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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之学”与当代小说的方志性问题
2020年05月14日 09:25 来源:《文艺论坛》2019年第3期 作者:周保欣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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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当代小说的批评和研究,需要注意到它和地方志的密切关系。“方志性写作”既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亦是目下中国小说的重要事实。研究地方志和当代小说的关系,主要是从小说形态学、小说理论、小说史三个层面去把握。此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为:可以拓宽中国小说的审美空间,具象化读者的“中国”认知,提炼出当代小说的中国诗学经验。因为方志和小说的自然差别,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方志向小说转化的审美性、古今同一性和批判性原则。

  关 键 词:史地之学/地方志/当代小说/中国诗学经验

    作者简介:周保欣,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7BZW03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当代小说——无论是创作、批评,还是研究——都该正视小说与地方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国小说有自家的传统。倘说词为“诗余”,那么,小说亦可说为“史余”。中国小说的来路,就是从史传、志书等转出。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所以“六经皆史也”①。既然六经皆为史学,说小说为“史余”,也是说得过去的。现代以来,因应时势之变,中国小说穿越“历史三峡”(史学家唐德刚语),在古今两代与中西两型之间交会激荡。如今,当代小说有无穿过“三峡”,尚难定论,但中国小说百年间融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小说史经验,确实值得总结。特别是眼下,中国小说家再学欧美似乎已取无可取(该学的都学了),相比较讲来,有些小说家自觉返归传统,以地方性地理事物与人事经纬小说的努力,则更值得重视,因为,中国小说之为“中国小说”,就在它的中国元素;而史学、地学与文学的融通,正是中国小说最突出的“中国元素”。

  有鉴于此,我以为提出当代小说的方志性问题,不单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经验的一种总结,同时也是在“重构中国小说诗学”的文学史高度,对当代小说创作经验的一种有力观照和检讨。当然,就这篇文章而言,不可能进入此一问题的本体性研究,我想做的,仅是对研究的缘起、领域、方法、原则等略加阐述。

  一、为什么研究“方志性写作”?

  谁都知道,地方志是地方志,小说是小说,两者一属史学,一属文学,原本就相去甚远。地方志并非小说的必备要素,小说亦非无地方志则不成其为“小说”。之所以提出地方志与当代小说间的实践、诗学、小说史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小说传统当中,原本小说与国史、野史及地方史就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同为小说,不同国家可能渊源不同。就中国的小说分析,历史是它的重要的源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把神话和传说视为小说之渊源,但神话与传说,事实上就是“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而构造出的“历史”。②司马迁的《史记》,本就有多处采信神话与传说的地方。至于被誉为“传统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的唐传奇,它实际的渊源则是“包含了早期官修史书”和“汉六朝时期的非官方史传作品”等中国传记文学传统。③中国小说长期庇托于“史”的浓荫之下。出乎正史,便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演义小说;入乎野史,则有《青异录》《南唐近事》《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唐摭言》《北梦琐言》《涑水记闻》等文人笔记小说。史学的过度繁盛,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抑制了中国小说的生长空间,使得小说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且地位极为低下,远不能与诗词文赋相比,更不能与历史的“大说”相提并论。

  至于中国小说和地方志间的关系,则更为繁复紧密。一者,地方志作为地方史,实为一地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大全和地情书,“举凡一地之自然环境、政事旧闻、经济物产、文化艺术、风俗民情、名胜古迹等,无不包容”。所以,一地之艺文志、人物传记和附属诗文辑录,自然是地方志必会记载的。而且地方志中很多记载遗闻琐事、人物生平的文章,本就是小说。另一方面,世人或专写、或偶一涉及到一地之山川河流、物产古迹、旧闻掌故、风俗人伦、奇人异事、典章制度等,又怎能弃方志于不顾?即便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的正史类小说,亦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而创作出来的④。这里的“小说”,就包括了流传民间的说话故事。

  中国当代小说,承继绵延的古典传统,“史”的余韵不绝。这当中既有气势恢宏的国史和正史,也有蛮荒古老的地方史、村史乃至是野史。远的不说,单就近四十年来的小说和小说家而言,姚雪垠、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刘绍棠、王蒙、古华、宗璞、高晓声、梁晓声、冯骥才、郑义、阿城、韩少功、李杭育、张承志、路遥、莫言、贾平凹、陈忠实、二月河、王安忆、阎连科、刘震云、迟子建、阿来、余华、苏童、毕飞宇、李洱、盛可以、徐则臣等,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作家作品名录。从一线作家到没成名作家,从写历史的到写现实的,写乡村的到写城市的,说每个作家的小说创作中都有方志元素自是夸大事实,但要说多数作家的小说创作或多或少都有参阅、披览而受惠于地方志,则并非夸大其辞。地方志的地方性事物和作家的想像力有机结合,塑造出众多铭刻着独异地方风情与生命气质的经典空间意象,如“高邮”“矮凳桥”“苏州”“大运河”“葛江川”“商州”“耙耧山脉”“高密东北乡”“北极村”“枫杨树乡”等。愈是古老的、较为封闭的地方,愈是有深厚文化积累和社会变迁缓慢的地方,作家似乎更愿意返回古朴的地方史,他(她)们的创作似乎就更难摆脱地方历史、地方生活的鬼魅般的审美诱惑。只是这些年来,当代小说与地方志的关系研究,总是被淹没在诸如“地域文学”“乡土文学”等概念的意涵之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学术论域独立出来而已。

  这些年来,从地方志的角度评论和研究当代小说的文章,事实上也屡见于报刊。在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铁凝的《笨花》、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老生》、莫言的《四十一炮》、王安忆的《天香》、阎连科的《炸裂志》、孙慧芬的《上塘书》、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贺享雍的《乡村志》等作品时,批评家们不止一次提到过“地方志”这一概念。有些时候,人们还会用诸如“方志小说”⑤、“文学‘地方志’”⑥、“方志叙事”⑦等颇具理论含量的批评术语,表达他们对文学和地方志之间关系的诗学理解。

  不过,虽说以方志为批评视角的文章不少,但批评家们对方志与中国小说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是非常不够的。多数时候,“地方志”只是一个暂时的批评修辞,被用来临时解释那些具有地方性叙事经验的小说;而有些时候,许多和地方志无涉,只是写到地方生活经验的小说,也被冠以“方志写作”之名,显得似是而非。地方志和小说究竟什么关系?地方志如何进入小说?地方志进入小说,给当代小说带来哪些结构性的改变?学术界和批评界如何上升到小说理论、小说史的高度,看待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关系?等等,这些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史价值的问题,迄今并没有人对此做出宏通的、深耕细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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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保欣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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