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6和17世纪，英格兰持续10年、20年或30年的瘟疫流行导致城市地区的死亡率高达20%，而发病率有时是死亡率的两倍多。瘟疫给一个国家造成短期的经济损失，因为只要是能离开疫区的人都离开了，疫区的贸易活动也被封禁。医学的作用似乎是在恐慌和恐惧弥漫整个社会的时候为政府提供支持，尝试维持秩序。但实际上，留下来的医疗从业者少得可怜，而且他们除了能提供希望，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其他东西。众多医疗从业者感到难以接受自己的彻底失败，转而对患者和其他人的疗法进行责难，这一点在今天或许仍然很明显。

　　安德鲁·威尔（Andrew Wear），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通讯地址：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WC1E 6BT, UK. Email: a.wear@ucl.ac.uk

　　1665年8月31日，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日记中悲伤地写道：“这个月就这样结束了，伴随着由猛烈瘟疫带来的巨大悲哀降临在全国民众身上，王国的每个地方几乎都是如此。每天都有更令人悲伤的瘟疫在加重的消息。伦敦城这个星期死了7496人，其中6102人死于瘟疫。但恐怕真正的死亡人数有将近1万人——部分是人数众多而难以统计的穷人，部分则是教堂钟声不会为其报丧的贵格教徒等。”大约40年前，清教徒威廉·古奇（William Gouge）已将这种疾病描述为上帝三支箭——“瘟疫、饥荒、战争”中的一支。在这一时期，瘟疫对社区、医疗以及国家应对传染病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和17世纪，英格兰持续10年、20年或30年的瘟疫流行导致城市地区的死亡率高达20%，而发病率有时是死亡率的两倍多。瘟疫给一个国家造成短期的经济损失，因为只要是能离开疫区的人都离开了，疫区的贸易活动也被封禁。瘟疫还威胁到家庭生活。城市最终幸存下来了，但瘟疫摧毁了单个的家庭，同时照料患者和埋葬死者等社会规范也遭到损害。

　　如今，在高收入国家，医疗与社会密不可分。对全民医疗的期待和专业医疗的近乎垄断，确保了一旦出现危险的流行病，科学医疗将占据舞台的核心。公共卫生医学一马当先，并与政府机构合作，查明流行病的起源并阻止其传播。在16和17世纪，国家一般对医疗保障几乎不感兴趣。患者通常依靠家人、朋友、邻居和牧师，也可以求助于很大程度上未受管制的商业医疗市场——由江湖医生（empirics）、药剂师、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构成。在瘟疫肆虐时期，许多医疗从业者大概都无法伸出援助之手，因为他们听从劝告，逃离了疫区。

　　然而，瘟疫导致欧洲各国政府开始严肃认真地介入医疗事务。他们承认瘟疫具有传染性。最初，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和米兰等富裕、小面积且易于管理的城邦在15、16世纪制定了可以说是最早的公共卫生措施：设立公共卫生局（public health boards），负责建造传染病隔离医院（pest houses）、实行隔离措施，并建立防止人口流动及商业贸易的壁垒。英格兰相对迟缓，但不晚于1579年枢密院已推出《瘟疫法令》（Plague Orders），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一套针对瘟疫的规定。臭名昭著的是，“法令”规定患者须在家中禁闭6周，其他健康的同住者也要一起禁闭。其房屋门外设置看守者，并为被禁闭者提供食物。这些“法令”遭到反对，一方面是由于其严苛，另一方面也由于其不允许友人和邻居按惯例去探望患者，正如佩皮斯所言：“瘟疫使我们对待彼此像狗一样残忍。”然而，直到1666年初，即英格兰“大瘟疫”结束之时，这些法令才被废除，由专为患者建造的传染病隔离医院所取代。欧洲大陆缺少的一项创新是：在全国范围内按各地的税率来征税，为该政策提供资金。不过，教区对患者的救济并不稳定，尤其是在富有的纳税人逃离之后。或者，在伦敦郊区的那些教区里挤满了穷人，这些人明白如若逃离此地，将会遭到他乡惊恐的村民们无休止的驱逐。

　　在政府尝试通过公共卫生措施来建立秩序时，医学扮演的是次要角色。在意大利城邦中，政府官员主导着政策，并且总是在卫生局（Health Boards）中占多数，而医疗从业者仅占少数。在英格兰，伦敦内科医生学会（London College of Physicians）在瘟疫“法令”上面附加了一些用于治疗的药物，但并没有设计出遏制瘟疫的政策。然而在1631年，查理一世的内科医生西奥多·德·马耶恩（Theodore de Mayerne）提出，仅仅把患者隔离开即可，并将他们安置在专门建造的传染病隔离医院或普通医院，以此取代之前的封锁政策。同年，伦敦内科医生学会也像马耶恩一样，提出伦敦应设立一个意大利式的、具有司法权的卫生局。然而，枢密院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

　　医学作者和医疗从业者的做法，使读者和患者觉得能够掌控事态，同时也暗示了瘟疫的致命性。虽然基于患者个体体质的体液学说经常被用来解释疾病，而且体液说直到17世纪后半叶仍是大学当中医学教育的基础，但在瘟疫期间，内科医生们唯政府马首是瞻，宣布瘟疫具有传染性。瘟疫从理论上被推定为由空气所携带的一种引起腐烂的毒素所引发，当它进入人体并来到人体的支配部位——心脏之后，会将其摧毁。这种传染被视为因腐烂及腐败发酵产生的毒气所导致，如沼泽、污水池、市镇的露天下水道、垃圾场、肉店里腐烂的禽畜残骸，以及泼在庸医（Barber-surgeons）诊所外的血液。穷人和他们周围的环境也时常被视作瘟疫的源头。吸入瘟疫气体的人则会继续人传人。

　　瘟疫源于环境的信念，给人们以希望和可以掌控瘟疫的感觉，使人们变得积极而非萎靡不振。医学作家们对于如何防止瘟疫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建议。例如，无执照的医疗从业者托马斯·塞耶（Thomas Thayre）在1603年的《鼠疫论》（A Treatise of the Pestilence）一文中竭力主张对街道进行清理，强调“街道的肮脏……为鼠疫提供可乘之机”。后来，1625年，另一位有大学学习经历的无执照医疗从业者斯蒂芬·布拉德韦尔（Stephen Bradwell）又在其《瘟疫巡夜人》（A Watch-Man for the Plague）中建议各家各户“每日晨昏都将门前街道打扫干净，冲洗水道使之保持清洁”。英格兰各地的城镇下令要求清除污物和腐烂物质，甚至连空气也要用火净化。佩皮斯在1665年9月6日写道：“我……看见火焰在街道上燃烧，在市长大人的命令下，火堆遍及全城。”危险无处不在，如要冒险出门又确保安全，就需要采取细致的预防措施。例如，弗朗西斯·赫林（Francis Herring）是内科医生学会的长期会员，他在《瘟疫鼠疫传染时期的……特定守则》（Certaine Rules... for this Time of Pestilential Contagion）一文中建议，出门的最佳时间是最不可能起雾的时候。该文发表于1603年，于1625年瘟疫爆发时再次印发。

　　然而，尽管各类从业者看似都对应对瘟疫有信心，但很显然，他们都失败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如放血、排汗、通便、烧灼术、草药以及化学药物都经常被投入使用，但却往往徒劳无功。伟大的瘟疫文学评论家托马斯·德克（Thomas Dekker）在1604年的《格雷夫森德新闻》（Newes from Graves-end）中称赞道：“来自天国的……医学……是富人和穷人的共同、平等的朋友。”但在瘟疫来临时，他却写道：“疾病只是医生的自说自话，医生的忠告只是笑柄罢了。”威廉·博赫斯特（William Boghurst）是1665年伦敦大瘟疫期间留在伦敦的一名药剂师，他记录下了患者是如何对医学“徒劳无功”进行嘲讽的。

　　宗教是理解和认识瘟疫的另一个源头。基督教对人民影响巨大，它给出了瘟疫的原因。无数的布道者和出版物宣称瘟疫是上帝对一个国家的罪孽的惩罚，其良药则是祈祷和悔罪。虽然如今科学和医疗经常被视为与宗教不相容，但在当时这种矛盾基本不存在：医学提供了一种基于肉身腐败的解释，宗教则侧重于精神腐败。此外，双方都承认上帝的影响是通过物质的、辅助的手段，而非直接或神迹式的行事。同时，国家在法令中承认宗教与瘟疫的相关性，在教堂设立祈祷、耻辱日来规避瘟疫。医学作家和神职人员也均认同面对瘟疫采信宿命论不仅有悖于基督教精神，而且对人自身来说也是致命的——束手待毙相当于自我谋杀，这是教会所禁止的。国家利益也要求政府的传染病政策不应因“任何一种死亡都是由上帝预先决定，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也改变不了”论点而受到妨碍。医学作家和宗教作家都支持这种传染理论。个中例外是一位名为亨诺氏·克拉彭（Henoch Clapham）的特立独行的牧师，他在1603年伦敦瘟疫期间宣称那场瘟疫源于上帝圣意而非任何自然原因，应当反对《瘟疫法令》。结果他被立即逮捕下狱。

　　瘟疫使医学作家们不仅关注社会和诸如穷人这样的群体，也关注个体。人们也可以论证说，医学的作用似乎是在恐慌和恐惧弥漫整个社会的时候为政府提供支持，尝试维持秩序。这是有意为之抑或偶然发生，仍有待讨论。面对失败仍怀有希望，这就像对疾病进行解释的渴望一样，一直是医学的标志性特征。在个人护理方面，曾有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很多医疗从业者，尤其是伦敦内科医生学会的医疗从业者，经常以跟随患者为借口离开疫区。基督徒是否有义务留下来？地方法官（magistrates）、医生等其他宝贵的社会成员是否允许逃离，从而使社会存续下来？诸如此类的伦理问题在当时曾引发争论。但实际上，留下来的医疗从业者少得可怜，而且他们除了能提供希望，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其他东西。众多医疗从业者感到难以接受自己的彻底失败，转而对患者和其他人的疗法进行责难，这一点在今天或许仍然很明显。

　　（本文注释内容略）

　　张君言译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