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医案簿——医学、天文学和书面记录

2021-09-23 作者:劳伦·卡塞尔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1年第2期

摘  要:医案簿给我们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源,可用于研究近代早期医疗从业者与患者的接触。

关键词:医案簿;书面记录

  

  内容提要:医案簿给我们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源,可用于研究近代早期医疗从业者与患者的接触。本文聚焦于英格兰,比较了存续约两个世纪的占星术记录与医疗记录,按从业者保存其记录、反思其实践的方法,并描绘其发展。占星家从特定时刻、星相、事件中探寻一般规则,由来已久。他们的实践需要系统性的符号。内科医师越来越多地效法希波克拉底,将医案的详细情况作为合理解释疾病史的基础进行记录。正如其他学者所证明的那样,医疗记录塑造了医学知识的产生。然而,本文重点关注医案簿作为医疗接触产物的性质。本文证明医案簿是类似于日记、证言和登记簿的一系列实践记录;厘清了现存的英语医案簿以及它们写作、保存的相关实践;并得出结论:就理解医疗接触而言,书写、排序和保存医疗记录的过程与这些记录本身同样重要。

  劳伦·卡塞尔(Lauren Kassell),剑桥大学科学和医学史教授,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博士后,“医案簿项目”( http://www.magicandmedicine.hps.cam.ac.uk/)主持人,曾与伊莱娜·梁(Elaine Leong)发起成立“笔记簿网络”(Notebooks Network)( http://notebooks.hypotheses.org/)组织。作为“惠康‘代代相传’战略奖”( Wellcome Strategic Award on “Generation to Reproduction”)首席调研员,她致力于重新编写从古代到当今的生殖史。Email:ltk21@cam.ac.uk

 

  占星家通常坐在他的“咨询室”里。屋子里有“一个方桌,上面盖着一块绿色的毯子,毯上放着一本很厚的对开本的书,书打开着,上面有许多奇怪的字符,如从没见过的埃及字符以及迦勒底字符”。房间里摆满了“各种供他咨询使用的神秘或伪造的器具”。这是1621年约翰·梅尔顿(John Melton)描绘的占星家漫画。梅尔顿说,要想找到一位这样的占星家,你要跟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女人来到伦敦的背街,找到他的房子。到了之后,你可以询问得到问题答案的价格——丢失和失窃东西的下落、未来会有几个孩子,或者生病的原因。交钱后,占星家会跟你说一大通毫无价值的话。梅尔顿认为这些人就是骗子,他们用虚假的学识和空话骗人。

  本文讨论的是占星家的图表簿,即医案簿。医案簿是近代早期医疗从业者与患者接触的所有遗存。一些医案簿是占星家写的,另一些是医生写的。医案簿源自各种思想传统,但有共同的目的:记录医疗接触。历史学家用这些医案簿研究疾病和治疗的经历,谨慎地将其作为患者视角的直接再现加以阅读,并以信件、日记和其他的私人记录作为补充。本文首次将医案簿作为医疗实践的物质和思想产物加以研究,并提出这样的问题:近代早期有多少医生写过医案簿,他们为何以及怎样保留医案簿。此外,本文还将这些记录放在“纸张技术”、学术实践和医学知识生产等更大的趋势当中讨论。最后,本文确定了现存的医案簿及其相关文献,为研究近代的学者对其进行批判性利用提供了一个框架。

  “医案簿”是一个集合性词汇,其含义包括各种各样的实践记录,主要由受教育者书写,未经润饰,不是为目标读者直接使用而记载。像其他近代早期的日常著述一样,医案簿通常采取列表而非叙述的方式。其中有一些模仿日记的体例,记载每天的做法,并受到商业记账习惯的影响。另一些遵循记笔记和摘要的学术传统习惯。无论是占星家、内科医生、药剂师、外科医生还是其他人的记载,是写于咨询时或咨询后,医案簿都是近代早期医疗接触的材料性产物,应当将其视为治疗动态过程的人造物和工具。

  西蒙·福尔曼和理查德·内皮尔的医案簿

  梅尔顿提到的一个占星家就是西蒙·福尔曼(Simon Forman),他可能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伦敦最受欢迎的占星家。福尔曼与伦敦内科医师学会多有龃龉,有诸如江湖游医、邪恶魔法师、风流成性之类的恶名。他写于1596—1603年间的医案簿记载了约1万次咨询,大多是他自己记录,偶尔出自其助手之手。福尔曼的做法后来被理查德·内皮尔(Richard Napier)继承。内皮尔是白金汉郡的牧师,在16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福尔曼的占星学门徒。他从1597年开始一直记载医案簿,由他本人和助手记述,直至1634年他去世。福尔曼和内皮尔的医案簿共有1.4万页,记载了8万次咨询。这是此类记录中数量最多的,而且内皮尔的医案簿是近代早期医案簿中唯一的完整留存。这些材料内容极其丰富,并且极难释读。它们是字迹潦草、符号晦涩的占星记录。

  福尔曼和内皮尔的大多数记录是“即时占卜”(horary interrogations),是基于发问时的星相所进行的计算。占星家记载了客户的名字、年龄,他是亲自登门还是托人捎信、提问的问题,以及咨询开始或者捎信到达的时刻。在画出一个图形或星图、绘制当时的星相的同时,占星家记录下他的判断,在某些情形下,他还记录了其预测、补救方法、建议采取的措施、报酬,或结果。处方、报酬和占星家出门进行的咨询,则被记录在单独的笔记本里。占星术为记载系统性记录提供了一种模式。

  有关福尔曼和内皮尔医案簿的分析,主要围绕占星家的受欢迎程度,特别是在女性当中。梅尔顿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以及迈克尔·麦克唐纳(Michael MacDonald),考察了为何这么多人认为占星家的法术可信,认为这是对近代早期英格兰日常生活中焦虑的一种慰藉。这种解释依赖于功能性的论点,有可能将医疗接触简化为两个精于算计的人的一种原始交易。我在别处已经提出,更能带来成果的一系列问题,也许应聚焦于占星家为什么记录系统性的信息,以及这些记录反映了什么样的治疗动态。即时占星术(horary astrology)是福尔曼和内皮尔的占星程序不可或缺的部分,医案簿体现了这一点:作为物质客体,它们出现在咨询过程之中。患者并不一定相信占星术,相反,占星家必须要树立他的权威,就疾病的性质以及可能的疗法达成某种判断。此外,性别是福尔曼占星医疗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这不是因为女人更容易生病,而是因为她们的健康与生育能力密切相关。根据福尔曼的观点,这就是占星术在探讨女性健康问题时尤其必要的原因。占星家可以辨别患者通常隐瞒起来的性活动和情感方面的心事。占星家与其患者为了达成正确的判断而协商达成某种信任的交换。医案簿处于这种动态过程的核心位置。它们是判断病因的工具、证明占星家专业知识的物证以及这些医疗实践的记录。用纸和笔,占星家将每个患者定位在宇宙秩序当中,显示他们可以这样做的权威。

  这种分析有可能过分沉迷于占星家的笔端,将其解读为在解释易受伤的女人与强势的男人之间的接触方面具有决定意义的工具。我识别其他英文医案簿的工作,着手从客户人数和女性在他们当中的比例方面评估福尔曼和内皮尔记载的代表性。显然,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更好地了解近代早期英格兰医疗记录的历史。

  什么是医案簿

  为了识别医案簿,我还需要对其进行定义。“医案簿”一词似乎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当时是在法律背景下使用;只是到了18世纪中叶它才用于医学。医案簿是医疗实践的系列记录。它们由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书写,包含了求医的记录。占星术的医案簿与此有关,但也有明显不同。它们记下医疗问题的同时也记录了关于婚姻运气和窃贼确定之类的咨询。许多医疗从业者没有为自己收藏的记录命名,但有人会称之为各种各样的“簿”:如“心事簿”(bosom book) 、“判语簿”(book of judgements)、“疗法簿”(book of remedies)、“日志”(journals)、“试验和治疗”(experiments and cures),或者按拉丁文的传统,称为“治疗”(cures)、“医案”(cases)、“日记” (diaries)、“历史”、“观察”等。“医案簿”一词表明它们是一批记录了系列性咨询的手稿,但这些文献的产生、内容和理解的程式并没有形成既定的、统一的风格。

  现在留存下来的最丰富的医案簿——约瑟夫·宾斯(Joseph Binns)、西奥多·德·马耶尼(Theodore de Mayerne)、约翰·塞姆科特(John Symcotts)和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记载的医案簿——已经被其他学者强调过。斯隆馆藏(Sloane Collection) 有更多的医案簿,是按医学观察(medical observations)、医案(cases)、医案笔记(case notes)和日记(diaries)编目的。我查阅了划分为医疗笔记和占星术笔记的手稿,将自己的研究限于1700年之前的英格兰,并始终关注福尔曼和内皮尔。在这个日期之后,医疗记录变得越来越普遍,并形成定式。这种文献的编目并不连贯且常有错误,能保存下来的几率很低。我识别了36套医案簿、11套占星术医案簿,这仅仅代表了1450—1700年这段时期前后一小部分英格兰医疗从业者的记录。我们不知道另外还有多少人记录了医案簿。一些人记载下特殊的医案,另外一些人完整记录下一系列的日常医疗实践。例如,我们知道有一位药剂师兼内科医生——威廉·德雷奇(William Drage),以其讨论巫术的医学作品闻名,记载了从1658年到至少1664年的1400个医案,但这些都已佚失。一些从医者五花八门的文献确实存留下来了,例如菲利普·摩尔(Philip Moore)的文献,他记载了自己16世纪70年代在北安普敦从业时的疗法和炼金术作品的复制品。更有名的是威廉·巴特勒(William Butler,1535-1618)的收藏,他是剑桥的内科医生,在精英阶层中有广泛人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记下医案簿,即使有现在也已佚失。现在留存的医案簿样板是写作记录的产物,也是对记录进行收集和保存的结果。

  现存的占星术案簿遵循的格式与福尔曼和内皮尔的格式十分类似,但医案簿的格式更为多样。一些是由不知名的从业者所作,另一些是只记录了几十个医案。这些文献极其难解,我既将其视为医疗从业的产物,也视为有意义的信息记录。结合印制医疗著作中保留医疗记录的证据,以及从业者对其做法的反思性评论,是有可能确定这个时期的一些基本发展趋势的。

  在总结这些趋势之前,一定要注意,这些医案簿按定义来说是由识字的从业者写下的。一些人受过比较正规的教育。约一半用拉丁语书写,另一半用英语书写,有些同时使用了两种语言。这个项目涵盖了识字的医疗从业者,不限于受过学业教育的内科医生。在本文讨论的几十位从业者中,只出现一名女性。

  在学院派医学之内,医案自从古代起就是一个公认的问题。在14、15世纪,欧洲的医学著述越来越注重详细地讲述特殊的医案和治疗方法,当它们在某些方面非同寻常时尤其如此。最近的学术研究描绘了这种从中世纪的经验(experimentum)和治疗(curatio)到16世纪作为新兴认知流派的观察医学兴起的转变,医案从证明医生治疗的成功变成了以患者及其疾病为中心的医案史。15世纪晚期天文学家(当时的天文学家与占星家没有严格的分野——译者注)创立的持续的观察体系,引起了各学科对特殊事物以及观察实践越来越大的兴趣,包括医学。16世纪,古代医学文本的发现也促进了人们对医案的重视,特别是盖伦(Galen)对其医案的分析和新近翻译的希波克拉底《流行病论》(Epidemics)。1573年,都灵大学医学系主任弗朗索瓦·瓦列里奥拉(Francois Valleriola)写道,“希波克拉底在粘土板上记下他看到的发生在病人身上的状况,讲述完整的疾病史,以及患者每天、每个小时,甚至每一刻的变化,并特地给每个人起名……”然后,他模仿希波克拉底的做法,“重新处理我写下的东西以使其能被普遍应用,同时考虑那些最危险的地方和可疑的治疗方法。”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阶段的记录:医生写下最初的笔记,其后为读者整理出一些特殊的医案。第二阶段让知识史家感兴趣;第一阶段则记下书写的职能——在医疗接触当时或事后凭借记忆补充记录。这种医疗记录的产生过程是本文的主题。为了理解这些过程,我们要研究其结果。

  记载医疗记录的做法——记载患者的姓名、日期、地点、所使用的处方和疗法,以及医案的结果——在16世纪后半期在学院派内科医生中已经很普遍。这种做法始于约1550年前后的意大利大学,后来在16世纪70年代得到巴黎希波克拉底派的推广。在17世纪中叶,对医学观察认知意义的关注在培根式的实验和事实文化中得到规范。弗朗西斯·培根回应了早些时候的学者,他感叹医生们失去了“希波克拉底古朴而严谨的勤勉,这种精神具体化为关于患者特殊医案以及疾病如何发展、如何根据患者康复或者死亡作出判断的叙述”。这种情况在17世纪60年代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写作的疾病史中达到高峰——西德纳姆被誉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自17世纪60年代起,他的记载被认为是医学调查对象发生转变的标志——从患者转向疾病。在这些认识转变中,医生的记录习惯发生了变化:他们借用国家行政和财务会计的学术方法和纸张技术来记录他们的做法细节。例如,他们被训练收集摘要,而不是医案。

  在英语语境下,这些叙述可以扩展到包括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医学政治的争论。赫尔蒙特派医学(全称为Jan Baptist van Helmont,1580-1644,西属尼德兰的医生、化学家、生理学家,被认为是化学疗法的开创者之一——译者注)的支持者找到了希波克拉底式的医案记录与该流派的方法之间的关联。王政复辟后,医疗记录成为内科医师学会将自己重塑为一个学术团体的重要手段。整个17世纪60年代,学会中一些成员定期集会,集中讨论他们的实践中遇到和其他人遇到的特殊医案。还有人建议医院医生应该对他们的医案 “保持确切的记录”,不论治疗成败与否,记录都应该登记保存在大学档案当中。

  这种对医学知识生产的关注确保了医生被纳入历史认识论之中,却错过了利用“医学写作的物质性”来重新探讨医疗接触以及创造医学主体的机会。这些主体在医疗史中是古老的话题。1976年,尼古拉斯·朱森(Nicholas Jewson)在埃尔温·阿克奈希特(Erwin Ackerknecht)关于医生工作的著述基础上,对医学知识生产模式进行了系统化,认为“病人的消失”是在1770—1870年间随着从病床医学到医院医学再到实验室医学转变而发生的。在朱森看来,床边医学认为病人是一个自然人,医院医学认为是一个“医案”,而实验室医学则把病人看作是一个细胞复合体。在床边医学中,患者的叙述很重要;“诊断基于患者自己对病痛过程的叙述进行推断。”患者与从业者之间的接触形式塑造了医疗主体。在我看来,朱森没有真正理解医疗记录的性质。

  对朱森而言,在医院从业的内科医生对医案进行分类时,用身体检查和可观察到的有机结构代替“对主观定义的感知和感觉的口头分析”。此处医案记录是医院的产物,是有系统的和可量化的。在朱森的叙述中,随着医学体系的变化,患者的位置也在变化。床边医学产生了关于个人的叙述;医院医学产生医案,这些医案构成可观察数据的集合。朱森对医案的定义是由18世纪巴黎的医院医学塑造的。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通过对18世纪德国约汉·斯托奇(Johann Storch)医学观察印本中对女性身体的研究,质疑医院是产生有关客观、自然的身体的知识的场域。她认为,“‘身体’是这些描述(医学观察)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因为人们所持的信念是,这些临床描述真正把握和复制了‘现实’。”朱森和杜登是对米歇尔·福柯关于临床凝视和创造医学主体的论述的回应。随着人们的关注转向患者,医疗史学家开始考察患者和医疗从业者的医疗叙述以及医疗记录保存的惯例。医案簿是研究医疗接触历史的关键史料,但是很少有学者成功地找到任何可以与内皮尔的医案簿和斯托奇的观察资料相匹敌的丰富史料,或者记得麦克唐纳或杜登研究这些史料时在方法上的精当运用。

  为了充分利用医案簿,我们要了解它们是历史的产物和过去实践的记录。记载医案簿的惯例借鉴了一系列社会、实践和其他领域中写作实践的各种不断变化的形式。已知来源的英文医案簿的作者既包括识字手艺人从业者所写,也包括受过大学训练的内科医生所写,展现了16世纪开始的书写习惯的广泛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纸张利用的增加以及文化和学术的不断变化而发生的。它们的模式模仿或至少类似于三种写作方式:日记、登记簿和证言。在考虑之前,比较一下占星家和内科医生留下书面记录的方式,是有启发意义的。

  占星术案簿和医疗案簿都是关于实践的连续系列性记录。从概念上讲,占星术和医学是预测技艺,建立在迹象的解读基础上,或者是对天体的解读,或者是对躯体的解读。自13世纪起,欧洲大学的医学课程就教授占星术。人们认为,天文学、占星学和医学为观察崛起为一种知识类型提供了基础。学院派医学对于确定福尔曼、内皮尔及其同时代人的实践的方向是有帮助的,但是许多英格兰的医疗从业者并没有上过大学。而且,学院派内科医生普遍不赞成使用即时占星术。在咨询期间,根据问题提出的时刻,简要的星象图就可以勾画出来。所有形式的占星术都需要书面计算。占星家需要在纸上工作,而医疗从业者却不需要。

  占星术记录与医疗记录之间的这种差异,使人们关注近代早期医疗实践中书写的定位。像占星家的案簿一样,医疗日记或日志是实践的一手记录。在医疗咨询期间或不久之后写的医案簿,包含患者的姓名、疾病、治疗情况,偶尔还提及报酬,按日期排列。医疗日记的作者按其需要编写标题,页边根据需要留出适当的空白。就像商店记账册一样,一本日记仅仅通过书写就能达到其目的,提供实践的记录。与其他形式的近代早期写作一样,许多医疗日记在借自财务簿记的文本传播模式之中就具有意义。商人把流水账转移到总账,学者把备忘录提炼成摘要,正如他们一样,医疗从业者把日记转化为按照身体部位或疾病排列的处方汇编或摘要簿。这些通常被称为观察。“医案簿”一词涵盖了所有这些医疗书写形式。

  治疗日志为医案簿提供了第二种模式,通常记录在很长、很窄的竖栏里,宽度为一页纸的一半。这种格式通常用于保存列表,其中包括记录者、事项和明细。不太精确地说,船员的航海记录做法可能塑造了船上医生的习惯。约翰·伍德尔(John Woodall)1617年对外科医生的指示包括定期记录,而17世纪60年代约翰·康尼(John Conney)和17世纪90年代威廉·科伯本(William Cockburn)的记录为当时书写此类医案簿提供了证据。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登记者记录下了那些患过淋巴结核的人。这种记录可以保证没有人被重复治疗,后来,它们被印出来,作为这种做法有效果的证据。然而,我们几乎找不到治疗日志对具体医疗从业人员的记录习惯有影响的直接证据。

  最后,一些医案簿似乎被当作是可靠做法或者成功治疗的证据而被记录下来,也许是由于行医的危险或实践化学医药的影响,或模仿了意大利的治疗证言模式。这些是由民间医生记录的,宣传了他们的服务,并向医疗权威证明他们的做法正确。这些医案簿可能为收集越来越多的医案作出了贡献,证明了从业者的专门知识,通常是在权威医书记载的方法不起作用,而这些方法却能治好病的情况下记录下来。英格兰的例子包括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1602年的小册子,记载了他和另外一些药剂师在之前20年里治愈的患者的名字。正如克拉克记载,刊印某人治疗实践中的“公开的观察”是通行于欧洲学院派医师和英格兰炼金术士中的标准做法。在17世纪30年代,另一个非正规伦敦从业者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在客户证言旁刊登了他的治疗方法,为一个锑杯做广告,这个锑杯可以赋予葡萄酒以灌洗效力。记载下的医案可以对抗对医生治疗不当的指控,这一点也促使有名的内科医生保留医案簿。

  如果医案簿可以像日记、登记簿或证言一样,那么什么被排除在其定义之外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定的,在其他类型的笔记中也存在医案,这一点证实了近代早期记载做法的灵活性。医案簿并不是医疗信息的收集,例如约克郡医师纳撒尼尔·约翰斯顿(Nathaniel Johnston)所做的收集,他在1670—1690年前后从医学著作和药方书中摘录成了个人医案笔记,并将它们汇编于“摘要簿”的松散题目之下。记录疾病和治疗信息的摘要本也不属于医案簿。医疗轶事 ——枪伤和狗咬伤的恢复——也不算入医案簿。药方的收集也不是,即使他们列出药方使用者的姓名,但药方汇编依据的处方书也许可以包括在内。这些书写形式,与出生时刻的星盘的汇编一起,都与医案簿同源。其中许多有助于辨别谁保存了医疗记录,以及目的是什么。

  我们已将医案簿定义为医疗实践的连续系列记录,并根据学院派医学和造纸技术的发展情况对其进行定位,以下部分将考察记录本身,依次考查占星术案簿和医疗案簿。我们集中考察医案簿产生的各种过程。

  占星术记录

  我考察了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的11套占星记录。理查德·特威森(Richard Trewythian)的占星术案簿是其中最早的,可能可以代表另外一些已经佚失的案簿。他从1442年到1458年记录了数十次计算,记在其天文图表边缘以及一个单独的笔记本中,其中还包含关于医疗实践、图书交易和放贷的偶尔记录。从15世纪开始,占星家越来越重视反思自己的记录。从前的分析工具开始被视为实践的记录。在16世纪40年代的神圣罗马帝国,约翰内斯·舍纳(Johannes Sch?觟ner)收集了4代学者的占星事件记录,死后发表了《纳赫拉斯的观察》(Nachlass Obsevationes)。1555年,法国占星家兼医师托马斯·博迪耶(Thomas Bodier)发表了之前十年的55份疾运星象图。在英格兰,16世纪70年代,一位不知名的占星家记录了20页的出生星盘和即时提出的咨询问题。

  我们没有预料可以找到福尔曼在16世纪90年代某一年记录的1800次咨询。他的手稿表明他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从业,并从16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保持定期记录。1597年,福尔曼开始教导内皮尔,内皮尔用福尔曼的方法在其后的30年记录医案。助理偶尔帮助记录,这一点告诉我们,近代早期的记录往往是一种集体努力的成果。内皮尔特别依靠他的牧师兼医疗助理格瑞斯·詹姆斯(Gerence James),他对内皮尔的医案簿颇有贡献,并可能保留了自己的记录。他的侄子理查德·内皮尔爵士(Sir Richard Napier,1607-1676)延续他叔叔的做法,至少持续到17世纪60年代。17世纪初期其他证据是稀缺的。两个匿名的卷宗记录了1610年和1620年之间的占星术案例,数量较福尔曼和内皮尔的要少得多。威廉·布雷登(William Bredon)从1616年至1638年在白金汉郡教区谋生,他的占星活动非常繁忙,但他的记录没有留下来。16世纪30年代,杰弗里·勒内维(Jeffrey Le Neve,1579-1653)在大雅茅斯从商和从政失败后,改称自己为占星家,并搬到了伦敦。他的医案簿已佚失,但他把从1635年到1641年间咨询的记录抽取了500宗,编入《为判断占星术辩护》(The Vindication of Judiciarie Astrologie)一书,并以客户的姓名和问题为索引。

  福尔曼和内皮尔的医案簿与16世纪40年代以来的记录相符。约翰·布克(John Booker)1648年至1665年的医案簿每年包含约1000个医案,以速记方式系统地写成。历史上最著名的英格兰占星家威廉·黎里(William Lilly)从1644年至1666年的记录部分保存至今,并不完整。虽然没有系统性,但在高峰期,布克和黎里每年大约记录2000个医案。在黎里的画像中,像其他占星家一样,他在散页上记笔记。正如内科医生给患者处方,占星家可能向他们的问询者提供星象图。像黎里一样,王政复辟时期著名的药剂师兼医生弗朗西斯·伯纳德(Francis Bernard)的文献记录了占星术案例,主要是出生星盘,缺少细节,除了咨询的顺序外,几乎没有其他顺序。他把患者和处方的记录记在单独的笔记本中。尼古拉斯·卡尔佩伯(Nicholas Culpeper)的记录没有留下,因此我们对17世纪伦敦其他几十位占星家的记录知之甚少。简而言之,福尔曼的医案簿标志着这种传统的一个转折点,他和内皮尔的记录比任何其他存留的记录都更为系统和丰富。

  我们期望在17世纪下半叶印行的众多占星术手册中找到有关遗失的医案簿的证据。黎里在其占星术手册《基督教的占星术》(Christian Astrology,1647)中列举了一些例子。卡尔佩伯的医案簿同样缺乏医案。威廉·萨尔蒙(William Salmon)医疗著作中有很多观察,他的占星术作品提出了一般的规则,却没有具体的例子。占星家保留了书面记录,但他们很少抽出一些例子编成书籍。

  到17世纪中叶,占星家开始采用观察和证言的语言,有时是为了教学或证明好的做法。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是16世纪50年代一位杰出的伦敦占星家,他详细列出了占星术规则,但没有提及案例,然后附加了一段从“勤奋观察”中得出的“实验”记录,因为他相信“这种技艺最好通过实践而不是推想传授”。雷丁的占星家兼医生约瑟夫·布拉格雷夫(Joseph Blagrave)在1671年的占星术手册中只列举了几个例子,他写道:“我在本书中记载了由我治愈病痛的那些人的名字、居住地以及如何治疗的,这样可以让其他人(在遇到同样情况的时候)知道如何去做。”

  围绕17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占星案簿而产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这一时期埃利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收集和保存了前几代从业者的记录,而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大部分文献都有意或无意地遗失了。

   医疗记录

  理论上,医生们继承了文化知识权威的衣钵,并整天在书桌上书写。笔和纸在他们咨询时非常有用,因为他们用以写下处方或备忘录。正如现存的医案簿证明,各种医疗从业者使用多种方式记录下种种做法。

  现存内容最广泛的医案簿是著名的胡格诺派皇家医师西奥多·德·迈耶尼(Theodore de Mayerne)的记录。他在1603—1653年记下了大约1000个医案(大概是他的实际诊断数量的一半),用了3000多页纸,叙述翔实,用漂亮的字体在笔记本页边上画上疝气带、假发和注射器。迈耶尼最初称他的记录为“医学观察”,然后在1603年开始写作一卷更详细的“星历表”,即逐日记录,强调医学理论的价值。作为学术著作,这些文献可能有更实际的写作动机。迈耶尼记录医案的习惯是在锑战争(antimony wars,17世纪早期在法国宫廷中盖伦派学者与帕拉萨尔苏斯派之间的争执——译者注)期间的巴黎形成的,就像其他坚持化学疗法的从业者一样,他可能已经开始保持记录,以防止治疗不当的指控。

  除了这些医案簿,还有大量的手稿碎片,其中包含少数几个不知名的从业者记载的医案。大多数现存的医案簿小的如袖珍小本本,大的有对开本那么大,记录了几百个医案,有的是用拉丁语记下,有的是英文,有时拉丁语和英语混用,有的记录持续数月,有的甚至数年。往往作为日记的年历也被用来记载医疗记录。通常笔迹杂乱,页面有磨损。也有的记录,如迈耶尼的记载,后来被收集到整洁的笔记本中。最全面的医案簿以患者名字、日期和病述为标题,然后列出病史、诊断、治疗或疗法,并在一些医案中记下支付的费用;最简单的列表包括患者姓名、疾病、日期或治疗方法。不管是在咨询期间还是在一天结束后按日记或账册模式进行的记载,还是被定义或摘要为观察或证词,这些记录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医疗接触的产物。

  将医案簿看作拾得艺术品,突出了医疗从业者如何使用书写作为标记细节或构造叙述的工具。在整个17世纪,英格兰医疗从业者偶尔对他们保留记录的做法进行过反思。大约1600年,什鲁斯伯里的巴克医生(Dr. Barker)告诉有抱负的内科医生要“记录患者的姓名、日期、时刻、尿液、疾病、事故、气质(指精神)、用药、饮食和管理”。他总结说,笔记本的格式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长期的治疗记在对开本里;短期的、普通的治疗应该占半页或1/4页;出诊的治疗记在手册即口袋本中”。巴克的医案簿失传,但以“医疗中的观察与医案”为题有片段存留,显示出他后来对一些医案中患者的名字、日期、病情自述、病史和治疗有系统的摘录。

  1617年,化学医学的支持者、外科医生约翰·伍德尔(John Woodall)建议,学习外科技术的最好方法是观察“患者的整个患病进程”,其中包括指示“以书面形式记录每天的航程一样”的记载,“不成功的治疗以及成功的治疗”都要记下。伍德尔鼓励学习外科的学生,像前几个世纪意大利和巴黎学习医学的学生一样,记载医案簿来增进对医学的理解。

  随着16世纪希波克拉底文本的复原和翻译,这位古代医生成了记录医案和治疗方法的模范医生。1654年,卡尔佩伯翻译了德国医疗改革家西蒙·帕尔蒂利乌斯(Simeon Partlicius)的一部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关于医生职责的详细阐述。帕尔蒂利乌斯列出了医生职责清单,对如何进行医疗实践的指南作了总结,与伍德尔对外科医生的建议类似。医生应该保留一个“笔者目录”(Catalogue of Authors)、一本“日记”、一个重要的“观察”列表、一个草药园,以及“他最好的‘实验’的记录,它应当整齐有序,以便容易找到”。每一天都应该从温习他前一天所做的事情开始。下午,他应该收集样本,研习医书,拜访病人。到了晚上,他应该思考他白天做了些什么,或许可以更新他的日记,并“记下他的记忆”。这与18世纪一位编者认为是17世纪记录书写的方法一模一样。这些步骤遵循的是一种“未摘要的方法”,可能是一种“日记,其中作者可能记下他探访患者回来时记得的事情”。记忆和纸张技术对于孜孜不倦的学者来说同样必要,使从业人员能够在离开病床后记录下这次诊断。

  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在1650—1652年间留下医案簿,当时他作为一名医生在牛津参与一个实验哲学圈子。他经常出去探视患者,幸存下来的一本笔记叙述了50个医案,用拉丁文书写,字迹潦草。也许,正如有人建议这位理想的学者那样,他是在一天结束后根据病情的进展更新记录。后来,威利斯反思说,他把这些笔记的写作当成了培根式的学习计划的一部分。他没有在阅读的书本中找到真理,而是“自己解决,寻找鲜活的例子:因此我经常坐在患者身边,我习惯于仔细研究他们的医案,掂量所有的症状,并把症状与疾病的确切日记记下来,然后努力思考这些症状,并与其他病例比较;之后,着手从特殊事件中寻找普遍概念……”这就是编写医疗摘要簿的做法。

  17世纪70年代,后来成为皇家内科医生学会会长的多切斯特医生托马斯·伯威尔(Thomas Burwell)写了一本匿名的著作,批评一位与其竞争的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洛斯(Friedrich Loss)——他在自己的一个医案中影射伯威尔,把他写得很坏。洛斯根据自己的实践,已经发表了一本用拉丁语写作的观察汇集。针对洛斯,伯威尔提出患者和病情是医生关注的唯二主题,他写道:“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尤其是当患者或疾病异乎寻常的情况下,记下有关我的做法的日记,一方面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可以更好地理解应该为他们做什么,或者某些时候我所做的事情可以让他们感觉良好;另一方面是为我自己,我可能有一个更有把握的依据来积累自己的医疗经验。”同样,17世纪70年代,年迈的诺福克医师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在给他的儿子爱德华的信中写道:“你做得很好,你把你行医的实践记在日记中;这样做符合上帝的旨意,以后对你来说可能有用。”

  巴克、伍德尔、卡尔佩伯、威利斯、伯威尔和布朗都认为,写作是医疗实践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并认为记录是为将来之所需。这样的记录不一定是要留存下去。写在可擦板上的药方和疗法当然就不会久存。这些从业者的方法和意图不同。巴克强调,记载应该是为了治疗。对于伍德尔来说,记录是用于教诲的,并且与外科和内科书本的学习相关。卡尔佩伯借用帕尔蒂利乌斯和希波克拉底的观点,强调良好的医疗实践建立在笔记、记忆和理性之上。威利斯至少在其回顾性思考中把自己的医案簿看作是实验哲学项目的一部分。伯威尔把他的医案簿用作防卫性记录,最初是为了患者的利益和追求合理的药物,后来作为良好医疗实践的证明。布朗提醒我们,近代早期的记录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

  按这些医生的顺序,本文的余下部分将跟踪英文医案簿的发展史。在此叙述中,所有已知的医案簿,无论作为手稿保存下来还是要从其他来源推断其存在,我们都根据三个互有交集的语境来分析:产生、保留和再利用;收集;印刷。从产生方面看,医案簿采用了记日记、摘要和观察、证言或管理登记的学术方法。日记和观察是主要的形式,往往借鉴证言和登记簿的格式。研究每个医案簿,需要注意作者的学识水平、纸张制式、页面布局、记录的排序以及笔迹是粗糙还是清楚。医案簿的保留和重新使用以及这些做法的动机,在17世纪不断变化的医疗政治中有着意义,特别是与化学医学的争论和新哲学的影响有关联。最后,医案簿的收集和印刷为医学记录作为历史文献中的一种类型的形成提供了证据。通常,这些记录会抵制这种规则。

  最早的英文医案簿类似于日记和账簿。约翰·科洛菲尔(John Crophill)是埃塞克斯的法警(bailiff)和医疗从业者,他在15世纪后期在自己的账本中记录了患者的名字以及治疗情况。这不是一系列的医案,但却是考察英语医案簿的起点。之后,16世纪60年代,一位苏格兰医生记了一本记载疗法的本子,列出了大约150名患者的名字,而汉普郡的一名医生在1565—1573年前后在记录配方、账目和其他各种笔记的同时记录医案。爱德华·巴洛(Edward Barlow)是药剂师,多次被指控在没有伦敦内科医生学会颁发的执照下行医,他记录了从1589年到1590年的患者和处方清单。正是这几十年,福尔曼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占星家—医生,并开始记载医案簿。到了1600年,英格兰的医疗从业者普遍以日记和账本的形式保留医案簿。

  我在前文中已经把日记与账本联系起来,因为它们都是事件或交易的日常记录,而且经常是一起记载。然而,在医案簿中却很少看到付费情况,可能是因为从业人员将这些信息记在单独的本子里。不到3%的福尔曼医案和不到25%的内皮尔医案记录了付费,大多数医案簿则没有记载。有3个例外。肯德尔的助产士伊丽莎白·汤姆森(Elizabeth Thompson)是第一位。助产士通常记录下付费情况,但汤普森记下了其医案的细节。实验哲学家和医生亨利·鲍威尔(Henry Power)在1665年到1667年间记下了有关其从业的笔记,记录了患者的姓名、日期、疾病和每项疗法的付费,附有账目,前面有处方。最后,一位佚名从业者在笔记本的一端记录了炼金术文本和化学配方,并在另一端记下1669—1674年间的更多疗法和特殊的治疗。开支包括在内,但条目被划掉,大概是为了标记欠费已经结清。一旦欠款还清,从业者可能没有什么动力保留费用证据。

  现存的大部分英文医案簿都是自称是内科医生的从业者自己撰写的日记,不管他们的正规学问水平如何。尽管伍德尔建议外科医生们保留手术记录,但只有有限的记录留存。而且,这些记录与其他医案簿从实物上看没什么区别,最好对其同等对待。伦敦外科医生约瑟夫·宾斯(Joseph Binns)是个例外,路辛达·贝尔(Lucinda Beier)研究过其医疗实践。这些证据证明记录可能是没有明显的学术动机的随意体系。宾斯在1633—1663年间记录了671宗医案,大概只是其从业的一些样本。他把大部分医案都写在狭长或者是被折成窄栏的页面上。另外一些纸页,如在印刷品边上写下然后撕下的笔记,或者被折叠放在口袋里的纸张,也有可能被楔入原来的笔记本当中。这些文件被装订成一个大的对开本,几乎看不出当时宾斯是如何保存的。每则条目的上方都有日期,有时还有姓名。有些按疾病索引。

  伊丽莎白·汤普森可能没有采取这些医生的记录模式。伦敦改革者兼企业家休·普拉特(Hugh Platt)和无执照药剂师乔治·希尔(George Hill)也没有。普拉特的医案簿已佚失,但从1605年开始,他将医案摘要记在一个治疗本中,按照从“a”到“y”编排,并列出了各个标题下的疗法和成功治愈的例子。在17世纪20年代后期,希尔也同样把他的医案簿摘要写成一个“实验与治疗”的本本。他的每则医案以疾病名称开头,后面是患者的名字、病情的叙述和治愈情况。像之前一个世纪的治疗证言一样,普拉特和希尔用自己的医案簿作为收集有效治疗方法的依据。

  其余的医案是由自认为是内科医生的人留下的。从1592年到1607年,杰出外科医生约翰·班尼斯特(John Banister)的女婿、伦敦内科医生斯蒂芬·布雷维尔(Stephen Bredwell,又称Bradwell)在一本长而狭窄的笔记本上记录了“实践日记” (Diarium practicum),其中记下患者的名字、病情自述、疗法,其间夹杂着其他内科医生的处方。托马斯·马伍德(Thomas Marwood)是一位内科医生,自1635年10月起记下了数十个医案,有日期、患者名字、疾病和处方。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小笔记本记录了1636—1663年间的数百例医案,包括患者的名字、日期和配方,每个医案下划了一条线,这是一种日记的写法。另有一个不知名的内科医生,1638—1643年前后在伦敦工作,1651—1662年在兰开夏郡和切斯特郡工作,他的医案簿记录了患者的名字、日期,有时包括疾病名称和大量处方医药。

  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医生约翰·普拉特(John Pratt)记录了1646—1661年间的医案和观察。与布雷维尔一样,他使用一个长而窄的分类账本,每页记载一个医案,在顶部详细记下患者的姓名和日期,在下面列出疾病状况、诊断、治疗和处方。该医案簿按日期编排,普拉特还在前面添加了一个患者索引,表明这些记录的实用性。牛津大学解剖学教授、后来成为政治算术家的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记录了有患者名字和日期的处方列表,67则“医学与实践观察”,可能也是依据医案簿。从1655年到1659年,一位匿名的伦敦从业者用拉丁文记了一本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袖珍本笔记。患者姓名,有时还加上住址,写在左侧边缘,文本正文是配方;日期记录在一些条目的末尾,同样,也是在每个医案的下面画一条线。在那个世纪中后期的新英格兰,受尊敬的社会领袖和化学医学倡导者小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 Jr.)记载了他繁忙的医疗实践,通常简要地记录患者的姓名、疾病和疗法。最后,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船上的医生约翰·康尼(John Conney)写了一部 “实践日记”,涉及他在1661—1664年前后在航海途中开出的600个药方。

  这些医案簿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包含了疗法。对特定系列记录的进一步审查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医生是否如他们的对手指责的那样,开了很多药,但给的建议很少。同样,考察医案簿,我们还要做更多的研究,以弄清医生是否出售他们自制的药物。很清楚的是,治疗方法在医案簿中占有突出地位。也许这是务实的。配方长期以来起到了储备和传授丰富经验知识的作用。有可能的是,疗法处方增加了一个医案被记录下来的几率。在某些情况下,医生的处方在没有相关医案记录的情况下留存下来了。约翰·唐斯(John Downes)在17世纪70年代一直在长纸片上记下处方,以及医学的和宗教的笔记。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称赞其儿子爱德华的“你的实践日记”按时间顺序记下患者姓名及他在1675—1678年间为患者开出的治疗方法。这些可能是一段较长时期书写的医案簿的补充。当其他手稿被丢弃时,含有配方的手稿也可能被一些人保存下来。

  记录治疗方法的价值,在第三方收集的指定医生的医案中得到进一步证明。人们收集治疗的处方和细节,作为医生良好实践的证明。例如,在1625—1628年前后的剑桥,一位匿名抄写员收集了大约100个医案,大部分由约翰·戈斯特林(John Gostlin)记录,他是大学毕业的著名内科医生,记下了其与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s)的争执。这些记录提到医疗从业者、患者,偶尔有日期、症状、治疗措施和治疗成功的情况。这位抄写员赞成戈斯特林的治疗,也许他就是那个补充了这些处方的药剂师。在一个罕见留存下来的内科医生处方的例子中,牛津药剂师杰里米亚·韦布(Jeremiah Webbe)在1653年收集了几十张处方的原稿。

  在编排比较系统的医案簿中,治疗方法同样突出。1605—1611年前后的一本匿名笔记本记录治愈的医案,其中许多是采用化学疗法而奏效的,此外还包括药方和观察。乡村内科医生约翰·塞姆科茨(John Symcotts)从自己在亨廷顿郡、贝德福德郡、剑桥郡数十年的实践中选出了83例医案,证明他从许多来源收集了药方。德比郡的内科医生兼男助产士帕西瓦尔·威勒比(Percival Willughby)保存了从1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医案记录,让人们了解了他的“分娩观察”,现已佚失。巴特(Bate)医生整齐地收集了从1654年到1659年的大约200个医案,把它们整理在一个按姓名字母排列的笔记本上,左边空白处标注日期,之后是处方。

  也有以疾病为中心记载的医案收集例子。17世纪10年代,一位医疗从业者记下妇科摘要,还收集了数十个医案。更精心的是,斯特拉特福德医生和莎士比亚的女婿约翰·霍尔(John Hall)按照时间顺序收集了从1611年到1635年的182个医案,可能依据的是粗糙的笔记。前46个记录是按姓名、年龄、日期、疾病和处方记录,然后格式发生变化,每个条目从疾病开始,然后是医案的详细信息,之后是姓名、年龄和日期。卷末尾包括疾病索引。这本记录是用拉丁语写的,模仿了学院派医生的观察体例。同样,1652—1653年,北安普顿医师约翰·梅特福德(John Metford)有条不紊地记录了“观察和治疗”,每个条目都以疾病和编号开头,在文末将这些信息做成索引。他还记录了丰富的治疗方法,将其与疾病联系起来。

  使用化学方法治疗的从业者持续记载着医案簿。一位匿名的从业者记录了付款的信息,在笔记本的一端写下炼金术的内容和化学配方的笔记,在另一端列出了从1669年到1674年的更多疗法和特殊治疗方法。一位叫贝林汉姆(Bellingham)的医生一直对炼金术文本和治疗办法感兴趣,1679年在“一些药物作用的观察”中记录了10宗医案。

  在此时期,盖伦(Galenic)学派和化学医学学派之间的竞争达到了顶峰,在出版的辩论中以医案占突出地位。推广赫尔蒙特(Helmontian)派医学的矫正者、非专业医生威廉·沃尔温(William Walwyn)必定保存了书面记录,详细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疾病和治疗方法。其《敞开的健康新仓》(Healths New Store-House Opened,1661)和《家庭医书》(Physick for Families,1669)讲述了数十例证明其温和治疗措施有效性的医案。托马斯·奥多德(Thomas O’Dowde)是一位王党医师,试图建立一个化学医师协会与皇家内科医生学会抗衡,曾使用这些医案来宣传化学医学的益处。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的《生血论:保养血液的有效方法)(Aimatiasis:Or,The True Way of Preserving the Bloud,1670)用一个详细的医案谴责威利斯对放血疗法的宣扬,他写道:“这是我注意到的许多医案之一”。与奥多德不同,汤普森则从理性而不是通过医案支持自己的化学医学论证。

  医案在新出现的实验哲学家探究中发挥了相关但不同的作用。接受过牛津大学毕业训练的内科医生和神职人员约翰·沃德(John Ward)从1648年到1681年在牛津和伦敦记下了16个小本,记载了自然哲学和医学的研究,这已经很有名。这些小本都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摘抄本,从1658年到1669年的小本包括他基于医学实践写作的医案,夹杂在其中的还有来自其他作者的历史和生理学的猜想。约翰·洛克在17世纪60年代的期刊中以类似的方式记录了医案,而洛克的合作者托马斯·西登纳姆(Thomas Sydenham)在 《关于急性病病史和治疗的医学观察》(Observationes medicae circa morborum acutorum historiam et curationem,1676) 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医案,以支撑其对疾病史的考察。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时的托马斯·沃顿(Thomas Wharton),在1663年年历中记录了患者的姓名、地址、疾病和处方,大约有150个医案,按疾病索引,也许是为内科医生学会讨论疾病史的小团体交流准备的。正如已经指出的,亨利·鲍威尔(Henry Power)1665年至1667年的实践记录包含有患者的名字、日期、疾病,以及每种治疗的费用。这也正是多尔切斯特医师洛斯和伯维尔保存其不同实践的记录的年份。

  尽管有化学医学的喧闹和实验哲学的出现,在整个17世纪,记载医案簿的做法依然没有改变,但那个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日记保存下来的较少,而较多的观察记录得以留存。一个例外是约翰·梅里维瑟(John Merewether),他像20年前的托马斯·沃顿一样,在一本年历上写作医疗日记。梅里维瑟是威尔特郡的内科医生,除了借出借入的钱和图书之外,他把自己的“医学实践”记了下来,这些记录保留在《瑞德的英国年历》(Riders British Merlin)的空白处,这种年历他从 1688年开始每年购买,持续了十年。从1676年到1696年,埃德蒙·金爵士(Sir Edmund King)是内外科医生和实验哲学家,他记载了一本医案,上面列有日期、姓名、年龄、疾病、治疗措施,偶尔会记下治疗的结果(如“她死了”)。在克里斯托弗·洛夫·莫利(Christopher Love Morley)写作的数十卷笔记中包含有医案,他是天主教的内科医生,在莱顿接受教育,17世纪80年代在英格兰从业。其中一卷笔记是以统一的格式写成的,页面左边以日期开头,姓名写在中间,右边是疾病的名称,医案的详细情况和治疗方法写在下面。另一卷以表格的形式介绍治疗措施。两卷都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似乎是互相补充。

  依据医案簿的印刷书籍在17世纪后半叶得到很好的保存。外科医生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记载的数百种治疗方法是《伤口论文集》(A Treatise of Wounds,1672)一书的基础,这些医案簿已佚失。年轻的汉斯·斯隆(Hans Sloane)记录了他始于17世纪80年代医疗实践的观察。如前所述,船上的医生威廉·科克本(William Cockburn)在17世纪90年代早期记了一本他的行医日志,这是他关于海员疾病著作的基础。这可能是海运界医务人员惯常的做法,但这些实践的大多数证据来自后来的几十年。

  在17世纪下半叶,对医案和医案簿的态度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严格意义上的观察是一种促进知识进步的学术风格,但“医案”标签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逐渐将印刷的医案包括其中,这有双重目的:为专业知识做广告以及获得名声。著名伦敦外科医生丹尼尔·特纳(Daniel Turner)在其《外科的辩护:为外科崇高技艺的辩护》(Apologia Chyrurgica:A Vindication of the Noble Art of Chyrurgery,1695)一书中颠覆了对医案的评价,鉴于一系列庸医伤害病人的情况,该书讲述了“他们的许多伟大‘成就’的故事”,呼吁对医疗做法进行监管。特纳认为,“这些人的‘信誉’建立在此类谎言和编造的故事之上。”到17世纪末,市井歌谣和小册子里充满各种治疗方法,这已司空见惯,因为医疗从业者在伦敦垄断了医疗市场。学院派从业者对于使用医案来证明技能变得谨小慎微,但并没有停止将它们写在书中。

  此外,医案和医案簿成了收集的对象。随着阿什莫尔在17世纪50年代开始收集占星术案簿,越来越多的医案和医案簿被收集起来,偶尔被印刷成书。霍尔和他的做法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他与莎士比亚的女儿结婚,他的医案簿后来由外科医生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e)翻译、编辑和扩充,并在1657年出版,随后在1679年和1683年再版。占星家威廉·萨尔蒙记录了他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的做法,并在发表的观察中记载了数百名他和其他从业者的医案摘要,并允诺之后还会有数千宗医案面世。这些医案从1681年7月起每周刊行一次,每篇都以疾病为中心,阐述了患者的体质、症状、病因、治疗方法和疗法的构成。这些都是基于他的实践,并从马塞乌斯·帕特瑞斯(Mattheaus Platerius)、马丁·鲁兰德 (Martin Ruland)、托马斯·威利斯和亚伯拉罕·扎库图(Abraham Zacutus) 等著名医生那里选编他们的观察穿插其中。萨尔蒙的手稿已经佚失,但他把印刷看作是一种永久保存的形式,并且在他的观察中写道:“以手稿形式落入我们手中的医案,我们应当使之永存,不应该随着时间而使之消亡,因为它们可能可以用来造福公众。”另一些人也有类似的动机把过去的医案簿印刷成书。迈耶尼的医案簿摘要刊印了两卷:《迈耶尼实践》(Praxis Mayerniana, 1690,1696),之后又编集了1700年的《迈耶尼医学全集》(Mayernii Opera Medica)。1715年,匿名发表的《医疗实践中的常规观察和处方》(General Observations and Prescrip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Physick)使丹尼尔·奥克森布里奇(Daniel Oxenbridge)的医案簿得以见天日,他是一位从17世纪20年代起在伦敦工作的内科医生。斯隆对保存医案簿有不同的方法。正如本文所证明的,在18世纪最初几十年,他收集了大部分现存的英语医案簿。

  结 论

  本文从一次占星术咨询入手,占星家坐在他的桌旁,笔和纸已准备好。通过比较两个世纪的占星术记录和医疗记录,跟踪了英格兰医疗从业者书写、保存记录和反思其实践方式的发展情况。占星家从特定时刻、星相和事件中探寻一般规则的做法历史悠久。这些实践需要系统性的符号。内科医生越来越多地模仿希波克拉底,详细记载医案的细节,作为对疾病史进行合理阐述的基础。正如其他学者所证明的,医疗记录塑造了医学知识的产生形态。不过,这些记录的本质——作为医疗接触的产物——是本文的重点。医疗案簿和占星术案簿是连续的系列实践记录。这个术语包括日记、摘要并入其中的观察和成功治疗的集合,以及患者、疗法和疾病的信息。医案簿的记载源于多种传统和多种动机,它们共同作用促使情况被记录下来,而且这种做法在17世纪受过教育的从业者中越来越普遍。从业者们探索了不同的记录医案的方法,利用这些方法来生产改进的医学知识,宣传合理的方法,记录过去的实践的历史。福尔曼和内皮尔的医案簿是独特的,但并非不寻常。近代早期的医疗记录是在当地的医疗政治和更广泛的纸张技术和认知流派的世界中产生的。医案簿记载了医疗实践,但反过来这些记录也被医疗实践塑造。对医学史而言,产生记录的过程——从摘录的笔记到刊印的观察——与其最终产品(医案簿——译者注)同样重要。

  赵秀荣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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