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借用表演性设备和身体意象的概念，本文的目的是探索被诊断为阴茎癌并进行治疗的男人如何构建其关于阴茎和术后毁容（阴茎切除）的意象。使用旨在获得最广泛疾病和治疗阶段体验的最大变异抽样法，27位做过手术治疗的顺性别男子（年龄48—83岁，样本=63）同意将其数据存档以供分析。这种建构主义主题分析法从一种拟剧化观点对术后有关阴茎的直接和间接谈话作了探讨。分析表明，通过披露的关于不再是男人感觉的生动系列叙述，参与者建构了一个他们既想看又不想看其阴茎的阶段。此外，参与者通过他人将自己建构为难为情情绪的管理者，将自己视为遭到了可能有欲望的（女性）“他者”的拒绝。这些发现，通过说明术后阴茎外露时如何作为某种隐性但发自肺腑、创伤性的东西发挥功能，拓展了关于男性外生殖器的研究。重要的是，本文说明了身体意象作为表演性设备在男人形象形成中作用，这种形象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主体间（性）客体。

　　彼得·布兰妮（Peter Branney）是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曾从事一项在国际上领先的获奖研究项目，探索男人和女人如何参与医疗保健计划、如何面对健康威胁以及如何改善他们的医疗保健体验。布兰妮博士曾与人合作撰写英国卫生部《性别与获得医疗服务研究》报告，并领导进行了首次对“阴茎癌患者体验”（PEPC）的全国性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网站www.healthtalk.org. Email:p.branney@bradford.ac.uk

　　卡尔·威蒂（Karl Witty）是一个经验丰富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拥有经过验证的在高等教育和志愿部门工作的经历。他精通关系管理、经纪业务和定性研究，对第三产业和公共部门（third-and public-sector）的相关工作拥有丰富的知识。他拥有约克大学的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士学位和当代文化社会学硕士学位。Email: karlrwitty@gmail.com

　　由于男性生殖器是造成男性失能、罹患各种疾病及引发感染的潜在部位，我们有必要拓宽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关注范围，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年轻且健康的男性生殖器尺寸的考察。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癌症等一些与年龄高度相关但却属于难言之隐的疾病也日益增多（United Nations 2013），而随着新治疗方法的涌现和治疗水平的提高，我们有必要了解年龄较大的男性是如何经历身体状况不断变化的。男性罹患的阴茎癌便是这样一种引发身体改变的状况，它可能破坏男性正常的泌尿功能，影响人们对自身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身份的认同。

　　在本文中，我们将论证的是：我们的研究揭示了男性特质（manhood）（至少是部分地）是通过阴茎体现出来的，这种认为自己是男子汉的感觉与男性身体的结合，会由于对癌症进行外科手术治疗而被割裂，从而让人感觉不再属于男人。在解释人们怎样将阴茎概念化为表演性设备（expressive equipment）之后，我们将呈现一项对被诊断为阴茎癌并进行治疗的男性进行的访谈研究，然后考察男性生殖器身体意象研究（genital body image research）的潜力。

　　作为一种表演性设备的阴茎

　　本研究把戏剧当作一种隐喻来理解日常生活（Goffman 1959），按照莱辛（Lessing 2019）的研究思路，我们的理论主张是：阴茎是某种表演的一部分，其蕴含的意义或多种意义取决于人物、道具物件和人们之间的互动。借用戈夫曼的“表演性设备”概念，可以说阴茎是戏剧中的人物在其表演中“有意或者无意”（Goffman 1959, p.13）地使用的一种物件。表演性设备的物件可以以实物的形式存在，可能是可见的，也可能是隐晦的或隐藏起来的，如藏在衣服之下。此外，表演性设备还可以彼此发生关联，形成戈夫曼所称的“场景”（Goffman 1959, p.13），给人某种位置或者地点的感觉意识。例如，裸体的男性（而且女性不在场时）与储物柜的存在可能造成一幅男性更衣室的场景，而身体相对于物体的方向以及衣物、毛巾等的使用，主要是为了遮盖自己的阴茎使之不暴露在场景中的目光之下。表演性设备也可能形成“个人的前线”（Goffman 1959, p.14）。这一说法类似于詹姆斯（James 1918）的“物质自我”（material self）概念：“我们每个人的物质自我当中最内里的部分是身体；相较于其他部位，身体的某些部位似乎与我们更加亲密”（James 1918, p.292）。也就是说，表演性物件，无论是我们自己如何掩盖或装饰的身体部位、衣服，还是物件，都会在我们的自我的表演当中发挥某种作用。确实，物件可能具有能动性（agency），如在性活动中处于某种“执行位置”（Potts 2000, p.85），然而却受到其所体现的、非理性的、基本的动物性欲望所驱动而进行强迫性的冒险行为，因此会作为其拥有者的借口发挥作用（Cameron 1992; Potts 2001）。戈夫曼将“设备”一词用于这个概念，是有些无奈的，因为该词引导我们关注男性特质的机械性、惯常性方面（例如，参见Gough 2009）。

　　我们甚至可以将阴茎视为身体的一个部分加以研究，这是当代关于人类身体的原子化本体论（atomistic ontology）研究的结果。在这种研究中，人类身体可以“分部分切开、打开缺口、进行局部研究并进行重组”（Shildrick 2008, p.31）。因此，作为生殖器官，阴茎是可以用于解剖的身体部分，它使人这种动物具有自然表现为男性而非女性的潜能（Laqueur 1992）。的确，用于理解世界的生物医学模型（Flowers et al. 2013）也意味着阴茎可以通过勃起、插入和射精等行为展现其拥有者的男性化特质，同时也可以充当医生用于揭示病患失能、疾病以及泌尿功能障碍、功能失调等疾病的解剖部位。例如，弗里思（Frith 2013）发现，在没有性高潮的情况下，两性的性交行为被定位为失败或功能失调。随之，“阴茎体的刺穿和推进能力的丧失会扩展至男性的周身，从而使他失能、丧失性能力并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Potts 2000;另见Potts 2000, p.94）。这一点，可以说从大众对心理健康的年轻男性与具有男性气质的男性的阴茎尺寸的关注行为上得到印证（Brennan et al. 2015; Johnston et al.2014; Lever et al. 2006; Martins et al. 2008）。

　　作为身体意象的阴茎

　　身体意象（body image）为人们对阴茎的思考研究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补充手段。从笛卡尔将理性、阳刚的男性思维特质与肉体、女性的思维特质分离开始，关于人类身体的——用多伊尔（Doyle 2008）的话来说——“原始材料”和身体意象的研究长期以来就聚焦于女性。这一点，与心理学对异常行为的关注和生物医学科学（如流行病学、解剖学）的发展方式是平行的，人们将男性身体没有问题需要破解视为医学规范（Grosz 1994），把外科手术这种体力劳动提升到“血气之勇”的高度（Doyle 2008）。正如历史学者多伊尔指出，“作为科学探究及性别差异的研究场所，女性的身体已经被给予过多的关注”（Doyle 2008, pp.10-11）。这也解释了为何希茨-约翰斯通指出：“男性的身体从未被解剖分析，也从未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Sheets-Johnstone 1992, p.69）。因此，身体意象研究的重点一直聚焦于女性对身体的不满意，尤其是病态性的饮食上（例如，参见Rumsey and Harcourt 2012; Smolakand Levine 2015）。随着男性身体逐渐成为保湿霜和化妆品（Hall et al. 2012）的营销对象和消费市场（Grogan 2008），研究人员开始考察身体意象与男性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表面上能够凸显男性身份的特质，如被誉为像“熊”一样强壮的“威猛帅哥”（如Monaghan 2005）、健美运动员（如Monaghan and Hardey 2009）、男同性恋（Jankowski et al. 2014），以及以都市美型男为代表的自我确定的新型男性特质（如Hall et al. 2012）。还有一些研究观察对男性生殖器进行的改动，如包皮环切术（如Rudrum et al. 2017）、腹股沟剃须（如Hall 2015）和阴茎增强术（如Brubaker and Johnson 2008）等。

　　现有的研究尽管忽视了疾病在重塑身体方面的作用，但其中确有少量涉及生殖器身体意象的问题。关于心理意向测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自己生殖器外形、尺寸这些具体指标的满意度以及这方面的总体感受，以及这些部位的外观、颜色、形状、尺寸、气味、质感等（关于生殖器身体意象测量指标的汇总，参见生殖器官身体意象项目表，以及DeMaria et al. 2012; Herbenick et al. 2013; Morrison et al. 2004; Winter 1989）。尽管生殖器身体意象研究相较于传统的身体意象研究所设定的年龄跨度较大（从18岁到68岁不等），但此方面的研究仍然偏向于聚焦从外表看上去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残疾与疾病因素在男性构建自己的生殖器意象方面所起的作用。

　　传记中断（biographical disruption，男性患者以片段式传记的形式陈述自己的经历——译者注）的概念（Bury 1982; Williams 2000），有助于研究者在本研究中采用戏剧化方法来研究男性患者对自己身体意象的心理观念。男性患者的传记之所以以片段化的形式呈现，是由于长期罹患慢性病所致。他们不得已只能断断续续地讲述自己对自身性别身份认同的演变，如当身体罹患疾病而变得失能时，他们如何努力使身体恢复正常，以及当某一身体部位失去功能，失能部位在构建自我性别认同过程中如何变得更加显著等。例如，阴茎可以强烈影响自我身份认同感（Kelly and Field 1996）。这种影响是通过经年日久的排尿后尿液残留量、状态不稳定的逼尿肌以及尿流量减少、排尿量减少而发生的（Madersbacher et al. 1998）。更重要的是，帕克斯顿和菲西安（Paxton and Phythian 1999）发现，男性对自己身体形象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健康影响。健康在构建男性的自我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已经被一些定性研究的发现进一步证实。这些研究认为，上了年纪的男性不太接受吉拉德和希克斯（Gilleard and Higgs 2000, p.59）提出的“抗衰老实践”概念，因为这个所谓的概念将美学定义为健康和性能提升（Drummond 2003; Ojala et al. 2016）。阴茎癌就是这样一种改变男性身体状况的疾病，我们可以预期此病会使男性的生殖器官失去作为“表演性设备”的功能，并影响男性的自我身份认同。

　　阴茎癌

　　西方国家的人口罹患阴茎癌的数量很少。在欧洲与美国，阴茎癌的发病率不到十万分之一。治疗阴茎癌遵循的方针是用手术治疗，这就意味着外科医生需要切除肿瘤以及周边看起来不健康的组织（Pizzocaro et al. 2010）。通常实施手术的医生需要切除2厘米左右的周边组织，但也有医生认为，切除低于2厘米标准的组织也是安全的（Minhas et al. 2005; Smith et al. 2007）。实施外科手术治疗阴茎癌所需的住院时间并不长，患者恢复速度很快。外科手术治疗阴茎癌的成功率也很高。如果医生在阴茎癌早期阶段诊断并实施外科手术治疗，治愈的概率可以达到80%以上，至少可以给病人延长5年的生命（Pizzocaro et al. 2010）。有少数研究发现，术后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性功能下降、性欲和性满足度降低（Branney et al. 2013; Maddineni et al. 2009）。一般而言，对肿瘤周边的组织切除越多，对男性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就愈广泛（Opjordsmoen and 1994）。在回顾相关研究文献时，布兰妮等人（Branney et al. 2013）认为，尽管所利用的问卷调查法可以轻易地在诊所环境中收集到所需的数据，但把时间花在对病患的深度访谈上并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分析，效果会更好一些。的确，定性研究法可以深度揭示手术对患者术后生活所产生的广泛影响（Witty et al. 2013），以及患者对自己男性特质感觉的变化（Bullen et al. 2010），表现为幽默感丧失（Branney et al. 2014）和情绪崩溃（Branney and Witty 2016）。

　　目的

　　“阴茎癌患者体验”（Patients Experiences of Penile Cancer，简称PEPC；Branney et al. 2011）是一项访谈研究。该研究通过对患者提供的访谈话语进行分析，把研究发现制成短视频、音频以及语录呈现在颁发奖励的网站www.healthtalk.org上，使其成为医生与患者可以使用的丰富信息资源。该项研究的参与者准许研究者把访谈资料整理成档案，供人们进行深入分析。由于研究罕见状况的难度，研究者有必要充分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参与者的时间和所采集的访谈资料，在开始新的研究之前做好对每次访谈所获资料的分析。因此，“阴茎癌患者体验”访谈为研究者通过戏剧化的方式让一些顺性别（cisgender，指顺应自己的生理性别，是跨性别即transgender的反义词，通常用来形容对自己的生理特征和生理性别完全接受甚至喜爱的人——译者注）男子谈论自己的遭遇与经历来对其进行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所诊断和治疗的阴茎癌患者如何谈论自己的阴茎及其所经历的术后外形损坏。与肖等人（Shaw et al. 2018）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似，我们在本文中采用溯因推理法（abductive reasoning）就男性病患对其阴茎的访谈话语进行合理的解释（另请参见Peirce 1992, 1903; Shaw and Hiles 2017），而不是对某种假设进行验证。

　　方法

　　我们采用普鲁默所称的“人生短故事”（Plummer 2001, p.19）方法设计，对男性患者进行一系列长达一个小时左右的访谈，而不是对他们进行一次性、长时间、内容涵盖广泛的自传体式深度访谈。这些访谈以某个泛泛的开放性问题开始，即“请您谈谈您最早开始怀疑自己的生殖器官出了问题后您的经历”。来自英国各地的28位顺性别男性接受了采访，其中27位受访者同意研究者把他们的访谈资料存档以供进一步分析。接受访谈的受访者年龄范围是从48岁到83岁（平均年龄为63岁）。所有的受访者均处在术后0—15年的时间范围内（平均术后3年）。所有受访者都接受了程度不一的外科手术治疗，从包皮环切到切除阴茎。患者接受诊断时的平均年龄为63岁（年龄值域是 41—82岁）。在接受访谈的受访者中，有17人表示自己已婚或有伴侣。有27名受访者称自己为白人，只有1名受访者为亚裔, 反映了英国的患病率。

　　应当大致说明的是，本研究所依据的理论视角是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social constructionist）认识论（Burr 2003）和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critical realist）本体论，或者麦迪尔等人（Madill et al. 2000）所指的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按照邦奇（Bunge 1993）和瓦特金斯（Watkins 1994）的观点，我们认为在知识（包括有关阴茎的知识）的生产中存在某种内在的主观性。在微观层面，这意味着我们把对病患阴茎的研究重点放在阴茎癌这种病理现象以及以行为作为导向的日常表现之上，同时考虑到相关角色的经历以及阴茎表现行为的针对性。在宏观层面，用吉尔根的话说，阴茎是“社会制造物或者说人与人之间有着历史与文化定位的交往的产物”（Gergen 1994, p.49）。因此，过往的表演既有创造力，也有局限性，既使阴茎表达意义成为可能，也受到限制，而过去在当下的表演中是重新操作、重新诠释和重新建构的。正如拉甘所言，“就历史当下的情形被历史化而论，历史讲述的是过去”（Lacan 1988, p.12）。

　　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对访谈数据中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进行探讨，我们采用建构主义学派的主题分析法的意图是工具性的，非常有助于承担麦迪尔和高夫（Madill and Gough 2008）所称的“总体性任务”，采用溯因推理法来揭示访谈资料从什么方面让我们增加了对以下问题的理解：如何对男性阴茎进行概念化。在进行这种分析的过程中，在对“主题”进行定义时，我们遵循麦迪尔等人（Madill et al. 2018）的观点，采用布劳恩和克拉克（Braun and Clarke 2006）小心翼翼地构建的关于主题的四个维度。在本研究中，主题的第一个维度是在男性病患术后有关阴茎的访谈资料中，本文仅仅详细分析某个特定的方面，而非对访谈的方方面面进行剖析；第二个维度是对访谈资料采用溯因推理法逐步积累，同时承认这些讲述仅仅部分地呈现阴茎的日常表现行为（完整性是无从掌握的），并据此与早已成型的身体意象理论进行对话；第三个维度是潜藏的，而对言辞进行语义解释，试图考察的是“赋予其此种特定形式和意义的特征”（Braun and Clarke 2006, p.84）；最后，第四个维度是通过批判现实主义和戏剧化的方法来呈现主题，其中，受访者的讲述被视为具有历史与文化定位的表演，这些表演既创造同时也限制了阴茎通过其表达意义的可能性。通过多个研究人员的参与以及与慈善组织代表组成的专业咨询小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分享研究发现，本研究的严谨性得到了提升（Pope et al. 2000）。一些摘录将在“研究发现”一节中列出，然后进行详细讨论。这意味着我们要求读者的注意力需要在不同的内容（从受访者提供的说明性访谈摘录到我们对访谈摘录的分析）之间来回切换。本研究所讨论的话题对受访者和研究人员都极具挑战性（但访谈中受访者有时表现出风趣幽默的一面，有时又显得谦卑无比）。访谈的话题很可能也比较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研究发现

　　我们采用建构主义范式下的主题分析法对术后男性患者的访谈话语以及暗指意义进行分析，从中确定了两个主题：流露出不再属于男人的感觉；主体间的男性特质（intersubjective manhood）。我们将依次讲解这两个主题，并提供采访中的话语摘录，以便对分析作出说明。

　　流露出不再是男人的感觉

　　在谈论他们各自的经历时，每一位受访者都构建了一个所谓的术后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们自己的阴茎都成为凝视、思虑与触摸的一个既爱又恨的对象。该时间段是以顺序叙述（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方式构建的，即每人的叙事顺序都是从术后的几天或几周开始。当时，生活中的一些情形（摘除绷带或者沐浴等）使这些病患不得不暴露自己术后的阴茎。在开始顺序叙事之前，接受访谈的男性病患表示他们根本不想看见术后阴茎的样子，从而产生一种矛盾情绪和紧张感，直至抱着这种心态而揭开阴茎的面纱。

　　摘录1

　　嗯……我知道这个……我不想，简直不想知道医生做了什么手术。我甚至不敢用我的手去摸那个地方。就是不想。我知道有些东西没有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没了……（马克）

　　摘录2

　　我就是个胆小鬼，简直不敢看。嗯……我能看到试管一样的东西从我的睡衣里伸出来，还有一个袋子。我知道我穿的睡衣里有一条导尿管。但是……嗯……我不想看那个东西……我走进浴室洗了个澡……呵呵，我往下看了一下，（轻轻地笑了一声）看到了怎么回事……嗯……真的有些害怕。（约翰）

　　马克（摘录1）通过反复使用“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等话语表达了自己的矛盾心态，不断提到他不想看那个被动了手术的地方，尽管内心里也很想看一下。约翰（摘录2）明确地说自己害怕，说自己“就是个胆小鬼，简直不敢看”。然而，所带的一些医疗辅助用具吸引了他的目光，让他有了想法，想看看动过手术的阴茎是什么样子。摘录2 采用了顺序叙事手法（“我走进浴室去洗了个澡”），引起了读者的想象，约翰已经从以前的脏变为干净，好像他不只是看到术后的阴茎都剩下了什么，不过他与癌症远离了。

　　手术后时期对每个参与访谈的人来说长短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以生动而详细地描绘看到自己术后阴茎的情况而结束。在讲述中，受访者或者谈到自己在保健中心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病床上观看术后的阴茎，或者自己独自在卫生间观看术后的阴茎。在两种场合，都需要在医护的扶持下才可以坐下或去卫生间和浴室。这些病患在看到自己术后的阴茎时，随之而来的都是心情五味杂陈、难以道尽的主观体验。

　　摘录3

　　谢天谢地，是麦克米伦医院的护士过来说：“哦，我听说他们把绷带取掉了……听说一切都正常”（弗洛斯蒂）。嗯……就这样，（弗洛斯蒂）变成了另一个（弗洛斯蒂）。于是，她扶着我坐起来，我可以看见那个被动了手术的地方。你知道，明显就是那个地方，我还是有点儿震惊，因为以前不是……嗯，大小跟以前不一样了（笑了起来）。” （弗洛斯蒂）

　　摘录4

　　我看见术后的那个东西时，我在想，好吧……应该跟之前没有什么变化吧？只是比之前小了一点儿，但还是那个样子吧？与之前的鸡鸡完全一样的吧？一样的吧？终于……当时我想，那个东西被纱布裹着，还在那儿……我看见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因为裹起来了。你知道我的意思，那里包起来了……直到他们……他们把缠着的纱布解开……摘掉你的袋子，第二次回来，他们取下你的袋子。当我看见……啊！我曾以为他们一定就是把皮去掉，把所有不好的东西……所有的癌去掉。那里还有什么呢？他们会觉得是什么样子呢？然后，他们一定是检查了，用纱布把术后的地方裹起来，然后再缝在一起。（米克）

　　弗洛斯蒂的讲述（摘录3）和米克的讲述（摘录4）都是术后恢复期他们看见术后阴茎的某个特定时刻的生动顺序叙事。尽管弗洛斯蒂想弱化他看到术后阴茎的震惊（“明显……”和“有点儿……”），但他流露出的苦笑却给他的叙事增加了一份情感色彩，这体现在与陈述“上次当我看见它”时的大小对比上。米克的讲述也类似，直接从看到“它”跳到了随后对术后阴茎大小的思考（“我曾以为”）（“大小还会一样吧”）。米克的讲述提及了两次“看见”。第一次，他所指的看见是“我看着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因为裹起来了”。像弗洛斯蒂一样，米克使用的主语从第一人称（I）变成第二人称（you），像是在跟听者私下交谈。确实，米克邀请读者设想自己处于他讲述的环境之中，似乎是听者在做手术（如“你的袋子”），然后回到之后的某个约定时间（“你第二次回来”）。然而，当米克再次看到他那被动过手术的阴茎时，视角变了，他又把主语变为“我”（“当我看见……啊！”），强调这个看见时刻的主观性方面。尽管讲述很生动（如“把皮去掉”，“把它裹起来”），但这些细节不足以描绘当时所发生的情况。此外，对于没有做到的承诺（“永远不说他们将做什么”），仍然没有作出解释，（与并不清楚的意象一起）让听者对米克看见自己术后阴茎那一刻的感受依然不甚了解。

　　看到阴茎这一手术后瞬间，也被认为是能够触发讲述者发自肺腑的反应的时刻。受访者的讲述显示出一种从他们看见到看到后的感受的戏剧性转变，强调的是那种立刻、马上、身体上的反应，而不是认知水平上的反应。沃特森（Watson 2000）区分了具身化（embodiment）的四个层次（体验性的、实用的、规范性的、发自肺腑的），将发自肺腑的层次大致描述为一种“深度”无意识的、先于社会而存在的（pre-social）个人体验，它“浮现到表面”，或者说“具有渗透性”。这种情况类似于吉登斯（Giddens 1991, p.36）作出的分解，他称之为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这种分解，是在“日常的行动和话语的相当细枝末节的方面”作出归纳的做法失灵时进行的：“这种混乱无序不仅仅是解组（disorganisation），也是对事物和人的真实感的丧失”。

　　摘录5

　　可是，当我走进浴室，看到镜子中的我时[停顿了3秒]，我惊呆了！简直有种想死的念头。啊！[又停顿了3秒]你知道，当我看见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感受是……（保罗）

　　摘录6

　　我想拾掇拾掇自己。所以那几个女孩搀住我的腋下帮着我，可我是个大家伙。她们扶着可不容易。不过她们还是扶着我走到了盥洗室。我脱下内裤，当我看见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时，我感觉都快要崩溃了……我现在所能描绘的只是……我只是……我一生中从未如此恐怖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糟糕的事情……没见过。当我第一次看见，嗯，看见我的鸡鸡，我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无法形容。这时候，我眼中好像什么也看不到了……简直太可怕了。我知道，手术是必须得做的，我知道……这是很清楚的，因为……但我曾以为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包皮背切手术。他跟我说，我得做这么一次外科手术，我以为就那么回事。不过我记得当时我只是想：“天哪，难道就没有一个比那样更容易的法子？你知道，难道我就得这样做吗？难道必须这样？我只是……坦白地说，我当时感觉就是一块摆在案板上的肉……真是的……太可怕了，绝对可怕。我明白我必须做，嗯。在我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崩溃过，从来没有。从来也没有昏过去过，从来没崩溃过。但这次，我崩溃了！从来没有……我，我……惊呆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简直太可怕了！（马克）

　　保罗的引语（摘录5）显示出事情不寻常，因为他看到自己术后的阴茎后，停了许久才有所反应，这种（之前与之后）异乎寻常的长时间停顿给他所讲述的“我快要死掉了”增加了一分戏剧化的色彩。保罗在镜子里看到他本人（话语中是“我自己”），因此他从镜中的视觉形象得出的结论（“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表明，那块被切除的肉等同于失去了自我。马克（摘录6）的长篇引语戏剧化地生动演示了他把自己的经历变成语言的困难（“我简直无法形容……简直无法……”，“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感觉，无法描述”）。确实，马克把自己对发生的事情的知识（“我知道我得做”，“我明白我必须做”）与术后看到的情况作了对比，感觉反差极大，似乎亵渎了神灵（“天哪”），十分生动，强调了对现状的困惑和尴尬（“我曾以为那就是一个包皮背切手术”）与自己体验中的非人性（“我当时感觉就是一块摆在案板上的肉”）。通过强调自己的体验的独特性（“从未”“永远”），把自己昏厥与看见术后情感混合在一起（“从来没有昏过去过……从来没有崩溃过……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结束了他的顺序叙事。

　　主体间的男子特质

　　在谈论他们对手术的反应以及从手术中恢复某种所谓的“男子特质”时，受访者提到了自我（themselves，自己）与他人，从而在主体间的自我与他人（self-other）关系内部构建了情感。受访者谈论了家人、朋友、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偶尔也谈及其他患者。受访者最初表达的情绪是艰难，但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暂时转变为积极的情绪。在这些描述中，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有时会因为缺乏对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对于谁体验过此次情感磨难进行清晰的界定而变得模糊不清。此外，“男子特质”一词也将阴茎的解剖结构与男性身份认同结合在一起。

　　摘录7

　　你知道，这简直就是生活中的滋补品……可以帮你减轻心理的重负。你所交谈的对象不是在你面前哭泣，而是不停地说：这件事，“嗯，您知道……嗯，您知道……嗯，您知道”；或者，另一件事，“听说过……听说过”。他们为听到的幽默与你一起开怀大笑。尽管他们难过，他们有某种能力倾向，嗯……这种幽默似乎能……拉近你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你知道，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人。（柯林）

　　摘录8

　　我想，人们把我看成……你知道……蒂姆做过，做过那种手术，那种谁也不想做的手术，嗯。所以，正规来说，我是勇敢的，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咧着嘴笑了）。（蒂姆）

　　摘录9

　　就我的……我的自尊来说，剩下的东西我……我……觉得是重要的。如果有人关心你、问你，嗯，我就得学会……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发现这……是很难的。所以，如果有人提出给我一些我……我没有的东西，或者有人想帮我做一些事情，给予帮助，我……我……会说，“好的，好吧”。尽管我可以自己做，有时候我也让他们做。（约翰）

　　柯林（摘录7）谈到了通过幽默而“在一起”表达的难过，从中，他将那些“在你面前”哭泣和交谈的人与那些“他们可以和你一起笑的地方”进行了对比。的确，柯林似乎将感觉孤独（“个人”）和作为一个群体的一员观看他人的痛苦（“哭泣”）作了比较，在后一种情况下，体验到了与他人的紧密联系的情感（“在一起比较亲密”）。蒂姆的例子（摘录8）进一步说明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这种模糊化，因为他从第三人称叙述（“蒂姆做过那种……谁也不愿意”）变为用第一人称呼喊“正规来说，我是勇敢的”。同样，约翰（摘录9）在访谈中通过表达对别人的关注谈及自己的自尊。他在不完整的句子中反复说“我”（“我发现这……是很难的”，“我不会……”）给人一种感觉，这是非常难为情的话题，他的自尊在访谈中仅仅表达了一部分。约翰正在表达的是一种对比，在一个受到压抑的自我与一个有能力的自我之间的对比——请注意，是“我可以自己做”中单数的“我”——通过一种与他人相比的虚弱的自我（“我也让他们做”）。

　　在进入本主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之前，我们最好先停一下来看看几个反例。在这几个反例中，受访者提供了关于独处时令自己感到沮丧的讲述。

　　摘录10

　　可是，这一点在这次谈话中很重要，每当早晨我从梦中醒来，就是说当我早上醒来大约一刻钟或者20分钟，我感觉害怕，[停了2秒]你知道，我这么说是认真的。真的感觉有些害怕，你知道。（约翰）

　　约翰（摘录10）的例子，是在谈到他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是多么幸运时，心理充满了感激之情的一种感叹。话语中虽然弱化了自己的语气（使用转折词“可是”），但他还是诡谲地说“这一点在这次谈话中很重要”，强调了接下来要说的话的重要性，这在随后还得到了强化（“我这么说是认真的”）。约翰描绘了一幅自己的生动形象，自己在床上醒来时，除了“感到害怕”以外，他的描述中没有其他内容。这是一种对自己孤独的描述，他身处一种巨大的虚空之中（除了恐惧，什么都没有），这种巨大的空洞通过时间的长短（“一刻钟，20分钟”）和每天重复（“每当早晨我从梦中醒来”）加以凸显。在另一个示例中，保罗描述了他如何在婚礼招待会上“独自一人坐在远处”，而婚礼仪式凸显了他的孤独和与“女性朋友”的疏远。这些关于对孤独的恐惧的讲述可以作为反例，强调了与他人保持社交关系的重要性。不过，这些研究发现还表明，社交关系对于自我意识可能具有破坏性，我们接下来将考察这一点。

　　在通过他人来谈论自己时，受访者往往借用一个假想的“他者”，这位假想的他者正在将受访男子视为（接着拒绝他们作为）潜在的情侣对象或者满足性欲的对象。他们假想的这个人并非特指某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某个经理（具体的人），也不是属于他们本人所属的群体，比如说家庭（具体的群体）。这个假想的人物是未知的，或者说是虚构的。假想的人物在受访者谈及自己的性别与性取向问题时便会出现，不是以“正常的男人”出现，就是以“我们的性生活”为题而出现。在这些讲述中，这些人在以讲解者的身份讲述自己经历的受访者看来的“他者”。结果不言自明，受访者的讲述提供了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时刻，期间讲述者将自己视为“他者”，就像这个他者也将讲述者视为他者一样。

　　摘录11

　　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了。我感觉……完全被阉割了，这对我来说太难，太难以解释了，但我仍必须，嗯，必须面对穿牛仔裤时遇到的问题。我穿短裤的时候感觉也有问题。因为我认为别人知道我的问题。而且我知道这有点蠢，但我认为人们会看，并且意识到我已经没有鸡鸡了。（马克）

　　摘录12

　　嗯……如果你客观地、合理地看待我，我的一切还算比较正常，我有一位幸福的妻子。嗯……我也这么说，我们的性生活几乎恢复到了常态，或者说尽管与以往正常的状态略有不同，但至少也不比以前差多少。也许，在经历了近30年的婚姻生活后，也许生活中的一切都太循规蹈矩了。这种状态，你知道，也逼着我们给生活增加一些调味剂。所以，我的努力奏效了。这也是对那种状态的积极反应。是的，我们是有点那个了。你依然是你。你可能已经50多岁了，结婚30年了。但你仍然想出去潇洒一次，并且想：“啊，马路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是的。她可能真的非常渴望让我约她出去”。这时的你就会想：“不、不，这种事不会发生了”，或者“可能以后也不会发生了”。（蒂姆）

　　马克的例子（摘录11）使用了中性性别和表示复数含义的“人们”，这些人通过看就知道了情况（“人们知道……人们会看到并意识到……”）。从某种缺乏（“我没有感觉”）开始，在“我感觉”之后停顿一下，“难以……”的重复，以及“有点蠢，我知道”的描述，使我们明白通过人们的穿戴来观察身体的难度。随后，是弱化的第一人称话语（“但我认为”），据说“通过衣着就能看到”这种愚蠢的想法被摈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该讲述描绘了一幅某人在观看他人的图景。他人看到马克没有了鸡鸡，被阉割了，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了。同样，蒂姆的例子（摘录12）也遵循相同的模式。蒂姆要求我们要合乎逻辑地、客观地看待他与其妻子的性关系（“我们的性生活”），但他反复使用“所以说……”这样的话语，而且没有情感的、符合逻辑与客观的结论（“幸福的妻子”，“对这种状态积极的反应”），也显示出某种不确定性；表面上幸福的性婚姻打了折扣（“你可能……已结婚……并且你仍然想要”），然后构造一个渴望得到他的假想角色。在这段叙事中，蒂姆使用的第二人称（“you”）已经悄然转变为第一人称，凸显了蒂姆的体验（“她真的非常渴望让我约她出去”）。当然，在此之前，蒂姆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了”，“以后也不会发生了”）。再一次，这段讲述引起我们的想象，蒂姆看到的是一个他者，她会认为不值得渴望与蒂姆在一起了。

　　讨论

　　本文通过一种建构主义主题分析法，聚焦于男性有关术后阴茎的谈论和映射，将失去男人属性的显露和主体间的男子特质确定为主题。本研究的发现呼应了相关涉及男性阴茎的研究，即在日常的表演行为中，阴茎可以作为某种基本上隐藏但暴露在外时令人震惊的事物发挥功能。通过有关所显露的失去男人属性和生动的顺序性叙事，受访者构建了一个心情复杂的术后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想看看术后的阴茎是什么样子，又怕见到真实的样子。当受访者看到自己的术后阴茎时，会形成某种构建起来的紧张感，这些叙事非常类似于小说中的阴茎的形象。在小说的描绘中，每当出现性高潮时，阴茎的作用便显而易见，揭露出一种迄今为止人们尚未知晓的真实情况。德尔罗索（Del Rosso 2011）关于一种给认为自己阴茎过短的男性提供支持的站点的人种学研究，可以解读为一种反例叙事（counter-narrative）；该网站的内容显示，人们对自己的阴茎被他人看到存有焦虑，而本文中的叙事则显示了叙事人作为戏剧主角看到自己本人时的情况。不过，在自己看到的行为与术后被他人看见的行为可能造成某种创伤（阴茎太短与无法发挥正常功能）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受访者在强调术后阴茎是受到注视、思考、触摸的对象并且对此心存矛盾的同时，这些讲述中仍然缺少受访者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们描述了看见，但没有说看见了什么），不过这一点可能在主体间的男子特质这个主题中得到说明。

　　主体间的男子特质主题说明了身体形象是如何可能成为表演性装备的。在这个主题中，受访男性病患把自己构建成通过他人管理难为情情感的人，被自己视为遭到了所渴望得到的“他者”（女性）的拒绝。这个“他者”有时候可能渴望，有时候又可能拒绝，这一点显示了所体验到的是创伤：他们作为性对象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正如弗劳尔斯等人（Flowers et al. 2013）和珀茨等人（Potts et al. 2004年）的研究所示，男性的性存在（sexuality）是通过有关身体和阴茎的生物医学知识来解读的，因此，阴茎的表现失去功能，便让人们失去了本来可以具有的能力和性身份认同。本文中，受访者的讲述呼应了身体意象（body image）概念，尤其是人们对外表的评价和取向（性感还是不性感，关注还是不关注身体）。这一点从布朗等人（Brown et al. 1990）的“自我与身体关系问卷”可以得到印证。在将身体意象视为表达身份认同的载体方面，我们遵循的是费瑟斯通（Featherstone 2010）的观点，因为这些讲述表明，语言会在构建说话者及其身体和身体各个部位的意义方面发挥作用。除了对阴茎大小的简短暗中提及，受访者几乎没有描述其阴茎的解剖结构，即便提到也很少。相反，他们构建的身体意象具有男性特质，将此作为自我与他者之间潜在的性对象。尽管受访者所提供的男性身体形象令人震惊且充满创伤，尤其是在术后被包裹的阴茎被揭开之时，但其中的一些讲述显示出了情感的主体间转变，表明身体意象的转变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心理建构。

　　尽管“阴茎癌患者体验”项目提供了关于男性阴茎癌病患经历的最大、最多样化和最深入的定性数据集，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实际局限。由于对受访者的访谈提问的是涉及个人隐私部位以及少见的身体状况，因此本研究所采集的样本缺少种族多样性和社会经济层面人群的多样性是不奇怪的。此外，样本未能将那些可通过激光疗法治疗的最轻度癌症患者或采用姑息治疗的转移性肿瘤疾病患者包括在内。威蒂等人（Witty et al. 2013）提供了有关使此类参与者参与研究的思考，这对于将来尝试在对这些人的研究样本中实现更大程度的数据多样化是有帮助的。

　　阴茎可以说是与身体捆绑在一起的一种身份延伸，但从概念上说，本文所提及的具有癌症肿瘤的身体在转变自身时缺乏一种能动（agency）意识。费瑟斯通（Featherstone 2010）认为，衣着、发型和外科整形手术之类的转变实践可用于创建人体形象，并以此来换取获得某种“好的”身份，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益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给自己重建一个美好的身体形象，就会赢得更多关注的目光，从而肯定他们个人的道德价值。“阴茎癌患者体验”研究所说明的是，能够获得“好”的结果的动因是专科治疗中心，而对于参与者来说，他们关于自己阴茎的身体意象基本上都是隐藏起来的，如果被显露出来，就会是一种创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在卡梅伦（Cameron 1992）、珀茨（Potts 2001）、德尔洛索等人（Del Rosso 2011）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解决这些概念上的难题：首先，探究美容、有选择性的男性生殖器手术或男性生殖器（意外事故造成的或有意造成的）残缺的体验和表现；其次，探究拥有阴茎的日常体验，如日常的卫生、对公众隐蔽和私下展示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要承认本研究所采用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存在的潜在局限。首先，这种分析法缺乏对每一种讲述的传记或者个人的方方面面的详细考察（尽管一些传记可以在网站www.healthtalk.org上看到）。就像社会建构主义方法通常的情况一样，这种分析法有可能让受访者拥有某种空白的主观性，它受到宏观层面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过大（Parker 1994）。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在米克的情况下，将有关他接受治疗的临床描述与其在自己传记的语境中对治疗的发自肺腑、非人性化的体验进行对比，这将更加具有启发意义。其次，与第一个局限性相比，本研究采取的视角有可能低估结构这一因素在确定受访者与研究者解释来自访谈的讲述时可以获得的合理（有时甚至是令人沮丧的）体验和意义方面的作用。这种视角的风险在于，研究者会天真地把受访者策略性地遣词造句所构建的叙事情节想当然地加以接受（Madill and Doherty 1994）。本文在引言中曾提到当代人体的原子本体论，但对于未来的研究来说，对可以利用的有关因疾病或多种病因而被改变的阴茎的讲述和再现进行广泛考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其中不仅应考察医学文献中的讲述和再现，也应考察有关事故导致或者蓄意去势的新闻报道，或者因《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美国HBO电视网制作推出的一部中世纪史诗奇幻题材的电视剧——译者注）而广泛流行的悬疑小说里对男性被去势的描述。不过，本文所采用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的长处在于，它使我们能够在微观和宏观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探索这些富有挑战性的，有时令人苦恼的讲述的丰富性，同时将阴茎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造物来考察。

　　对于记录与探究男人谈论在肿瘤周边组织切除手术之后对阴茎的体验来说，本研究是独一无二的。本文采用的是建构主义主题分析法，以此拓展了有关男性生殖器的研究，揭示了手术后的阴茎是如何作为某种隐藏的东西发挥功能的，当它显露出来时，又会让男性发出发自肺腑的创伤心声。重要的是，本文把男性的身体意象作为表演装备来说明，在这方面，身体与男性的身份认同在男子特质的形象中形成，这种特质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主体间的（性）对象。尽管本项研究的发现显示了这种作为性对象的自我因被“他者”拒绝而遭受创伤，但这些发现也说明难为情的情感会通过主体间关系而被改变。

　　致谢

　　本文是受英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R）旗下“病人受益研究项目”（RfPB）委托进行的一项独立研究（资助基金编号PBPG-0808-17158）。本研究所表达的观点仅仅代表作者本人，并不一定代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局（NHS）、国家健康研究院或卫生部的观点。我们在此非常感谢Julie Evans（牛津大学）在整个项目研究过程中提供的指导，也感谢“阴茎癌患者体验”项目的合作申请人的支持与帮助。他们是：Kate Bullen（布尔茅斯大学），Alan White （利兹贝克特大学）和Ian Eardley（利兹教学医院NHS信托基金）。最后，我们感谢以下咨询小组成员的反馈：Brendan Gough（利兹贝克特大学），Kate Hunt（格拉斯哥大学），John McLuskey（诺丁汉大学），Clare Moynihan（癌症研究所和皇家马斯登医院信托基金）， Rebecca Porter（兰花癌研究中心），Vijay Sangar（克里斯蒂医院NHS基金会信托基金和南曼彻斯特NHS基金会信托基金的大学医院），Sarah Seymour-Smith（诺丁汉特伦特大学），Skea（阿伯丁大学），Anne Storey（利兹教学医院NHS信托基金）和David Wilkins（男性健康论坛）。本文的早期版本在2013年英国心理学会“通过男性身体感觉不再是男人、女性化、自我管理和商品化探讨当代男性气质”研讨会、2017年10月布拉德福德大学心理学系列研讨会上宣读过，我们感谢与会人员的反馈。最后，我们要感谢编辑和匿名同行审阅者在评述本稿的早期版本时所给予的留意和关注。

  （本文注释内容略）

　　刘晖译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