采访，他说：“是中国大使馆一方先找到我，提议要成立一个华侨组织反对‘台独’。”由此看来，中国方面早已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即虽然中韩建交已经有十余年，但在中国大使馆与华侨之间却没有一个能够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的组织。为此，新成立的侨民协会积极履行这一职责。每当中国高层人士访韩，侨民协会都自费组织华侨到机场欢迎，每当中国大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春节招待会时，也派团参加。中国大使馆允许侨民协会代办华侨的中国签证等事宜，代办服务费可以作为侨民协会的运营经费。2002年足球世界杯时，侨民协会组织了加油团为中国球队加油助威。 

　　2008年，侨民协会更名为“中国在韩侨民协会”，与“在韩中国人同乡会联合总会”进行了机构重组，协会规模不断扩大，所有具有中国国籍的在韩华人均可参与。现在，协会名誉会长依然是H先生，会员主要由中韩建交后移居韩国的汉族和“中国同胞”等“新华侨”构成，“旧华侨”已变成少数。现在，协会副会长为汉族人士，理事由“中国同胞联合中央会”“中国同胞一心协会”“在韩中国同胞总联合会”“在韩华商联合会”等“中国同胞”团体的会长担任。从2015年起，侨民协会开始组织“韩国华星艺术团”，参与“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的演出。“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活动每年由中国国务院举办，在韩国面向侨民进行慰问演出。

　　对于“祖国”—— “中华民国”的认识变化

　　从历史上看，海外华侨对孙中山发起的民主革命和建立民国给予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孙中山曾说“华侨乃革命之母”，对华侨作出的卓越贡献予以肯定。为了报答华侨的贡献，1947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明确指出，要选出华侨出身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政府要对华侨的经济、教育、福祉等各方面予以支持。此后，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将所有的海外华侨视为“中华民国国民”。之后，随着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1971年），国民党政府面临的国际形势越来越不利（郑永禄 2002，第59页）。总体上看，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民党政府不断强化台湾的“反共”体系，韩国华侨社会“反共”和“光复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得以巩固。 

　　朝鲜半岛分裂之后，位于南韩的华侨虽然90%以上出身于中国山东省，但是他们取得的国籍是“中华民国”的国籍，他们的子女在华侨学校里接受的都是台湾当局的“国民教育”。在华侨学校里，实施“反共”宣传，加强“爱国”和“三民主义”教育；在成年人世界中，通过《韩华日报》《韩中日报》等华侨报纸，强化成年人的“反共”意识（王恩美 2013，第461—485页）。前面提及的“韩华青年反共救国总会”和“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等“反共”华侨团体，经常在华侨学校举办“反共”政治集会。华侨学生放假期间，参加被称为“救国团”的“祖国”探访项目，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在台湾进行“国土”纵览、参与学生夏令营、演讲会等活动，经费由国民党支付，从空间上看主要是在军事设施或与中国大陆相邻的军事接触地区——金门、马祖等地开展活动，旨在增强“爱国主义”意识，加强“反共”教育。对于华侨来说，10月有两个重要节日：“中华民国国庆日”即10月10日的“双十节”和10月21日的“华侨节”。在每年的10月，都会针对华侨成年人组织“归国团”，邀请两三千名华侨访问台湾，通过欢迎活动、企业探访、观光等活动，强化这些华侨对于“祖国”的归属感。 

　　与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华侨社会相比，台湾的“反共”意识形态是在朝鲜半岛分裂状态下笼络南韩华侨的强大动力之源，加之韩国的《国籍法》较为封闭，韩国社会还存在对华侨的一系列歧视，因此，这种“反共”意识形态在提升韩国华侨对台湾当局的依存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华侨一代，普遍对共产主义抱有恐惧心理，因此，为那些参战而牺牲的华侨“勇士”举行追悼纪念活动，便成为连接韩国“反共”意识形态和华侨社会的纽带。1975年，为了响应韩国政府发起的“全力安保运动”，在华侨学校举行了有10万余名学生参加的“灭共誓师大会”。直到20世纪80年代，华侨社会都在积极配合着韩国和台湾当局进行“反共联合”活动（王恩美 2013，第528—533页）。国民党“侨民服务委员会”相关人士曾表示，在1992年中韩建交之前，华侨经由香港等第三地进出中国大陆时，韩国安企部都会展开反间谍调查，而华侨团体也协助安企部进行收集情报。从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韩国华侨极强的“反共”意识。1983年，中国民航的一架飞机被劫持后迫降韩国，台湾当局将6名劫机犯视为“反共义士”，并呼吁韩国将劫机犯交予台湾当局处理，韩国华侨也在韩国法院外举行示威，支持台湾当局的要求。 

　　1992年，韩国政府与台湾当局“断交”，对于将台湾视为“故国”、并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韩国华侨社会来说，不啻为沉重打击。1992年8月24日，在位于明洞的所谓“驻韩中华民国大使馆”内，两千余名华侨聚集在此，眼含泪水，目睹了青天白日旗徐徐落下。一名45岁左右、当时曾参加降旗仪式的华侨回忆说：“一夜之间国旗就没了，这是我在韩国作为华侨生活经历中的最悲痛瞬间。”带着学生来参加降旗仪式的一名汉城华侨中学教师回忆说：“为了提振士气，大家都在齐声唱着曾在参加台湾‘救国团’活动时唱过的《梅花》、《中华民国之歌》等‘爱国’歌曲。”随着韩国和台湾当局“断交”、中国和韩国建交，韩国华侨社会一时处于混乱状态。除大使馆区域之外，他们依然可以和从前一样使用华侨学校和协会的建筑物，然而，与大使馆相邻的汉城华侨小学和国民党党部内却严格禁止举行青天白日旗的升旗仪式。此时，华侨学校内也曾有一段时间担心教材（大陆教材或台湾当局教材）的使用。实际上，华侨学校自主选择教材的权力得到认可（谭道庆2013，第202—204页）。 

　　更有甚者，1992年“断交”之后，台湾当局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改变，进一步拉大了韩国华侨与台湾当局的心理距离。1990年作为“本省人”出身的李登辉当选为“总统”，对各地“国民代表会议”和“立法委员”代表制度进行全面改革，选出的“立法委员”80%以上都是“本省人”。此外，给予华侨的“国民大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名额也在减少，进一步削弱了华侨的参政权。同时，台湾当局对华侨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与大陆出身的华侨相比，更加重视“本省人”出身的华侨（王恩美 2013，第608—614页）。从作为“外省人”的韩国华侨立场来看，虽然对这种导致以“本省人”为主的政治强烈不满，但由于一直保持着对主张“台独”的民进党的警惕，他们对国民党的支持始终如一。在2000年所谓的“总统选举”中，韩国华侨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连战。然而，最终民进党的陈水扁获胜，韩国华侨失望至极。当时，一位老华侨表示，“如果台湾闹独立，大陆进攻台湾，我自愿加入大陆军队去攻打台湾”。在2004年“总统再选”时，300余名华侨自费赴台支持国民党候选人连战。 

　　民进党上台后，台湾当局对华侨的支持政策日益弱化，华侨开始对此表示不满。例如，汉城华侨中学每年都会从台湾当局获得1.5亿韩元的资助，但是，从2000年开始，资助方式变更为校方提出申请，“台湾代表部”审批。对此，该校校长表示强烈反对，他说：“台湾政府用来支持国民教育的钱，难道需要学校像要饭似的去要吗？”为此，在4年时间里，该校都未提出申请，直到2004年才开始提交申请。另一个与教育相关的不满是，历史、地理、社会等科目内关于大陆的内容逐渐减少，这些科目也与被称为“认识台湾”的科目整合到一起，不断地强化“台湾岛”的地理和历史教育。对此，华侨家长们表达了深切的忧虑，校方也曾一度将之前的社科类教材进行复印使用。针对华侨们的不满，当时的“台湾代表部”负责侨务事务的“领事”杨朝林曾说：“台湾政府的华侨政策正在由人治向法治转变”，也证实了台湾对侨政策的变化。 

　　如上所言，随着台湾当局停止向“侨民服务委员会”等国民党华侨组织拨付经费，华侨们已悲惨地认识到，自己已沦落为“三等国民”。台湾地区“本省人”占总人口的80%以上，“直接民主制”较为发达，极力推行以“本省人”为中心的政策，为此，作为“外省人”的华侨感到正在受到歧视。此外，台语（闽南方言）在台湾地区已经普及，而韩国华侨说的却是山东方言，由此带来的歧视日益深化。有一位做生意常年往来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华侨老板说：“台湾对‘外省人’的歧视很深。华侨即便是毕业于台湾大学，也很难找到工作，看不到希望。甚至，2001年台湾‘总统选举’时期在民进党支持者中间竟然出现了‘让外省猪滚出台湾’的口号。”因此，求学台湾大学的华侨学生人数急剧下降，每年“双十节”期间组织华侨访问台湾的“归国团”活动也于2005年左右停办。台湾地区曾一度被华侨视为“唯一的祖国”，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现在，华侨们只是把“中华民国”看作“护照上的祖国”。与此相比，随着中韩经济交流的不断深入，曾一度被华侨们遗忘的故乡——中国大陆逐渐引起华侨的关注。

　　对中国的认识变化

　　在中韩建交之前，由于韩国华侨受台湾当局“反共”思想的影响，对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普遍抱有恐惧心理，认为中国“经济上落后、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社会保持着警惕和距离。在中韩建交初期，华侨之间传说可能要求华侨学校举行五星红旗升旗仪式并使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为此，他们更加深了对中国的警戒心。1990年，仁川与威海之间的定期客轮首次开航，使华侨们可以在40余年之后首次返回自己的故乡。最初，这些回山东的华侨的主要目的是探亲，当他们看到威海港那些穿着军装的边防人员时感到恐惧，目睹故乡经济落后的现状后也会流露出失望和惋惜之情。当时，这些华侨每次返乡往往会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农民亲戚送钱和礼物。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与亲戚之间的关系也在慢慢疏远。不过，由于这些华侨使用山东方言，因此，他们与山东人之间的沟通就更顺畅和方便。对于他们来说，虽然曾把“中华民国”视为“祖国”，但是，当他们在山东说着“山东话”，体验着难得的亲切和便利时，这种来自语言上的认同感便油然而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最初基于探亲目的而来往于山东和韩国的华侨逐渐发现了商机，开始做起小生意。数据显示，1991年通过仁川港出入境的华侨人数为2000余人，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急剧增至2万—3万余人（金基浩 2005，第48页）。华侨们从仁川到威海要坐船18小时左右，通常他们会将韩国的服装和电子产品带到中国卖掉，从中国进口芝麻、辣椒面、中药材等农产品。有一段时间，韩国服装在威海非常畅销。据说，华侨们会包下一些酒店的大部分房间来接待顾客。这些华侨可以很容易适应山东地区的生活环境，因此，能够与中国海关建立良好的关系，并确保当地销售的有效运行。当时，华侨商人的生意非常好。但到了21世纪，随着韩国海关对进口中国农产品的监管日趋严格，加之华侨与“中国同胞”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他们的生意也在逐渐衰落。尽管如此，这样的经历使韩国华侨亲身体验到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强化了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语言及文化的认同。 

　　中韩建交之后，有一段时间韩国华侨回避与中国大使馆接触。然而，到2005年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如上面分析所言，为了加强与华侨的沟通，中国大使馆于2002年支持成立了侨民协会，这在华侨社会内部引起了尖锐的理念冲突。华侨协会将侨民协会视为“共产党管辖的侨民团体”。为了阻止侨民协会相关人士进入华侨协会的领导层，专门修改了协会的章程；同时，请求“台湾代表部”停止给这些人办理“签证”延期和“身份证”颁发等事项，对侨民协会施加压力。对此，侨民协会表示强烈谴责，指出“‘台湾代表部’正在用‘护照’来威胁华侨的生存权”，表示要向国际人权委员会举报。按照侨民协会相关人士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不是“台湾国民”，而是“中国侨民”，是因为对台湾地区政治的失望，而中国大陆的经济潜力让他们充满了期待。侨民协会的一位领导阐明了自己加入侨民协会的原因，他说：“虽然中国在过去是共产主义制度，但实行改革开放后，对华侨实施优待政策。随着华侨与中国的交流日益增多，他们更倾向于中国一方。之前，由于没有选择余地，所以华侨们只能把台湾视为‘唯一的祖国’。现在看来，台湾的传统政治和‘反共’意识都是从前执政者的政治野心的产物。应忘记过去，我们更应着眼于当前和未来。” 

　　巧合的是，就在侨民协会成立的第二年，华侨协会也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了团体登记，开始与大使馆开展交流。当时的华侨协会会长是杨德磐先生。根据他的说法，他曾与山东省侨办领导有过交流，对方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与中国大使馆建立联系。杨会长解释了华侨协会在中国大使馆登记的原因，他说：“中国大使馆好像最初误解我们是‘亲台湾派’，所以似乎更支持侨民协会。可是，事实上，华侨协会具有120年的历史，这是侨民协会没法比的。我们在中国大使馆登记，并不表示我们支持共产党，只是我们认识到，中国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可能会给予我们实际的帮助，所以，我们基于上述考虑才进行了登记。我们既参加大陆的国庆节活动，也参加台湾的‘双十节’活动，与双方均有来往，努力在中国大使馆和‘台湾代表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针对这种变化，“台湾代表部”也曾试图说服华侨协会，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大陆在韩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相比之下，自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对华侨的支持政策在逐渐萎缩。对此，“台湾代表部”的一位人士说：“我们已向华侨协会告知了我们的立场，那就是不希望其与中国大使馆接触。但是，我们没有控制侨民团体的实际权力，所以，我们也只是提醒他们不要与中国大使馆走得过近，以免受到伤害。” 

　　过去，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段时期曾把移民海外看作背叛行为。在那个时代，归国华侨及其家属会受到歧视及迫害。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政府从政治上开始恢复华侨的名誉，并从出入境、居住、经济活动等方方面面为归国华侨提供便利，实施归国华侨优待政策。1994年，隶属于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下属组织有8000多个，中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日益紧密。此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新设了华侨委员会，选出华侨代表，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内均设立了专门负责华侨事务的侨办部门（Nyíri 2002）。特别是，对于那些与台湾有着紧密联系的华侨团体，也积极吸纳和包容，希望这些华侨在两岸关系当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与大陆的华侨政策相比，台湾当局的“侨务委员会”虽然也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由于大陆强大的人力、物力攻势，一直处于劣势（郑永禄 2002，第65—66页）。 

　　综上，在韩国，维护与华侨的关系便成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既尖锐又敏感的“外交”竞争的对象。于是，在华侨社会内部，“亲台派”和“亲陆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梁必承、李正熙 2004，第98页）。然而，仔细观察华侨社会的内部情况就会发现，简单地把华侨分为“亲台派”和“亲陆派”这种二分法分析框架并不适当。虽然民进党上台后华侨与台湾的心理隔阂加大，但大部分华侨依然保留着“中华民国国籍”，华侨学校也一直实施台式教育制度。侨民协会虽然表现出亲大陆的倾向，但在华侨社会内部未能取得广泛的支持，绝大多数华侨采取的是华侨协会所向往的中间立场。他们对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传统理念表示认同，但无论是对中国大陆还是对中国台湾地区，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他们自认是中立的、独立的“中国人”，更强调民族认同。 

　　2004年，华侨出身的大学教授许庚寅曾专门针对华侨这种认识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韩华学报》（2004年，第99期）上。文中写道：

　　1992年韩国与中国大陆建交，导致韩国华侨社会对“祖国”的认知产生了冲突和混乱。华侨在语言和文化等方面虽然受着异国的影响，但在精神和内心等方面却不能脱离自身的民族属性。对于华侨来说，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国籍等民族文化上的外部因素并不重要。很多华侨都是在两岸间自由往来，中国大使馆和“台湾代表部”举办的活动都参加。华侨社会在“族国认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的理念下，抛弃了“汉贼不两立”（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同时存在）的“反共”旧思想，在循序渐进的大原则下，寻求“以和为贵”和“双赢全胜”。

　　2000年代中期以后的变化

　　与“台湾代表部”的对立和冲突

　　自200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代表部”与华侨社会之间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导致双方关系更加恶化。2005年，“台湾代表部”计划将位于明洞的汉城华侨小学迁至延南洞，与汉城华侨中学整合在一处，在汉城华侨小学原址上盖一座10层高的商业大楼，并将其周边打造为旅游景点。为此，“台湾代表部”将华侨小学、华侨中学、华侨协会等正在使用的明洞中正图书馆建筑的业主名称从“中华民国”变更为“驻韩台湾代表部”，同时，对水标洞一带华侨协会管理的土地向首尔市提出了换地申请。在此过程中，“台湾代表部”未与华侨团体协商，一直在单方面处理。对此，华侨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华侨学校及协会建筑物所在的土地在清朝时就已买入，华侨一直在使用，为了建成这些学校和协会大楼，华侨也曾纷纷捐款，这是华侨祖先的遗产，未经华侨同意，“台湾代表部”无权单方面处理。 

　　之所以发生上述纠纷，也与如下事件有关。侨民协会中一名亲大陆人士从2003年起成为华侨学校理事，“台湾代表部”表示不满，想要重新选择他人担任，但遭到了华侨的反对，最后“台湾代表部”以失败告终。当时，“台湾代表部”的L代表属于民进党，是陈水扁亲信，因此，华侨对“台湾代表部”的行动表现出极大反感。最终，“台湾代表部”向法院提起诉讼，指责汉城华侨中学理事会无端占有学校土地。此举激怒了华侨，2006年2月，华侨在“台湾代表部”门前示威。当时，他们举着“韩华连心，保护侨产”的红色横幅，在华侨协会会长带领下，用汉语和韩语高呼“不要再欺骗侨民”“立即返还祖产”“公正透明，保护侨产”等口号，表达对“台湾代表部”的强烈抗议。对此，“台湾代表部”的L代表让手下职员举着写有“台湾是民主主义国家”“谎言者抹杀真相”等牌子出来应对，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华侨。 

　　对于这些拥有台湾地区“中华民国国籍”的华侨来说，向自己的“祖国”举行公开示威活动，实在是迫不得已。随着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台湾当局2006年6月撤回了L代表，决定尊重华侨的财产权，使矛盾得以平息。以此事件为分水岭，此后“台湾代表部”与华侨社会的距离慢慢疏远。2005—2006年间，在汉城华侨中学举行的每年例行活动中，由华侨协会主办、邀请“台湾代表部”代表来参加的“双十节”“蒋介石诞辰纪念活动”“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孙中山逝世纪念活动”等活动规模在缩小或直接取消，这也间接表明华侨社会对“台湾代表部”的不满（郑恩珠 2013a，第161页）。华侨协会会议室原来悬挂的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画像，现在只剩下孙中山的画像。 

　　2013年，又发生了一起针对华侨的台湾“护照签证”歧视事件。台湾当局于2009年与英国、2010年与加拿大、2011年与欧盟和澳洲、2012年与美国签订“互免签证协定”。然而，对于没有台湾“户籍”、只有“护照”的韩国华侨来说，却享受不到这种“免签”待遇。在上述国家中，英国、加拿大等国的驻韩大使馆均停止了签证业务。对于需要去这些国家出差、旅行的华侨来说，他们必须去菲律宾等第三国或地区的大使馆才能办理签证。此外，如果前往大陆，这些华侨也只能办理针对无“户籍”台湾“护照”的两年有效旅行证，不能办理五年有效的台胞证，因此也不能享有台胞证所附带的各种金融、不动产交易、福祉等优惠政策。这些华侨把自己不能享受“免签”待遇的“护照”称为“饭桶护照”，表达强烈不满。2014年6月，在全国性的华侨协会的组织下，华侨在“台湾代表部”门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吸引了300余人参加。华侨们举着“维护权益，争取平等”的横幅，拿着画有大幅华侨“护照”的牌子，要求改革“护照”制度，消除歧视。示威中，也出现了“既然向大陆提人权，为什么侵犯华侨的人权？”等强调中国意识的牌子。华侨报纸也连续刊登批判台湾当局的社论，指出马英九“总统”正在把曾在台湾困难时期给予其帮助的华侨变成“二等国民”。据说，实际上，所谓的台湾“外交部”在“签证”谈判过程中也曾要求对方国家给予无“户籍”台湾护照以“免签”待遇，但遭到拒绝。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华侨们依然通过反对“免签”待遇不平等这样的示威活动，将多年积累下来的对台湾当局的不满和被冷落的心情表达出来。此事件发生之后，很多华侨加入了韩国国籍。

　　加强与中国大使馆的交流及与“新华侨”的区别

　　一直到2000年代中期之前，华侨协会与中国大使馆的接触都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其后，双方的接触才以渐进式方式展开。例如，2004年10月1日中国国庆节时，首尔和地方华侨协会的相关人士受邀组成经济文化考察团赴北京访问（不过，真正到了国庆节那一天，每个人都借口“身体不适”拒绝参加国庆节清晨的升旗仪式）。2004年5月，华侨协会新任会长率团首次访问中国大使馆。从2006年开始，每当大使馆的总领事或侨务领事就任或离任时，华侨协会都举行欢迎或欢送仪式。据华侨协会发行的报刊记载，起初，在对外宣传时，此类活动都是以协会领导自家的中餐厅名称作为主办方，从2009年开始，活动主办方才正式写明为华侨协会。从2007年起，华侨协会相关人士开始出席由中国大使馆举办的春节和国庆活动。从2009年8月1日起，也开始参加中国建军节活动。从2006年起，华侨协会开始通过中国外交部扶贫委员会在年末进行扶贫捐款，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也通过中国大使馆进行了捐款。 

　　在华侨协会举办的各类活动中，有两个规模较大的活动，一是每年春季举行的春游会，二是每年秋季举行的秋游会，每次活动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500名华侨参加。近些年来，中国大使馆每年都会派员参加春游活动，“台湾代表部”则派员参加秋游活动。中国大使馆和“台湾代表部”均对华侨协会的活动给予支持。如果说直到2000年代中期之前华侨协会与“台湾代表部”的关系更为紧密，那么到了如今，华侨协会力图在中国大使馆和“台湾代表部”之间维持某种均衡。 

　　2012年，华侨协会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在这一年，在汉城华侨中学里设立了一个“中国大陆班”，使用中国教科书上课。事实上，从2000年代开始，中国大使馆就一直试图为华侨学校提供教科书，但均以“教材里含有太多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可能会给学生们造成混乱”等理由被校方拒绝。虽说学校理事会里也有亲中倾向的侨民协会相关人士，但是在当时，即便是这些人也不希望在教育方面发生太过激进的变化。然而，到了2010年，随着“中国同胞”等中国学生的不断增加，要求开设使用大陆教科书的教育班的需求日益强烈，最终，学校理事会作出决定，2012年在初中一年级新设一个“大陆班”。连续几年下来，目前在高中一年级已有“大陆班”，每一年级的“大陆班”学生人数约为20余人。对于“大陆班”，中国政府免费提供教科书，同时直接从中国本土派遣9名教师前来任教，教师的基本工资由中国政府负责，校方只需为这些教师提供宿舍和规定的生活费用。即便如此，政治、社会、伦理等可以影响到学生思想的科目仍然使用台湾教科书，只有数学、科学等理科科目才使用中国大陆教科书。因此，“大陆班”学生必须混合使用繁体字和简体字才能进行学习。汉城华侨中学相关人士强调，设立大陆班的原因，是让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可以公平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并非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由于华侨人口日益减少、生源不足，设立“大陆班”也是校方的一种自救方法。尽管如此，一直对教育秉持保守原则的华侨学校，能够接受中国政府无偿赠与的教科书并允许派遣大陆教师来校任教，这本身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如此一来，从200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华侨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矛盾日益增大，与大陆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在韩国，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韩间经济交流在不断扩大，韩国华侨得到了中国大使馆越来越多的帮助。华侨学校的一名相关人士指出，其所在学校与附近的建筑商就管道设备问题发生纠纷，一向大使馆申诉，问题马上就得到了解决，由此可见中国影响力的增大。尽管如此，华侨们依然和从前一样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维持着等距离关系，既不希望自己被过分拉拢为大陆侨民，也不希望自己与大陆出身的“新华侨”混为一谈。例如，由亲陆华侨成立的侨民协会虽然在2008年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包括汉族及“中国同胞”等“新华侨”在内的华侨团体，但其原有的“旧华侨”却越来越少参与协会的活动。当初因为与大陆的关系而产生对立的侨民团体和华侨协会现在呈现出“新华侨”和“旧华侨”的矛盾结构。因此，每当中国大使馆总领事或负责侨务事务的官员就任或离任时，侨民协会和华侨协会都各自举行欢迎或欢送仪式。一位侨民协会会员解释两个群体之间冲突的本质时说：“旧华侨认为‘新华侨’是社会主义国家出身，排斥他们；而‘新华侨’认为‘旧华侨’说的是山东方言，普通话说得不好，也看不起他们。”正是由于这种冲突和矛盾，绝大多数从前曾参与侨民协会活动的“旧华侨”都停止了活动。 

　　“旧华侨”特别强调与“新华侨”的区别，这也体现在其对自己的故乡——山东省的身份认同上。东南亚等其他国家的华侨对广东、福建、浙江等自己的故乡表现出强烈的区域身份认同。与此相比，由于朝鲜半岛分裂和“反共”意识形态教育，韩国华侨不得不对中国台湾地区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感，因此，对山东老家的归属意识反而很弱。当然，不可否认的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很多华侨都曾回山东老家访问，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做起了生意，也有华侨回大陆定居养老（金基浩 2005；张秀炫 2010；李昌浩 2012）。然而，由于华侨与当地人之间存在着文化思想上的差异，与亲戚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隔阂，加之随着当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经营状况不佳等多种因素，韩国华侨与山东地区的关系并未发展得那么紧密。针对这种情况，20世纪70年代为避开韩国对华侨的歧视迫害而再移民到美国的韩国华侨成立了“齐鲁韩华”等社团组织，希望筑牢对山东地区的身份认同。在美韩国华侨主要居住在洛杉矶、旧金山等美国西部城市。这些华侨在当地的韩国村开办中餐厅。现在，在美韩国华侨约有2万人左右（安秉日 2015，第4页）。1982年成立的旧金山齐鲁会馆的会员，由出身于中国山东、留学美国后定居的企业员工或企业家组成。这些人在山东的大学和中高等学校里设立奖学金，农历8月28日举行仪式纪念孔子诞辰，举办“孔子杯艺术比赛”等活动，以增强人们对山东地区的热爱。此外，在洛杉矶地区的韩国华侨也组成“韩华联谊会”等团体，举行联谊活动，出版《美国齐鲁韩华》杂志，记录会员动态，传递韩国华侨社会消息。 

　　与此相比，华侨协会等韩国华侨团体对山东地区的归属感就显得很弱。从华侨协会来看，虽然与山东省的侨务干部有一些交流，但只限于形式上的沟通；虽然也通过中国大使馆捐赠过救助基金，但几乎没有针对山东地区专门设立的扶贫或奖学金项目，反而却表现出强烈的与中国本土或山东地区的疏离感和隔阂。他们说：“只是父母那一辈的籍贯是山东，我们这一代人对山东并不那么感兴趣”，“我们是在民主主义国家长大的，和那些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在思想和习惯上合不来”。华侨协会的一名领导说：“‘新华侨’为了赚钱只知道拼命工作，而我们‘旧华侨’（GIWOO侨）更喜欢悠闲一些的生活。就像汉江以南的首尔人一样偏保守一些。”由此，“旧华侨”与“新华侨”在经济、阶层上被人为分开。“旧华侨”们曾在韩国作为外国人受到歧视，他们经历了近百年的努力争取到了一定的法律和社会地位，而中国的朝鲜族拥有韩国“在外同胞”资格，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刚一进入韩国便可以享受到比“旧华侨”更为有利的优待政策，因此后者对此感到不满。此外，在韩国居住的中国人已经超过100万，而“旧华侨”的人数只有2万余人，在人数上被压倒令他们感到担忧。还有，韩国人普遍对作为单纯劳务工人的“新华侨”抱有偏见，而“旧华侨”也在极力地想将自身与“新华侨”区别开来。与此同时，在华侨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对“旧华侨”这种封闭性的批判，提倡要与“新华侨”融合（金泰晚 2009，第196页）。今后，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探讨“旧华侨”和“新华侨”之间的关系变化。 

　　结  论

　　2004年笔者进行调查时，人们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国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一定会有许多华侨取得中国国籍，接受中国式的教育。可是，时间转眼过去了快20年，许多华侨依然保留着“中华民国国籍”，华侨协会和华侨学校也依然接受台湾当局的资助。当然，在此期间，华侨社会与“台湾代表部”也存在冲突。尽管如此，台湾当局依然是拥有“国民”身份的华侨主张权利、申诉不满的对象，绝对不是可以忽视的存在。从2000年代中期以后，华侨协会既与中国大使馆也和“台湾代表部”保持联系，特别是随着与中国大使馆交流的不断扩大，华侨协会在中国大使馆和“台湾代表部”之间维持着某种均衡关系。与此相反，2004年成立的亲中国倾向的华侨团体——侨民协会于2008年重组为中国在韩侨民协会，转为主要以“中国同胞”等“新华侨”为主的组织。作为移民团体，华侨社会随着与中国关系的日益改善，在追求政治经济利益的同时，对于山东老家的归属意识却并未得到强化，自己与“新华侨”仍保持一定的距离。 

　　由此可见，对于上述华侨社会的变化，若要正确理解这种复杂现象，单纯用“亲台”和“亲陆”的二元式分析视角已不再合适。民进党上台后，在华侨社会内部已经很难发现“亲台”立场，但是，基于三民主义、对国民党的历史认同依然是华侨社会的认识基础。此外，虽然华侨社会也在和中国大使馆走得越来越近，但这并不意味着华侨社会支持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意味着他们自愿被拉拢而成为“爱国侨民”。大多数华侨普遍赞同华侨协会的立场，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保持着等距离关系。华侨协会的一个领导说：“虽然爸爸（大陆）和妈妈（台湾）分居，而我们希望与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简单地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移民团体通过“双重战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行权衡从而追求最大利益，也是不妥的。在东亚地缘政治中，冷战和国家民族主义、“反共”意识形态等曾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韩国华侨经历了各种拉拢和排斥、歧视和背弃，他们普遍对国家体制存在着不信任，不希望自己从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身份认同特性。 

　　韩国华侨即便是再移民到美国或者回到中国，也会组成“韩华”之类的组织，保持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形成超越国家的联系网络。这种身份认同一方面体现在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于国民党主张的一个中国的政治认同上。尽管目前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已逐渐失去存在感，华侨们已放弃“反共”意识形态，对台湾政治极其愤慨，但是，对于这些华侨来说，台湾地区曾一度经济上领先于韩国，是引以为豪的“祖国”，认为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民主主义教育”、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市民意识等方面都与中国的思考方式不同，甚至体现出优越性（张秀炫 2010，第286—289页；李昌浩 2012，第184页）。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虽然华侨社会与中国的交流在日益扩大，但是，这些华侨在韩国经过多年努力已克服了偏见和歧视，成为堂堂正正的社会一员，要让他们和“新华侨”一起被归入“中国侨民”一类，他们当然会拒绝。半数以上的“新华侨”是“朝鲜族在外同胞”，他们在出入境和就业等方面享有优待政策。此外，多数“新华侨”并非专业人士，从事的是单纯劳务工人的工作，在特殊情况下，这也可能会成为引发“新华侨”和“旧华侨”矛盾的因素。 

　　从韩国华侨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国实行旨在扩大“超越国家民族主义”影响的华侨政策，但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却因各地华侨团体的历史背景和组织属性的不同而体现出独立性和碎片化特征。事实上，在其他国家，也已出现以“新华侨”为主的爱国主义倾向与本地化了的“旧华侨”之间发生冲突的案例（Barabantseva 2005），中国政府的华侨政策也在从以“旧华侨”为主向以具有专业技术技能和拥有资本的“新华侨”为主转变（Liu 2005, p.303）。此外，跨国移居现象究竟是扩大了“去疆域化民族国家”（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的范围，还是这种移居现象在跨越国家界限的同时打碎了这种界限？韩国华侨的案例，凸显了采用这种二分法分析问题的局限性。随着在超越国家领域的自律性的提高，韩国华侨会横跨多个国家体制，不再被限定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框架，形成独立的身份认同（Wickberg 2010）。因此，对于华侨的再中国化（resinicization）现象，必须将其理解成本地化了的华侨与其自身作为 “中国人”的种族属性进行竞合和冲突的过程。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