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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妆美质望江南——评《江南通志》整理本
2020年09月15日 14:25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8月8日 作者:朱玉麒 字号
2020年09月15日 14:25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8月8日 作者:朱玉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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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文明史上,“江南”是一个与经济富庶、风景优美、人文荟萃等品质相联系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的各种区域性竞争里,“赛江南”“胜江南”种种赞美总是把“江南”作为最高水平的基准线。如果着眼于全球性的比较,江南也一样曾经是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21世纪初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了18世纪以前世界多元但没有一个经济中心的理论。他认为,在工业化革命到来之前,古老的中国文明使西方并不具备对世界的支配地位。他的依据,正是来自于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之经济对比。

  何处是江南?作为文化符号的江南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的都是比较模糊的概念。多少中国人能够准确地寻找到彭慕兰论证的1800年前的江南?新近整理出版的乾隆《江南通志》,应该是帮助我们寻找历史记忆里的江南最为合适的典籍文本。

  江南在何处?《史记》以来,“江南”一词就因应长江流域的开发而出现。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它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成为自然地理意义上江南的核心区域,白居易的《忆江南》因此会将后世誉为“人间天堂”的苏、杭各写一阕,总领江浙。事实上,古代行政地理中的江南,并不以长江划界,也并不包括杭嘉湖平原的浙江,而是根据人类社会活动的需要,以淮河、长江流入东海的江南、江淮、淮北三个板块为“江南”组成部分,这就是范璨在《江南通志序》中所描述的“东环沧海,西茹长江,北倚河淮,南俯震泽”。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占领南京,置“江南行中书省”,是上述“江南”同属于一个行政区的开始。清代延续“江南省”的建置,而因区域广大,分为江苏、安徽两个布政使管辖;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又从江苏分离出上海特别市,形成了“江南”行政区域对应于今天的江苏、安徽和上海两省一市的建置情形。

  江南地方史志是我们寻找江南文化记忆的重要文本。相比较于其他省区,江南地区虽然有丰富的郡县方志,一省通志却寥寥可数。乾隆以前,仅有明代《南畿志》和康熙《江南通志》传世,而前者限于时代,后者成书仓促,都不能像乾隆元年(1736)成书的《江南通志》那样历时五年、汇集乾隆元年以往史料,修纂成205卷、600余万字的皇皇巨制。其时正值“康乾盛世”的鼎盛之期,乾嘉朴学盛行东南学界,该书以严谨的体例和周密的考订,成为进入中国近代史之前的江南通省集大成的经典之作。

  其后因为江苏、安徽、上海的行政分离逐渐增强,不再有包含“江南”地域的通志出现。安徽一省有清道光、光绪《安徽通志》和民国《安徽通志稿》;江苏一省(包含上海)则直到民国年间才有《江苏备志稿》和《江苏通志稿》的修纂,且均为未能完成的定稿。它们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江南”概念,而仅仅是江南的部分拼图。从这样的地域涵盖上来说,乾隆《江南通志》又是最后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江南通志”。

  作为省志的经典,乾隆《江南通志》由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修,前翰林院编修黄之隽等纂。黄之隽曾任翰林编修、福建学政、太子中允,也曾参与修《明史》和《浙江通志》。雍正年间,他以老成之年从事《江南通志》的编纂工作,自然有学问精审和识见闳深。该书采用纲目体,分设“舆地”“河渠”“食货”“学校”等十志,下又列68门,如凡例所言“志仿史例”,是以正史的纂述为地方通志的体例,因此对方志在编纂理念和体例方式等方面的许多陋习作了改正,如其凡例称“古迹非仅供博览,实为论世考地之资”“江南古称泽国……河淮、大江,由之入海,运河自南而北,蜿蜒其中,各次第之,较旧志加详”“江南财赋重地……爰于田赋、户口、徭役、蠲赈,记载惟详”等,都将编纂内容的学术和经世价值置于渲染风物的陈词之上,一新方志的面目。即使如《艺文志》部分,也取齐《汉书·艺文志》,在这里读不到“博采诗文”的方志特色,却是目录学的文艺指南,如其凡例所言:“有关地方利弊及考订古今兴废者,则附入各门。至题咏之作,概阙而不录。”取舍之间,都以保存历史文献为本。即使如卷首的“诏谕”,从制度史的角度,也不可忽略,它是集权制社会地方制度建设的重要依据。《南巡笔记》和系列诗文尤其真实反映了康熙自身对于下江南的感受,对于我们研究康乾南巡的历史,是不可忽略的史料。

尊经阁藏《江南通志》

  因此,从文献的角度来看乾隆《江南通志》,它也许不是一个有趣的“江南读本”,却是一个经过精心制作的江南数据库,任何对于江南的理解和发挥,都需要从中取资。站立在乾隆元年这样一个古代中国的鼎盛时期,乾隆《江南通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终极版的古典江南的百科全书。

  乾隆《江南通志》于雍正九年(1731)开局编纂,乾隆元年刊刻成书,不久之后有锓修本传世;乾隆三十七年四库开馆,《江南通志》也作为江苏进呈图书之一,被抄入《四库全书》。以上各种刊本之后多有影印传世,并且随着各地图书馆数据库建设的上线,似乎化身千万,取资甚便。事实上,这部“盛世”的志书恰恰又遭遇清代“文字狱”最严酷的时代,看起来比较客观地记录地方风物的方志图书,因为涉及明清之际江南文人中的种种“违碍”,版本之间也发生了种种变异,成为因政治因素干扰而在最短时间内改动最大的图书典型。因此,打算从《江南通志》获得真实的史料,反而可能因为使用版本的不当而发生歧义,留下求真不能的遗憾。

《江南通志》亮相第十届江苏书展

  程章灿先生任主编、张乃格先生任执行主编的乾隆《江南通志》整理本,由凤凰出版社于2019年11月出版,作为这部方志第一次的点校成果,为我们利用《江南通志》提供了一个完善的读本,同时也在方志整理的体式上提供了独特的范例。

  整理本《江南通志》排版疏朗,其中引文、小字夹注等另用字体区分,这些物理性质的排版特点,是凤凰出版社一贯的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在整理观念上,整理者以乾隆元年刻本为底本,提供了一个通过校勘后择善而从的《江南通志》读本。其中有在体例、格式、文字上的错误,均据后来的版本进行对校而予以更正;因为避讳造成的改字,也一一回改并作出标记。在具体的数据和名称方面,还参校相关府州县志,予以更正讹夺、缺失,使得整部方志在初刻本上的错误都得到纠正。有些错误,在一般的古籍整理中本可一仍其旧,而整理者却从典籍中比勘校正,免除了以讹传讹。

  作者还将领衔纂修者黄之隽的生平资料以及在其文集中有关《江南通志》的纂修意见附录在书后,使读者对于通志的编纂理念和修志过程得到进一步的参考。在与其所论纂修内容相关的通志正文下,整理者还引文出校,体现了黄之隽忠于时代的编纂态度以及让读者对于比较生疏的“怀宗”为崇祯皇帝的知识有所了解。因此,乾隆《江南通志》整理本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它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完善的读本。

《江南通志》中江南全省形势舆图

  整理本《江南通志》在古籍整理方面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乾隆元年刻本为底本,并以锓修本、《四库全书》本为参校,第一次汇总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资比勘诸本异同的方志整理范本。

  因为文字狱而造成的避讳,是《江南通志》各本存在歧义最大的原因,整理者在这方面出具了完整的校记内容,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四库全书》本在文字狱禁锢下的重点删除对象。

  事实上,文字狱的避讳在乾隆元年的底本里也存在,《江南通志》的编纂者起初就不惜删改原文而确保图书通过审查的初衷。只是随着文字狱的升级,后来的改动也不断增加,版本变化渐行渐远。

  《四库全书》作为《江南通志》最后的一个版本,馆臣也做了不少完善图书的工作,整理者都在校记里留下了“据《四库》本改”或“补”的文字。同时,虽然整理本的《点校凡例》说:“凡底本不误,他本误者,不出校记”,但还是把底本不误而《四库全书》有误的异文都在校记中体现了出来。很多错误,都让我们看到《四库全书》不仅仅因为文字狱的关系删改原著,同时也因为《四库》馆臣的自作主张和抄手的误写,带来了较多的错误。因此,就《四库全书》的典籍而言,《江南通志》在解决本身的阅读整理之际,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在底本的整理中校勘《四库》。

  江南对于世界的意义,从来未曾缺席,以今天正在倡导的“一带一路”回眸江南,也可见其至关重要的地位。“丝绸之路”的概念告诉我们,在集中讨论历史上的欧亚大交通——丝绸之“路”时,更不能忽视这一文明通道得以命名的最重要媒介——丝路之“绸”。它的主要产地,正是江南。而江南丝绸的世界贸易,如何在本土酝酿、收成,又如何从长江出海、从运河漕运,以怎样的赋税供求于全球……这些珍贵的资料,都可以在《江南通志》中寻找到丰富的线索。

  毋庸置疑,进入互联网的当代世界,江南依旧将是人类共同瞩目的东方明珠,依旧要在丝绸之路上为世界提供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重温《江南通志》中的古典江南,为今天社会的发展寻找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地缘优势,应该是题中之义。

  (作者:朱玉麒,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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