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探索了音频日记如何使研究者能够理解与职场学习叙事中的交叉性、定位和性别有关的问题。研究文献支持音频日记方法的功用，因为它们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以探索语言和非语言信号，研究参与者的交叉性身份和地位。在本文中，作者将音频日记的丰富性与交叉性和定位理论结合在一起，探索人们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就身份进行协商的。本文提供了一个叙事案例研究，考察了男性主导或女性主导医疗保健环境中的交叉性、性别化身份和专业主义。该案例给音频日记如何容纳复杂的定性资料，这些资料可以用作跨越社会科学学科界线的一种工具。作者说明，以女权主义理论支撑的音频日记使参与者有能力理解她们的交叉性认同，同时促成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密切对话，以探讨语言与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的讨论，还考察了如何利用音频日记促进人们反思，侧重点是理论和时间如何能够提高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研究流程、数据和分析的质量。

　　阿伦·维尔马（Arun Verma）2018年在英国邓迪大学（医疗教育研究中心）完成博士学位课程。他继续在邓迪大学任学术导师，并在萨里大学担任访问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 Fellow），同时为一家大型慈善机构工作，任证据和学术高级顾问。Email: hello@arunverma.co.uk

　　引言

　　长期以来，日记是人们用以记录和把握个人日常生活经历和所思所想的一种工具。英文单词“diary”与拉丁语单词“dies”（与“day”同义）有关。历史上有很多名人记日记的例子，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如马尔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和利奥·阿奥（Lio Ao），经常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他们对一些事件的想法和自己的人生哲学（Welsch 2017）。日记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分享最亲密情感和愿望的空间。例如，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日记或哈丽特·安·雅各布斯（Harriet Ann Jacobs）的回忆录便是家喻户晓的例子，他们记录了关于情感上的、社会政治的压迫和不平等的独特生活经历(Jacobs and Jacobs 2009; Pabel 2016)。音频日记（AD）的方法，可以视为一种已经发生演变的记日记形式，用于不同的语境，如医疗卫生、组织行为和参与式原型设计（例如，Bernays et al. 2018; Metatla et al. 2015; Pilbeam et al. 2016）。日记已经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发生演变，技术正在不断拓宽日记、思想、情感和感知记录方式的多样性，这些新式的日记被称为“数字日记”（digital diaries），它们是鼓励我们进行自我分析与自我监督的方式（Hickman 2012）。这种方法适用语境的多样性，反映此类手段作为一种族群方法论（ethnomethodological）工具的用途广泛性（McCreaddie and Payne 2010）。除此之外，音频日记也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参与者可以通过自我对话（self-conversation）来建构自己的身份和体验，同时减轻与视频日记相关的一些伦理担忧（Gibson et al. 2013; Jones et al. 2015; Kenten 2010; Monrouxe 2009）。不过，研究者一致认为，音频日记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多种社会主题，被视为介于书面日记与视频日记之间的快乐媒介。

　　音频日记与交叉性

　　日记分析被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种研究方法来探究一个人的思想、事件、人生哲学、情感和欲望（例如，Derkset al. 2014; Gaudio et al. 2016; Lester 2017），人们通常把手写日记或打字日记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分析。然而，日记这种媒介已经发展到包括音频与视频元素（Bates 2013; Williamson et al. 2015）。每一种留日记的方式都有各自的益处，音频日记有助于研究者探究互动中谈话（talk-in-interaction）的伴随语言（paralinguistic）特征，如笑声、沉默和停顿（van der Zwet et al. 2014），并有助于培养参与者进行自我访谈（self-interview）（Keightley et al. 2012）。视频日记则可以让研究者探究参与者谈论其经历时的物理和物质空间，同时考察参与者的非言语特征如何对其互动中谈话进行补充（Knoblauch 2012; Zundel et al. 2018）。视频日记这种媒体还结合了当代的技术进步，使之适应智能手机并成为学者们研究和分析的一部分（例如，Garcia et al. 2016; Gromik 2017; Murthy 2013）。然而，记日记方法这种视觉上的演化，被认为需要进行精巧、勤奋且符合伦理的创作，以保护参与者和研究者免受伤害（例如，Gromik 2017）。

　　重要的是，日记的本质是对时间敏感的，是任何纵向（longitudinal）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构成了利用日记来把握一个人的生活、空间与时间的纵向变化的理由（Crozier and Cassell 2016）。出于此原因，我们将音频日记呈现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随时间推移而分享和塑造他们的现实、体验和身份的空间（Balmer 2017; Gordon et al.2017）。音频日记是一种跨越多个不同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它使研究者可以探讨参与者随时间推移在特定环境下在原地（in situ）和行动当中的生活经历（Monrouxe 2009）。这种研究方法源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常用的书面日记，从历史上看，书面日记曾使参与者得以记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Worth 2009）。

　　音频日记使叙事者可以突破书写的诸多限制，克罗齐尔和卡塞尔（Crozier andCassell 2016）认为它提供了：

　　……能够超越书面日记所提供的优势。言语的流动性要求人们能立即作出回应，这也许可以克服自我报告方法的传统局限性，超越书面日记所能作出的贡献。

　　此外，音频日记可以使人们掌握有关难忘事件和时间的实时数据，并通过参与者之间的伴随语言互动来记录亲密程度方面的定性数据，就此而论，音频日记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是独特的（Hislop 2005）。尽管研究人员方面对利用音频日记有兴趣，但有人认为这种方法的价值已经被低估，其在探索身份（identity）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被低估了（Milligan and Bartlett 2019; Monrouxe 2009）。克罗齐尔和卡塞尔（Crozier and Cassell 2015）主张开发一种模型，将音频日记作为工作心理学语境下的一种方法。他们强调应增强此方法的效用，不仅用于探索身份认同，而且用于探索认知，并指出可以通过使用此方法以独特的方式收集复杂的数据。随着可供通过音频日记研究来理解人们的身份的证据基础不断增厚，当考察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如何探索以下问题时，人们便发现我们的知识当中存在某些空白：交叉性身份（intersecting identity）是如何通过互动中的对话来演示并进行定位的？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是金伯利·克伦肖（Crenshaw 1991）提出的一种理论研究方法，有关对其如何概念化，曾经存在相当多的争论。例如，杨（Duong2012）探究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在性别身份塑造中的作用及其对交叉性的影响。杨认为，交叉性最通常的是被视为多重身份相互交叉的描述性再现，或者可以通过潜在的交叉性结构来研究，这种研究质问的是交叉性的多重不平等。但是，杨并未明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实施或运用。瓦尔比（Walby 2012）讨论了有关政治和社会正义领域中多重不平等的交叉性问题。他进一步论证表明，需要将某种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纳入交叉性研究当中，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一部分。不过，本文支持哈劳丁（Harraudine 2000）的论点，即在音频日记背景下将交叉性语境化的过程中，采用以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和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t）范式作为支撑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是适当的。这一立场得到了瓦尔比（Walby 2012）的支持，他强调，不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交叉性研究中的生活经验至关重要。

　　在另外一些将交叉性概念化的尝试当中，希尔兹（Shields 2008）主张使用某种交叉性方法来研究心理学中的性别（gender）。希尔兹将“身份”定义为个人诉求其应该享有的成员资格和意义的社会分类。他接着将交叉性定义为多重社会身份，这些身份起到了将相互建构的社会关系的种种特征组织起来的作用。他对某个特定类别中的身份进行概念化，认为这种类别是通过另外一种身份的视角不证自明的。不过，对希尔兹定义的一种批评是，它并未完全包含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动态性（Roccas and Brewer 2002）。

　　正如前面提到的各种文献综述提供的证据显示，交叉性是一种理论研究方法，目的是挑战种种等级体系，这些体系绝对会破坏平等和多样性（Collins 1998）。医疗保健领域的等级体系是特定职业群体（如学生与患者）可能被视为从属于权威人物或领导者（如咨询医师与病房护士长）的一个例子，这种从属性随之又可能影响下属的体验（Lempp and Seale 2004）。医疗保健等级体系也是一个说明个人通常会尊重各自的职业和社会定位的典型例子（Coghill 1981）。维尔东克（Verdonk 2013）认为，交叉性是一种建设性的研究方法，可以探索并促进一些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发生改变。不过，维尔东克强调，为了促进医疗保健专业教育（HPE）的变革，对于大多数个人，都需要联系他们的多重社会身份（例如，“白人、双性恋、女性、医学专业、学生”而不只是联系“女性、医学、学生”）来考察。他认为，当研究者把交叉性置入自己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的反思性对于实施、影响政策和劳动力规划来说很重要。正是在这方面，交叉性的视角凸显了具有交叉性的多重个人身份、职业身份之间的种种紧张状态，这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语境。

　　在日记研究中采用交叉性方法的一些研究实例，探讨了性别、种族和阶级是如何相互交叉，从而造成少数群体特有的不利条件的（Ruiz and Holvino 2016）。尽管有评论提供了关于将交叉性与音频日记联系起来的肤浅议论（例如，Monrouxe 2010），但此类典型的研究很少花时间考察音频日记是如何可以作为明确探究种种交叉性身份之间紧张关系的平台的（例如，Hislop 2005）。尽管此类研究清晰地阐明了音频日记在多种学科之间的普遍适用性，本文仍致力于研究音频日记如何可以作为一个通过交叉性和社会语言学角度探索身份和地位的强大平台。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借用一项关于一位女性医科学生的音频日记研究案例，该案例研究的是其在医疗保健职场学习期间，在男性主导或女性主导的环境中的体验。

　　语境和方法

　　音频日记的理论语境是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框架之内构建的，强调人们如何通过互动和共同建构知识来理解自己的经验（Durrheim 1997）。尽管可以将音频日记视为自我访谈的一种形式，但本研究使用提示来帮助参与者随时间推移记录其有声日记，这与研究的范围[该研究旨在探讨医疗保健学生是如何理解他们在性别主导的（gender-dominant）专业中的交叉性身份、停留期和成功完成学业情况的]相符。参与者（包括医学和护理学学生）在提示的帮助下参与，意味着他们的知识和经历使他们能够从性别和交叉性的角度来思考他们在医疗保健工作场所的学习经历（例如，Gibson et al. 2013）。这些女权主义认识论被用来指导和识别参与者通过与权力相关的互动中谈话来叙述参与者相互交叉的个人和职业社会身份，并与本节中讨论的理论相吻合。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理论与本文呈现的示范案例研究是相互交织的。

　　在本研究中，叙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是研究音频日记的理论设计的核心组成部分，因为要求参与者专注于分享有关其在性别化（gendered）医疗保健环境中经历的小故事。在这里，笔者受拉波夫（Labov 1967）的研究启发，按其方法利用和呈现叙事探究。拉波夫认为，要理解叙事，研究人员就需要了解叙事的功能（说了什么）和结构（如何说的）。这些故事构成了过去、未来和假设中令人难忘的事件，目的是研究或探讨医疗保健专业学生如何体验其学习过程。此外，这些叙事是社会建构的（Bruner 1991），正是通过叙事，相互交叉的身份、定位和语言的动态性和协同作用在音频日记中得以实现与相互磨合（Georgakopoulou 2007）。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数据并探讨参与者相互交叉的身份如何运作，我借鉴了叙事定位理论（narrative positioning theory），为本文呈现的案例研究所进行的更深入探讨提供依据。定位分析和定位理论深深扎根于叙事探究当中，被认为是定性分析的一种方法。这是一种多学科方法，用来分析与理解定性数据（Harré 2015）。定位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供人们通过分析说话人如何自我定位，即自我相对于他人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如何与来自他们的小故事的更广泛话语发生联系，以此来探索叙事者如何构建他们的人际关系和职业关系（Kraus 2006）。作为这种方法论语境的一部分，笔者采用韦特里尔（Wetherell 1998）对定位的“综合性话语”理解，这种理解与音频日记研究发现中呈现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话语研究方法具有同理性。此种综合方法可以更全面、整体地探讨参与者相互交叉的身份，如音频日记语境下的典型案例研究中形成的身份。

　　本研究并未详细讨论音频日记的伦理语境，因为这种对话已在相关论文（例如Monrouxe2009; Williamson et al. 2015）中探讨和强调过。这种伦理道德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来保护参与者和研究者，尤其考虑到领衔的研究人员缺乏足够的支持来管理大量的音频日记数据，以及保护研究的参与者免受伤害，还有对“电抗”（reactance）问题作出解释，这种反应可能改变参与者的行为（Williamson et al. 2015）。对于这种音频日记研究来说，以往是通过确定参与者在音频日记录音过程中可能叙述自己遭遇的不幸时可以随时得到当地教会牧师的适当帮助，以此确保参与者免受伤害。为了确保女性参与者对在职场学习中讨论性别问题时感到更加轻松自在，笔者对女性参与者进行了私人培训，让她们在适合安排访谈的时间进行同性别访谈，以此作为音频日记研究的一部分（例如Broom 2009）。尽管音频日记研究无意改变参与者的行为，但笔者从研究分析中注意到，参与者比较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在医疗保健场合中与他人相互交叉的性别化身份和环境。为了开展此项研究，笔者从两所英国大学请求并获得了研究所需的伦理许可（详情进行了匿名处理），两所大学各自的院系和参与者都受到保护，免于任何伤害和不适，参与者的身份依然匿名处理，且从数据中无法被识别。

　　本次音频日记研究由一次入场访谈或焦点小组讨论、音频日记、一次退出访谈或焦点小组讨论组成。入场焦点小组（EFGs）讨论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旨在培养参与者对研究主题、研究过程和录音日记构建过程的敏感性。这使参与者能够熟悉在工作场所学习过程中叙述性别化经历的体验。在音频日记研究过程中，参与者定期记录他们的体验，至少要安排两个学习和实习场所的体验（对于医学与护理专业的学生，通常持续4—12周）。笔者当时建议参与者尝试每周记录一次入场情况。但是，由于外部障碍，参与者每周进行记录并非总是可能的（例如，时间管理上的困难、学生考试的压力、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难以安排和规划等）。

　　本文介绍的案例研究来自一位名为阿曼达（Amanda）的参与者。该参与者每周提交一次音频日记，参加了入场访谈和退场访谈（EIs）。参与者在完成最低要求或者要求结束参与音频日记项目后，接受了退场访谈。退场访谈是采访者针对参与者所做的音频日记叙事进行跟进询问的机会。趁这个机会，研究者还邀请参与者核实他们提供的数据，并澄清研究人员不清楚的任何领域。本研究所呈现的案例分析，聚焦于音频日记语境下传递的交叉性身份是如何由参与者叙述、定位与构建的，并得到理论语境的支持。笔者还参考了参与者在性别化职场学习环境的生活经历的社会、语言和认知方面，以及参与者交叉性个人和职业身份如何影响其职场学习体验。

　　为了进一步阐述对音频日记数据的分析，笔者以叙事案例研究的形式，对一名女性双性恋医学生在医疗保健职场学习的音频日记旅程（journey）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尽管这14个案例分析研究构成了笔者博士论文研究的一个部分，但我特地将有关阿曼达的案例研究挑选出来用于写作本文，因为她叙述了自己在职场学习经历中的诸多不同体验，加上她还揭示了其多重交叉性个人与职业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遇到的问题。考虑到阿曼达故事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笔者选择了这一生动的案例研究，因为它阐明了交叉性和定位是如何在音频日记语境中叙述的。

　　音频日记分析

　　为了进行此项分析，笔者借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以便探讨参与者叙事中的社会语言学特征，以及参与者在不同的时间如何与自己和他人发生互动（Baxter and Jack 2008）。关于理论指导，笔者综合利用了关于性别和身份的演示（performance）理论和交叉性理论（Butler 1988; Crenshaw 1991; Monrouxe 2015），并且借用一种探讨个体、关系和环境层面上的交叉身份的多学科研究方法（Wharton 2011）。这些理论支持有助于理解下述问题：参与者在有关其停留期和成功完成学业的叙事中，是如何从语言方面演示其交叉身份的？进而，我运用已经讨论过的理论，探讨阿曼达如何通过她的互动中谈话来体验、理解其交叉性身份、性别化环境、权力和等级体系，这些都是其职场学习、停留期和成功完成学业的一部分（Haraway 1988）。我特地说明了这位参与者如何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叙述其生活经历：其交叉性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演示自我）；其与他人的关系（在与他人关系中演示自我）；其性别化的环境（在性别化环境的语境中演示自我）。

　　我侧重于有关这位参与者的谈话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社会语言学分析，以说明人们可以如何利用音频日记对各种从时间角度开展的分析进行探索。通过这种分析，我参考了有关身份的性别化社会语言学标记（markers），以更好地了解参与者如何（例如，通过他们使用代词的谈话、带情感的谈话和比喻性语言）理解他们的身份。我使用这些标记，是因为它们提供了阿曼达互动中谈话的语言学参照点，关于这种互动中谈话，我探讨了参与者的交叉性省份如何随着音频日记的旅程而变化和调适（Talbot 2010）。不过，正如塔尔伯特（Talbot 2010）指出，这些身份标记是审慎使用的，目的是避免性别套路的长久化。为了克服这种审慎带来的不利后果，我利用了与女性同行的反思性讨论来提高这种分析方法的质量和稳健性。这些讨论形成了一种空间，以避免对数据资料的过度解读和解释不足（特雷西（Tracy 2010）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

　　在以下各节，我将探讨阿曼达在音频日记语境中的谈话的社会语言学要素，并涉及支撑这种研究和分析的叙事探究方法。在正文之中将插入引语，以便对有关阿曼达在其音频日记中的演示和定位所作的分析作出说明。这些分析将以来自该案例研究的短引文的形式呈现，并编织成写作的主干，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分析的流动性和综合性不被打断和干扰。

　　音频日记中的阿曼达介绍

　　阿曼达是一位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学生（也就是3—5年级的医学学生）。在其音频日记旅程一开始，她参加了一次全部由女性参加的入场焦点小组讨论，这次讨论是由一位女性引导员引导的。在焦点小组讨论期间，她填写了一份个人详细情况的调查问卷，被确定为白人、女性、双性恋、年龄属于17—25岁组，在回答残疾身份问题时表示有皮肤病。阿曼达参加了一次入场焦点小组讨论（2015年2月10日，1小时23分38秒）和退场访谈（2016年2月18日，29分3秒）。在焦点小组讨论和退场访谈期间，阿曼达受邀分享了学习医学期间不同时间（在多个学习实习场所的）以性别为主题的故事。她提供了2015年2月10日至2015年5月5日之间的8段音频日记，是在其日记旅程期间的多个时间点提交的。平均每一两个星期提交一段音频日记。她的音频日记是在四个不同的学习实习场所（眼科学，AD1；皮肤病学，AD2；传染病学，AD3—4；神经病学，AD5—8）记录的。她总共提交了2小时50分31秒的资料，其中有57分50秒是音频日记（最短的一段音频日记是0分4秒，最长的10分21秒，音频日记平均时长7分14秒）。

　　尽管与阿曼达持续保持接触，但在她提供最后一段音频日记之后，我未能很快进行一次退场访谈。这是由于距离遥远和时间没有约上。在进行退场访谈的时候，她的音频日记被用作访谈的提示。这意味着阿曼达有机会对其音频日记的任何部分作出澄清。尽管一位女性研究人员引导了阿曼达的焦点小组讨论，但由我对她进行了退场访谈（一次访谈人与受访者性别不一样的访谈），因为前一位采访者换了地方。

　　叙事与日记

　　叙事是至关重要的人类交往形式，本项音频日记研究包含了按主题进行提示的叙事，以帮助形成自然而然的沟通方法，从参与者在性别化环境中的经历诱导出小故事。音频日记提供了一种平台，让人们了解说话人的叙事风格是如何在不同时间发生变化或维持不变的，以更详细地深化对参与者交叉身份研究的探索。

　　在理解阿曼达的叙事风格方面，她明确分享了据说“影响了”其自己性别身份的叙事。阿曼达音频日记中来自她本人的明确提示，可能受到了她参与本项研究的影响，本研究明确寻求得到参与者以性别为主题的故事。个人隐私想法和情感的这种披露，显示阿曼达的女性性别身份以塔尔伯特（Talbot 2010）称为“情感故事”（feeling stories）的形式与其叙事风格相互作用。情感故事被人们视为使用较多情感话语和礼貌话语的故事，让人们可以通过叙事者所讲故事观察到其性别身份（Talbot 2010）。此外，阿曼达的叙述风格让人们看到她作为自己叙事的主角对自己的种种关系而不是她本人的强调。她在自己的小故事中对关系的强调，也被指出是其演示性别身份的标志（Tannen 1999）。

　　在阿曼达的各段音频日记中，开场白和结束语是有系统性和连贯性的。她以提供时间信息（“这是我为从2月9日开始的这一周的录音”）和课程信息（“这是我关于皮肤病学实习课这一周的音频日记”）作为其音频日记的开场白。相比之下，她的结束语从积极主动的礼貌形式变为消极被动的礼貌形式，以减小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对话中可能存在的摩擦。在“音频日记1、5和6”当中，她使用了消极被动的礼貌形式，以最大限度减少她对研究范围的干扰。具体来说，阿曼达对她的叙事与研究范围是否相关表示不确定：“我对它是否真的让我有感觉没把握，不过不管怎样吧，我希望回答了那里的一些问题”。在“音频日记2—8”中，阿曼达在结束录音时使用了积极主动的礼貌形式（“谢谢倾听”）。她的积极主动和消极被动礼貌形式的用法，有助于软化干扰、表达感谢，并反映了阿曼达在各段音频日记中与其叙事风格相互作用的女性性别化身份。不清楚的一点是，阿曼达为何参与本项研究（因为在入场焦点小组讨论中没有向她和其他人提出这个问题）。不过，在考虑自己的未来职业生涯时，阿曼达确实表达了对“全科医师医务”（General Practice, GP）的优先兴趣。

　　以下分析的结构，是按照沃顿（Wharton 2011）建议的探讨性别模式安排的，这种分析联系了阿曼达的身份、关系和环境，以便按照她在其音频日记中所说，充分了解和探讨性别化的生活体验。

　　音频日记中的交叉身份

　　叙事视角被人们明确利用来了解交叉身份在不同的小故事中是如何演示和协商的。对参与者来说，重复使用音频日记使其能够将讲故事的技能付诸实践，并思考其自我认同的身份如何影响其体验。定位视角则使研究人员可以按照某种结构来了解参与者叙述了何种身份，以及这些身份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构建的。具体来说，进行焦点小组讨论的价值，是有助于研究人员和参与者了解参与者对自己的交叉身份的历史定位。

　　阿曼达叙述了其不同音频日记中的多重交叉身份。这些身份包括性别（gendered）身份、性向（sexuality）身份、残疾身份、职业身份和教育（学生）身份。她通过自己的特殊词汇（如副词、名词等）、代词话语和情感话语叙述了对这些交叉身份的定位。在阿曼达参加的全部为女性的入场焦点小组讨论期间，该小组被问到性别对她们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阿曼达一开始就将性别描述为“女人”与“男人”在角色方面的一种“传统的”区分，而且只建构两种性别（如女人负责照料，男人负责狩猎）。她在该焦点小组讨论中自我认同为女性身份。不过，她在自己的性别身份与职业身份之间建构了某种紧张状态。在肯定地演示自己的性别身份时，她使用了副词（参见一段引语的末尾处）。关于自己的女性自我，她将自己描述为并不是一个“有女性气质的女人”，并通过使用代词描述自己对女性特质的自我感知来支持这一点：“（从）化妆和穿着（的意义）上，我从未真的将自己视为特别有女人味的女性”（入场焦点小组讨论发言）。阿曼达说，她“看上去”没有女性气质，不过她从其女性身份的另外一些方面建构起了性别的无处不在。使用主格代词“it”（它）和比喻语言“塑造”（shaping），她构建了其个人角色与职业角色之间通过性别与权力关系而相互作用的方式。正是在这里，阿曼达演示了其女性自我的温馨角色，公开思考了她对抚养孩子的想法。然而，阿曼达表达了对这种性别无处不在状况的某种抵触，并使用副词“too”（也）和负面的情感话语来强调这一点：“我所作的选择是被塑造的……我倾向于我愿意选择拥有像家庭的事情……我曾试图不让它过多地塑造我，因为……我认为那样不好”（入场焦点小组讨论发言）。

　　阿曼达谈到了女性特质（即想要某种家庭生活）与职业（即作出选择医疗保健专业生涯的决定）之间的平衡，是一种在其音频日记旅程中不断出现的紧张状态。在其性别身份（家庭生活）与职业身份（事业投入）之间达到平衡，对于阿曼达的职业生涯决策和继续学业来说是重要的。在就其个人与职业的交叉身份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权衡协商时，她表达了某种负面的情感话语（参见本节结尾处的引语）。而且，关于她未来的女性同行离开学业去抚养孩子，她提出疑问并表达了对自己的职业自我身份的担忧：

　　我肯定对（精神病学和全科医师业务）很感兴趣……而且我不……反对抚养孩子的想法……（但是）正是（抚养孩子）并非某种一定让我心动的事情……如果我确实开始进入（全科医师业务或精神病学），它确实让我有点担心，而……在我学习期间的某个时间点，我的女同行伙伴确实开始（离开）去抚养孩子，这也只不过是自然的事情。

　　（音频日记6）

　　阿曼达在其音频日记中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的范围很广。她使用“I”（我，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和“my”（我的，所有格人称代词），反映了对其身份和能动性（agency）的定位和建构（对于能动性与代词话语之间的关系，里斯和蒙鲁克斯（Rees and Monrouxe 2008）已经强调过）。例如，关于自己的想法（“我想”），阿曼达通常使用“I”，以便提供信息（“我在上眼科实习课”（音频日记1）），显示其行动（“我只是在看”（音频日记1））或建构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认同双性恋的人”（音频日记3））。在叙述和理解其性别身份的意义时，阿曼达改变了她的代词话语。当表现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残疾身份时，她使用人称代词所有格“my”：“我想，本周（发生的）让我们思考的主要事情……我的性别”（（音频日记1））。她使用“my”来告诉听众，她的叙事与其女性身份有关。正是在这些观点上，我们注意到参与者进行自我对话并与他人交谈，强调对自己体验的某种物主身份感觉。

　　关于阿曼达的学生身份，她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来演示其教育（学生）身份。她使用“we”，被视为她将自己列入学生群体：“我们（学生）被派去分管病人，去取病历来”（音频日记7）。她使用第三人称代词（“they”）来建构自己叙事中的他者。在她的叙事中，“they”被用来指其他医疗或护理人员。她还用“they”和“them”来说明作为一个女生的自己与她的男咨询师之间的某种距离。正是在此，涉及男咨询师时，阿曼达通过被动语态叙述了自己较低的能动性和存在距离的性别身份。她还谈到，在自己认同和联系作为角色模型的男咨询师时，自己的性别身份成了某种“障碍”：“他们把我搁一边”；“他们说看着我”；“并不是男咨询师不能接近……只是感觉在……我们（女性）与他们（男性）之间，存在（某种）小小的障碍”（音频日记6）。

　　阿曼达明确将自己的个人身份、职业身份和教育身份建构为一个“女医学学生”，并使用代词“me”来强调这种交叉性。她使用代词来向听众传达在叙事中“她是谁”，将自己建构为处在“女性”“医学学生”的交叉位置，而不是“女性”“双性恋”“医学学生”：“我不是某种认同为双性恋的人”（音频日记4）。在整个音频日记中，她的身份在所有各段录音中都叙述到，这些音频日记似乎为她提供了一个空间，供其分享体验，思考人们如何通过自说自话（self-talk）在这种性别化空间中生存。

　　用音频日记记载种种关系

　　本研究探讨了关系（relation）概念，既是为了理解故事中叙事者的身份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了理解整个音频日记中叙事者与听众的关系。音频日记与定位理论结合，使本研究有可能探讨相互之间的身份定位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形成和被打破。在考察性别视角时，时间分析（temporal analysis）让人们看到与参与者交叉性别身份相关的权力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的。

　　阿曼达叙述了自己职场学习期间与男性和女性医疗专业教育工作者（HPEs）相处的大部分体验。纵贯阿曼达的整个日记旅程，她叙述了在不同环境和与不同医疗专业教育工作者一起工作的经历。正是通过这些职场学习关系，笔者才能确定阿曼达如何表现和协商自己交叉性的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观察阿曼达音频日记各处，她叙述的通常或者是与男性医护人员的关系，或者是与女性医护人员的关系。而且，正是在她与这些人员的互动中她报告说存在紧张状态，这与她是否继续留来来学习和能够成功完成学业相关。这些紧张关系，将通过阿曼达叙述其职场关系过程中使用词汇、隐喻的情况和报告的言谈来探讨。

　　阿曼达使用区分性别的代词和名词作为建构他者身份的指示标记。叙述其他女性时，各种区分性别的词汇她都使用（这些我们将单独指出），包括代词（“she”“her”）和名词（“woman”“ women”“girls”“female”“females”“mother”“sister”）。相比之下，它用来描述男性的词汇则少得多，其中有代词（“him”“he”）和名词（“man”“men”“boys”）。她使用大多数区分性别的名词来描述男性或女性工作人员，除了代词之外，还有“girls”（女孩）或“boys”（男孩），她将这两个词汇专门用于她自己和（或）其他学生。在家庭这个主题上，在阿曼达联系其他女性的性别及其女性角色对其她女性进行建构时，我们可以看到，她在音频日记各处使用的代词是一致的，但她在对男性进行建构时就不是这样。这可能反映了她在入场焦点小组访谈和音频日记中围绕其交叉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形成的紧张状态，这是从其各段音频中可以确定的前后一贯主题。

　　在工作场所，阿曼达使用“fragile”（脆弱的）、“motherly”（慈母般的）、“caring”（体贴的）这样的比喻语言来建构她自己和其他女性工作人员的女性特质。不过，她对表现出女性特质的女性工作人员的感知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例如，在“音频日记4”中，阿曼达使用“cosy mothering”（温柔的母亲关爱）或“sister”（姐妹）这样的比喻语言，说明她对周围女性医疗工作人员或学生的关注，使用这些女性特质来说明她们的优势：

　　我当然……注意到有些女性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采取更加……温柔的母亲关爱方法……我不能肯定这是某种应当用来作为显示某种优势的东西，或者……某种应当……鼓励的东西。

　　（音频日记4）

　　在“音频日记8”中，她通过同样的区分性别语言（“motherly”）建构了女性医疗护理职业教育。不过，她用一种正面的观点叙述了护士交叉性的女性身份和职业身份：“我从性别化互动方面思考，（她承担的）更多的是一种慈母般的……角色，有很多病人……明显显得很好”。在音频日记各处，在建构女性医疗保健职业教育方面，尽管使用同样的区分性别的比喻语言，但阿曼达对表现女性特质表达了更多的关注，以提升医疗专业人员在工作场所的绩效，这种关注仅限于护理学的语境。

　　阿曼达使用人们的说法，叙述了她在自己的职场关系中受到歧视性话语影响的例子。在音频日记旅程中，她叙述了种种体验，据称男性工作人员（以不请自来提供职业生涯发展建议的形式）对她与性别身份有关的职业生涯选择作了歧视性的评论。具体来说，阿曼达描述了自己曾被认为不太愿意在紧张、耗费时间的工作场所工作：“医生们会说……‘如果你想有个家’，他们看着我说，‘那么这是个好的专业’”（音频日记2）；“想做些不太紧张、花费的时间和投入较少的事情，‘那她就必须有个家庭’”（音频日记6）。

　　阿曼达在音频日记中使用“据称”的说法，有三种作用。第一，她使用被动语态来叙述她较低的能动性以及与医疗保健工作人员有关的权力——“他们也许认为我是比较脆弱的”——亨利等人（Henley et al. 1995）曾报告过这种修辞语态的概念和能动性。第二，她使用生理学的标记（如详细解释眼睛凝视、肢体语言），在自述的言论中向研究人员传达信息，叙述了作出歧视性评论的情形（“他们说看着我”）。第三，阿曼达通过在自述说法中使用“他们”和宾格的“我”，继续拉开自己与医生们的距离，叙述了她自己或者说无权无势的宾格“我”与工作人员或者说权力强大的“他们”之间的某种权力失衡。在此，我们看到，在男性主导的环境里，在她的整个日记旅程中存在着不断拉大的距离。

　　据称是男性工作人员的歧视性话语，导致阿曼达对继续留在某些医疗保健专业学习作了反思（前一段文字的引文就是例子）。而且，通过对被含蓄地鼓励追求从事被认为对女性友好（因此让她可以抚养孩子）的专业，阿曼达表达了某种抵触，这些修辞作用和歧视性话语在阿曼达谈到体验的各处都有叙述，是通过其参与音频日记过程能把握到的不断出现的主题。

　　将空间和环境记入日记

　　环境和空间对于了解参与者的性别区分体验很关键，因为环境是说话人叙述的物理世界，由其他的人（即医疗教育工作者、医疗保健工作人员）和物（即病床、医疗设备）构成。对空间的探索，是通过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巧妙地得出所叙述的性别景观和权力景观。正如本项研究显示，音频日记研究不是仅仅关注对入场焦点小组讨论的分析，而是要求研究者考察男性主导或女性主导的环境和空间当中人们如何对环境与空间的关系作出不同的叙述。

　　在阿曼达花在本研究项目的时间当中，她叙述了在神经病科、皮肤病科、眼科和传染病科等多个实习场所的情况。观察阿曼达音频日记各处，她明确建构了神经病科和皮肤科区分性别的环境。不过，在考察她如何叙述眼科和传染病科时，阿曼达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正面的情感话语（“好”）和职业语言而不是区分性别的语言来建构其实习场所。可能是阿曼达感觉没有必要在眼科和传染病语境下建构一种区分性别的环境，表明这些可能在她看来是中性的环境。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着手探讨阿曼达如何建构神经病科中男性主导的医疗保健环境，然后了解其对皮肤科由女性主导的环境的体验。

　　在同一个星期的开始和周末录制的两段音频日记（音频日记4—5）中的各处，阿曼达将神经病科建构为由男性主导的场所。她使用副词“特别是”（especially）和“肯定”（definitely）来形成某种陈述句的语气，强调并提醒听众注意神经病科是一种“区分性别的”病区（正如贾里（Jary 2020）证明的那样，这是陈述句的一种报告作用）。就其在这种工作场所背景下演示的交叉性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阿曼达特地建构了种种权力关系和等级关系。例如，她描述了在高级专业角色中的男性主导地位：“那里的所有医生都是男的，特别是会诊医师（consultants），肯定地说“（我）没遇到过女性神经病科会诊医师”（音频日记6）。她还描述了女性在护士、职业治疗师和理疗师当中的主导地位：“所有护士都是女性，有几个职业治疗师和理疗师……多数是女的”（音频日记6）。

　　阿曼达用比喻语言建构了男性医生与女性医疗保健工作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她使用像“优哉游哉”（swanning）这样的比喻语言叙述会诊医师的权力角色，以将医疗保健专业教育工作者建构为自视高级和夸张炫耀：

　　优哉游哉、做这些诊断、弄出这些方案的男医生，很那个似的。然后，女护士、理疗师之类的，就落实他们的愿望。

　　（音频日记6）

　　在一种以动物为主题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中使用比喻语言（“狗”“打杂”“搬东西”），阿曼达将与之为盟的医疗保健工作人员建构为从属于医生，将她们描述为对医生卑躬屈膝：“一大帮女人，就是做那种狗的角色、打杂、搬东西”（音频日记6）。

　　观察不同时间的情况时，阿曼达对这种性别环境的建构没有变化，她继续将神经病学描述为一种“男人主导的”专业。不过，在那个星期的后半段时间，她试图了解为何由男性主导。她使用负面情感话语，说明了为何女性可能感觉权力被剥夺和受到神经病这种男性主导环境阻吓的原因：

　　是否有某种东西阻止女人不让她们进入（神经病科），是不是因为它多是男性主导，因此女人感觉比较受到威胁（或）孤立，并不让我觉得奇怪。

　　（音频日记5）

　　阿曼达继续用比喻语言传达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的无力感：“她们是不是被推到了一边”（音频日记5）。通过她对男性主导的神经病科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的建构，阿曼达从两个方面对其在神经病学科的未来继续学习和成功前景作了反思。首先，她用负面的情感话语描述了这种性别环境：“它只是使神经病科不是显得那么友好”（音频日记6）。其次，她叙述说，这种工作场所不认同“女会诊医师”的身份，意味着她感觉自己无法找到一位年长的女性去“钦佩”并与之“产生同理心”。

　　阿曼达将皮肤病学建构为一个由女性主导的医疗保健专业：“皮肤病学被视为供女性从事的一种事业”。她相互交叉的性别身份和残疾身份（她说自己犯有一种皮肤病），从两个方面对她在皮肤病学方面的继续学习和成功产生了不利影响：首先，她的残疾身份据说阻止了其在皮肤病学方面的事业；其次，她表达了对于以下一点的担忧：其他人会怎样将在性别适合的环境中的女性视为可能讨厌这个专业。阿曼达叙述了她的残疾身份以前是怎样说服自己从皮肤病职业生涯退缩的，并使用一种陈述语气强调这一点。她使用比喻语言“触到痛处”，传达围绕其皮肤病方面的残疾身份形成一种高度敏感性。与其残疾身份一起发挥作用的是，她说到了其他人会如何看待皮肤病科这种女性的环境，并使用“被看到”“被观看”这样的词汇来表示他人如何看待这种环境。她叙述了对某种成见威胁（stereotype threat）（肯尼和布林纳（Kenny and Brinner 2015）指出的一种现象）的抵触，这种威胁针对的是她所追求的一种以女性为主导的专业，因为她是女性：“我说的（是），我不想选一种职业生涯，因为其中的女人比较多”（音频日记8）。

　　探索阿曼达在皮肤病学方面的定位时，她使用比喻性话语有礼貌地传达并软化了其对医疗保健各专业的抵触，认为这些专业因性别而不是因为专业“优点”（merit）而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当任何一种特定的专业……通过其性别的长处（virtue）而不是（其）优点就被视为女人的专业或男人的专业，它确实会给我带来一点烦恼”（音频日记5）。

　　音频日记的时间分析

　　音频日记研究领域中的时间，对于数据的解释和分析来说至关重要。探讨种种身份、关系和环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发展、成型，会让人们看到一幅关于参与者旅程的更丰富画面，这种画面与参与者交叉的性别身份、成绩和学习期限这样的问题相关。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医疗职场学习的叙事是如何在整个音频日记旅程中变得清楚易懂的，与此同时，像阿曼达这样的参与者进行自我谈话（self-talk）和反思，有助于人们理解其对不平等的生活体验。下面的讨论，将说明一种时间分析法是如何可以利用音频日记，补充我们对不同时间的个体交叉身份、定位和语言的理解。

　　在探讨阿曼达不同时间的音频日记时，她叙述其交叉身份的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巧妙。在项目一开始，她就向焦点小组中的参加对话者和研究人员叙述了在其交叉性的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之间在权力方面的紧张状态和冲突。特别是，当她建构自己不同的职场性别关系（尤其是适应性别的互动）和在区分性别环境的语境（男性主导和女性主导的语境）中对成见的抵制时，其工作的交叉身份特别明显。正是通过这些持续存在的紧张状态，阿曼达对自己的未来职业生涯决策进行了反思。

　　首先，她的负面情感话语，与她可能被认为应当选择更灵活、对女性更友好的医学专业有关。其次，阿曼达表达了对她的性别身份赋予其职业自我（professional self）过大权力的担忧。我将阿曼达确定为正在处理某种成见威胁，想要避免被视为由于其女性身份而选择某种职业生涯。她给自己的某种女性身份附加了抚养孩子的角色，但又叙述了其性别身份与职业身份中的某种冲突，其中，通过叙述自己不顾他人的歧视性感知而抱持的职业抱负，她对这种针对女性的成见作了抵制：

　　我以前说过，我想去做精神病治疗或全科医生。会诊医生说，“那些专业，对于抚养孩子……”，正是在我的眼科实习课上……有位男医生……在手术期间……这使我产生了一点错的想法，让我伤心……我想做这些的原因，是这样的事实：有更多的灵活时间，因此压力不是太大……不过对我来说，也不完全是抚养孩子的问题，更多的是与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有关……我对研究或教育工作很感兴趣。

　　（音频日记1）

　　在更细致地探讨阿曼达的经历时，她表达了对在神经病学实习课等男性主导的环境中缺乏女性角色模型的担忧。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缺乏与女性角色模型的接触，会阻止女性追求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的职业生涯，对继续学习构成一大问题。这种相互影响与学生受到歧视这个更大的问题有关，增加了学生从高校辍学、阻碍学生投入学业（或成功完成学业）的风险。此外，阿曼达说，她不想寻求在皮肤科的职业生涯，因为她自述皮肤残疾对她来说太“触到痛处”。在其音频日记通篇都说到的这种障碍，突出表明这个主题对她而言多么重要，只是在探讨数据和主题时，随着它在不同的时间被不断提到才确定下来。

　　交叉性、定位和音频日记的讨论

　　尽管本文介绍的是一个案例研究，但这种探讨把握了从参与者的其他音频日记旅程得出的见解和学识。通过这些音频日记旅程可以看到，一次又一次地被说成不具包容性、据说工作人员参与程度较低的学习体验，往往导致参与者感觉对所学专业的追求受到了阻挡。这些研究发现，与本文讨论过的文献是一致的，这些文献以跨部门的方式探讨过这些问题，很少关注参与者不同时间的交叉性身份（例如，Edgar 2015; Tiwana et al.2014）

　　这些参与者对其职业生涯决策的权衡是一种持续的协商。这被认为与其交叉性身份有关。对此，在所有音频日记各处都有叙述。从本研究涉及的医疗保健参与者的研究样本来看，这些参与者不仅指望通过职场学习促进学业的完成，而且也仔细就哪一个实习场所（和实习场所的各个专业）可能最适合其交叉的个人身份进行过协商权衡。例如，女性参与者往往谈论与其在职业身份（医生、护士等）与个人身份（如母亲、双亲之一、家庭）之间达到平衡有关的未来职业生涯决策，而男性参与者则只谈论对某个专业课题的内在兴趣，而不是个人责任与职业责任之间的平衡。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很少有医疗保健专业教育研究明确探讨过医疗保健学生如何形成其交叉身份的概念，以及这些身份在职场学习、未来继续学习和完成学业方面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怎样的变化。医疗保健专业教育研究的文献，通常只集中关注医疗保健参与者的职业身份如何在与其个人身份分开的情况形成和发展（例如，Monrouxe 2009; Wasserman and Frenkel 2015）。此外，在已经评述的使用纵向方法探讨继续学习和成功完成学业的研究当中，作者们集中关注的是探讨学生在考试业绩方面的社会心理特点与学员减少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Bernold et al. 2007; Parker 2005）。这意味着人们很少了解医疗保健学生的交叉身份、区分性别的环境和学习生活体验是如何以日记方式记录下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其继续学习和完成学业的。利用音频日记中的交叉性理论，揭示了在不同时间、在男性主导或女性主导的环境的背景下，医疗保健参与者如何叙述其相互交叉的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之间的紧张状态和权力冲突，就像阿曼达的音频日记旅程所显示的那样。这为有关音频日记如何使参与者能够分享有关其最难忘的区分性别事件的实时数据的研究提供了支持，希斯洛普（Hislop 2005）同样描述过这一点。参与者多重交叉身份之间的、与身份相关的紧张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错综复杂了。

　　叙述其学习体验当中的交叉性身份的参与者注意到，这些在影响其职场学习方面具有核心作用。不同参与者的音频日记旅程各处存在的同样一些反复出现的紧张状态（例如，不断出现的、赋予其职业身份过大权力的性别歧视），对参与者的未来继续学习（或职业生涯决策）和在实习场所的表现有着不利影响。不断出现的紧张和障碍，构成了音频日记中的重要分析点，可以将其与其他音频日记旅程进行对照和比较，以便了解处于类似区分性别环境中的个人音频日记的不同体验。尽管从方法论思考方面看音频日记只是一种个人的旅程，但本项研究鼓励将其与一小批参与者一起分析，以确定和探讨不同参与者的旅程的各种类型。

　　在参与者形成其职场学习体验的时候，影响其对职场学习的参与、与他人的权力关系及其环境的因素，是随不同实习场所而异的。这意味着这些不断变化的因素在促进职业成功方面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医疗保健专业教育的研究很少探讨学生相互交叉的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在不同的时间如何与其职场学习体验相互作用。这种研究通常反映的是支持和参与对提升学生学习体验和成功完成学业的重要性（例如，Bleakley 2013; Cook et al. 2012; Witte 2006）。音频日记分析的研究发现提供了一些见解，让人们看到进行职场学习的参与者受其相互交叉的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很大的影响，这些身份既可以作为教育的促进因素也可以作为障碍发生作用，随不同的实习场所而异。

　　在本研究关于参与者职场学习旅程的样本中，从促进因素到障碍，其间变化非常之大。从不同实习场所的参与者报告的不同教学参与水平和获得机会的程度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性别不和谐（gender discordant）的环境（如男性医疗保健工作人员鼓励女性学生不要追求麻醉专业，而是要追求更加由女性主导的专业），人们报告的更有可能是障碍，而在性别和谐（gender-concordant）的情景（如一位女性参与者描述说，在女性主导的情景下感觉得到了很好的支持）下，人们报告的更多是促进因素。在不同的时间，参与者的权力关系是不同的，与性别不和谐情景相比，在性别和谐情景下，参与者往往表示有一种得到赋能的感觉。音频日记中不断提到的逆境，有关参与者的交叉性身份在不同时间和多种实习场所成为障碍（如低水平的参与，与老师接触少，因其身份遭到排斥）这一点作为日记主题出现，传播了对医疗保健专业的负面想法。这也可能导致对工作人员的负面想法，对参与者在其职场学习环境成功完成学业产生不利影响。

　　从音频日记中学习

　　了解参与者如何使用音频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们如何记录自己的反思并与之相互影响的见解。在阿曼达的例子中，她在不同实习场所使用手机坚持录制音频日记，定期用电子邮件发给研究人员。这种叙述自己身份和环境的反复实践，让人们看到其所进行的自我对话和对自己的体验和遇到的不平等的理解。对音频日记资料的语言学分析，使研究者得以了解时间如何变成音频日记旅程中不可或缺的分析点，仅进行跨部门访谈和仅靠焦点小组讨论的资料，是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探索的。此外，研究者与参与者的长期接触，而不只是做研究和收集数据，形成了一种更强有力的协作状况。

　　将音频日记与交叉性、定位和社会语言学理论视角结合在一起，使得音频日记语境下的研究者可以对参与者在不同的区分性别环境下如何操纵自己的交叉身份进行再现和重新思考。这是对时间这一建构因素对于参与者和分析者来说无处不在的反思。通过定位视角探讨自述言辞、比喻语言和代词使用等互动话语的特征，突出显示了人们可以如何让交叉性身份浮出水面，并运用音频日记方法对其进行探索。

　　从时间要素来看，我们注意到，探索交叉性和定位仅局限于分离开的各段音频日记，我们可能失去录制音频日记的不同时间之间的一些丰富资料，这可能是音频日记方法的局限。对音频日记方法的另一种批评是，这种研究方法给予那些本地语言更流利的参与者更多的优势，这可能引起对族群性和阶级精英论的反思，并且不经意地将那些用各自的语言表达不清楚的人排除在外。

　　本文介绍了对资料的一种社会语言学和定位分析，它高度集中于互动中的谈话，说明了参与者在与这种研究方法互动时如何交谈。尽管情感并非这种分析的核心聚焦点，但这种方法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理论视角，包括关于音频日记当中的情感和认知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进一步建构。

　　这种音频日记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注意如何把握参与者在不同时间的语言风格，学会并理解参与者自然而然的互动中谈话的特征。这种详细程度使研究者与参与者的音频日记之间形成更密切的关系，大大增加了获得详细信息的机会，通过社会语言分析方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像音频日记这样的多用途研究工具，与很好配合的多学科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结合，可以使参与者能感到与研究过程有更多的联系。这也使研究者拥有特殊的优势，将时间性的丰富性置入对交叉性、身份和定位的解释和分析之中。

　　感谢Susie Schofield医生、Lynn Monrouxe教授、Charlotte Rees教授、Rola Ajjawi教授对本项研究的最初设计、确保博士论文研究和女性访谈资料收集的资金提供的支持和反馈。感谢Rakhee Verma为本文所作的校对。

  （本文注释内容略）

　　叶劲弦译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