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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方志文化的构建及其意义
2020年09月14日 12:48 来源:《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4期 作者:颜越虎 字号
2020年09月14日 12:48
来源:《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4期 作者:颜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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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当代方志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极其广泛。长期以来,我们对当代方志文化的构建关注不够。构建当代方志文化有助于促进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有助于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文化强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当代方志文化必须立足于当代地方志事业,善于从传统方志文化中汲取养分,善于吸收其他文化门类之所长,借鉴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 方志文化  构建 意义

   作者简介:颜越虎,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方志文化博大而精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不竭的潜力。”[1]尽管也有人提出要“构筑起当代方志文化新体系,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2]。但确如张安东、吕君丽所指出的那样,“学术界对方志的研究方兴未艾,就研究成果来说,是以往任何时代无与伦比的。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方志编纂与方志发展史的层面上,对方志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总结则未引起重视”[3]。多年来,我们不仅对传统方志文化关注不够,对当代方志文化同样不够关注,以至于学术界、方志界都没有对当代方志文化做一个明确的解释。关于文化,笔者认为奥地利学者康拉德·洛伦茨的阐述很有启发性。他指出:“文化可以说是人所特有的生活活动方式,它存在于人们生活活动的一切环节之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各种不同关系和联系。它既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方式和成果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也在社会设制、惯例、习俗、传统以及生活方式和价值定向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体现。”[4]结合康拉德·洛伦茨的阐述来看当代方志文化,笔者认为当代方志文化的含义就在其中。它的“具体形式”就是指当代地方志工作的方式及其成果等,主要包括地方志工作机构以及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所从事的相关工作与成果,如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以及编纂完成志书、年鉴、地情书,整理出版历代方志,发表方志理论与年鉴理论研究成果等。它的“抽象形式”一方面是指有关当代地方志工作的法规、制度、规范,主要包括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为代表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及规范性文件等;另一方面是指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在从事地方志事业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意识、行为追求、道德风范、精神境界、价值取向等。 

  众所周知,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高质量的志书能够激发人们爱国爱乡的热情,而地方志工作者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爱岗敬业、开拓进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对各行各业的人们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激励他们积极向上,踏实勤勉,奋发有为。高质量的地方志能够发挥独特的资政作用,有利于党和政府执政能力与施政水平的提高,此外,也有利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地方志工作的法制化建设,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快地方志工作的法制化步伐,对完善我国文化领域的法治环境、建设法治国家具有积极意义。当代方志文化是对传统方志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它是我们民族独有的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构建当代方志文化,对于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用显而易见。从地方志自身的角度看,着力构建当代方志文化有助于促进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以方志编纂为例,如果有当代方志文化的浸润、熏陶,地方志工作者质量意识会更强,工作会更扎实,志书质量自然会更高。从方志姓“方”的角度看,着力构建当代方志文化有助于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有着多种载体,如山文化、水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农业文化、商业文化、生态文化、名士文化等等,但这些文化许多是单一性的,往往侧重于表现地域文化的某个方面,而方志文化则是综合性、多层次、全方位的,地方志编纂也因此成为一个地区的标志性文化工程。以浙江省为例,2011年启动编纂的《浙江通志》设计为100卷左右,约6000万字,是浙江省目前单体容量最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十二五”规划的标志性文化项目。《浙江通志》的编纂,对“方志之乡”浙江来说,则是地方志作为地域特色文化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展示;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又是对浙江地域文化最综合全面、系统客观的一种传承与弘扬。 

  从以上阐述与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代方志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十分广泛,意义十分重要。要构建与地方志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相适应的当代方志文化,并非一朝一夕、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构建当代方志文化呢? 

  (一)构建当代方志文化必须立足于当代地方志事业 

  首先,从体制、格局等角度讲,当代地方志工作“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委会组织实施、专家参与的工作体制,发展了历代方志官修制度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修志编鉴、地情资料库与服务开发为一体的工作格局,促进地方志事业逐步走上协调发展、持续发展的轨道”[5]。这种工作体制与格局具有当代方志文化的显著特色。 

  其次,从地方志编纂的角度讲,地方志工作者不断探索,大胆创新,涌现了许多新的做法和新的经验。如首轮安徽省《全椒县志》创设平行章节体,全志平列34章,记述全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其篇目结构的设置,既“依据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又“兼顾现实的社会分工和管理体制”,具有“眉目清楚,条理分明,结构严谨,领属关系明确,虚设层次减少,有利于突出地方特色和记述微观资料,尤其利于编纂任务的落实”[6]的效果。又如第二轮河北省《秦皇岛市志(1979~2002)》采用板块类目体,全志分板块、类目、分目、细目四个层次,以达到融章节体和条目体之长的目的。再以浙江省为例,1987年《萧山县志》出版,围垦篇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目之一,它以升格的方法来反映萧山县的一大特色——围垦造田。升格成为首轮修志用来反映地方特色最为常用的手段之一。1995年出版的《嘉善县志》设立专记和收录调查报告的尝试,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肯定,也为后来不少志书所借鉴[7]。1996年出版的《绍兴市志》把资料性和著述性有机结合起来,强化人文内容的记述,设立名家学术思想卷,集中反映群体人物,以及编制详尽实用的索引等创新实践,一直为方志界所推崇。在第二轮修志中,义乌市采取开门修志的做法,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向社会征集《义乌市志》篇目,建立专家库,选择若干专题公开征集“答案”,此举开全国之先河[8]。 

  第三,从旧志整理、方志理论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等方面讲,同样有着许多可圈可点的方式方法。旧志整理方面,如广东省历时4年,搜集和整理现存历代方志433种,汇编出版《广东历代方志集成》,为全社会利用旧志奠定坚实的基础;江苏省动员全省地方志系统的力量,开展旧志普查工作,摸清旧志家底,并启动规模宏大的旧志整理工程;河南省史志办对缩微旧志胶卷进行整理、复制、再加工,共计413卷。方志理论研究方面,如浙江省成立中国(浙江)地方志学术研究中心。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方面,如山东省全面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情资料库和地情网站建设任务,每年开展包括“一个优秀读志用志成果”在内的“八个一优秀”评选活动。上述这些都是有别于传统方志文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具体形式”。 

  以“抽象形式”的法规、制度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形式呈现的文化现象,对地方志工作中的组织体系、管理模式、质量要求、保障措施等起着约束、规范作用。早在1985年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报告的通知》。1996年11月9日,又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这两份重要文件对首轮修志的指导思想、领导工作、编纂范围、编纂时限、志书质量、保障条件等方面都提出明确要求,有很好的规范和推动作用。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结束了地方志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标志着地方志工作从此纳入法制化轨道。此后,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根据笔者截至2011年底的统计,全国已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20多个市(县),制定了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或管理办法,使地方志工作不断向法制化方向迈进。 

  在工作制度层面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先后印发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地方志书编纂规划备案制度的规定》以及《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等文件,加强全国地方志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各地也结合实际制定相关规定、制度,进一步规范以地方志书编纂为核心的地方志工作。“抽象形式”中的思想意识、行为追求、道德风范、精神境界、价值取向等也有方志文化的身影。除当代地方志中所反映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外,几十年来,以燕居谦(山西省交城县志办主任燕居谦身患绝症后,仍以顽强的毅力与病痛作斗争,直到卧床不起,还手抄志稿,编纂了140 万字的《交城县志》,被授予“人民公仆”、“ 当代吕梁英雄”等称号),耿煜(黑龙江省民政厅史志办原主任耿煜退休后仍发挥余热,呕心沥血,主编《黑龙江省志·民政志》和《黑龙江省志·地名录》,将余生献给了方志事业),郑永立(河南省浚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原主任郑永立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三次放弃晋升机会,坚守地方志岗位近20年,为地方志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被河南省委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曾作出决定,号召全国地方志系统积极开展向郑永立同志学习),秦俊(河南省南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秦俊在方志部门工作的17年中,积极将地方史志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政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优势,在推动本地地方史志事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2年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2005年4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等为代表的数以万计的专职地方志工作者和规模更大的兼职地方志工作者,在工作中体现了“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地方志事业的核心精神”[9]。这是当代方志文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1996年5月召开的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郁文曾在工作报告中总结了首轮修志以来全国地方志工作者身上所体现的修志精神,即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10];在200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朱佳木在工作报告中强调:“在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上,铁映同志特别倡导‘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的修志精神”,他同时指出:“无私奉献是保证方志事业长久发展的精神支柱,我们要继续发扬”[11]。2011年5月,朱佳木又一次指出:“继续发扬‘方志人精神’。……就是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在工作中形成的爱岗敬业、开拓进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12]这些表述一脉相承,准确地概括了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身上所积淀的思想意识、行为追求、道德风范、精神境界、价值取向等灵魂内核,这既是当代方志文化建设需要大力开掘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不竭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地方志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构建当代方志文化会产生不良影响。譬如一些地方对志书质量重视程度还不够高,造成志书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地方志的客观价值和地位在历史和现实中远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13];又如“二轮修志中,某些修志人盲目乐观、不思进取、急于出书等心态,以及志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或多或少的政治化倾向,都是修志人不良心理的表现”[14],这样的文化心理就是当代方志文化的负面因素。  

  (二)构建当代方志文化还要善于从传统方志文化中汲取养分 

  首先,传统方志文化中的“具体形式”是构建当代方志文化的无尽宝藏。 

  流传至今的历代方志是中国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人还创立了方志学,方志学的研究成果对传统方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构建当代方志文化取之不尽的源泉。如志书的学术性,这是一个从首轮修志一直讨论到第二轮修志的老问题,而明万历《会稽县志》在这方面早已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万历《会稽县志》的学术性体现在编纂者正视风俗、体察民情的民本思想上;体现在4 篇总论和19 篇分论上,它们不仅对志书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且还论及志书的编纂思想以及志书谋篇布局的合理性和逻辑性等问题;体现在志书资料的取舍上;体现在编纂者针对社会现实进行社会调查而撰写的诸考上。所有这些无不给当今修志者以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15]。 

  其次,传统方志文化中的“抽象形式”是构建当代方志文化的肥沃土壤。无论是历代为编修方志而制订的各种规范、准则、条例,还是历代方志人的道德风范、价值观念,以及旧志中反映的传统美德等,都具有借鉴意义、激励作用。张安东、吕君丽认为传统方志文化延绵不绝,体系完备;内容博大精深,体裁多样兼用;兼收并蓄,生命力旺盛;具有明显的人文文化倾向。同时传统方志文化的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意识、创造精神、务实精神和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16]。周洪斌认为,在上千年的积累发展过程中,传统方志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经学方法的思维特征等所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皇权意志、体例形式的封闭性等烙印,这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在专制政治的制约下,在儒家思想的潜在影响下产生的[17]。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构建当代方志文化服务。  
 

  (三)构建当代方志文化要善于吸收其他文化门类之所长,借鉴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当代方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实际上是由许多文化生态群落构成的一个文化生态场组成。例如,它由政治文化、法律文化、道德文化、宗教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等等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18],因此,在构建当代方志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学习相关文化形态建设时所创造出来的宝贵经验和有益做法,学习相关学科的先进方法和有效手段,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丰富当代方志文化的内涵,加快当代方志文化的建设步伐。 

  2011年,浙江省档案局提出要推进档案文化建设,他们认为:档案事业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部门不仅是政治建设、政权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公共文化部门。推进档案文化建设,既符合中央和省委要求,又符合档案事业自身发展需要。“十二五”时期,全省各级档案部门要抓住有利时机,充分挖掘档案文化资源,大力推进档案文化建设,努力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并以实施“浙江记忆”工程为载体和抓手,启动全省档案文化建设首个项目[19]。这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一是现在许多部门(行业)都把相关文化建设作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来抓,这既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也符合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地方志工作部门也必须重视并加快建设当代方志文化,以此促进地方志事业健康持续发展。二是档案部门把自己作为公共文化部门看待,推进档案文化建设,促进档案事业发展,这种意识难能可贵,非常值得地方志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学习。以前地方志机构鲜有把自己当作公共文化部门的,如果树立起地方志机构是公共文化部门的意识和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将会进一步增强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促进地方志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提高志书质量,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加强方志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提高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至于学习、借鉴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其手段、方法,许多地方已经作了有益的尝试。如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运用社会学方法,于2004年7月启动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等方法,在2005年初形成《萧山市志社会课题调查》初稿(包括《萧山人的一天调查》等16个社会课题调查报告),经修改后,2010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单独成卷出版[20]。这些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志书质量和学术品位的提高,也有助于当代方志文化的构建。 

  注释: 

  [1]《中国地方志》编辑部:《努力增强方志文化的创造力和感召力》,《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期。 

  [2]周洪斌:《试析方志文化特征》,《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3期。 

  [3]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11卷第2期。 

  [4]〔奥〕康拉德·洛伦茨著,徐筱春译:《人类文明的八大罪孽》,第13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刘延东:《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1期。 

  [6]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当代志书编纂教程》,第106~107页,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 

  [7]魏桥:《嘉善县志·序》,《两轮修志说》,第184页,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 

  [8]《义乌日报》2001年4月14日。 

  [9]朱佳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促进地方志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1期。 

  [10]郁文:《加强领导,开拓进取,把地方志事业推向发展新阶段——在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11]朱佳木:《总结经验,乘胜前进,开创新世纪方志工作的新局面——在第三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 

  [12]朱佳木:《在纪念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5周年和中国地方志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6期。 

  [13]潘捷军:《全面、客观、系统:论志书编纂的三大原则》,《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8期。 

  [14]常茂林:《试论方志文化的三个心理层面》,《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8期。 

  [15]李能成:《试论万历〈会稽县志〉的学术性》,《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4期。 

  [16]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11卷第2期。 

  [17]周洪斌:《试析方志文化特征》,《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3期。 

  [18]周洪斌:《试析方志文化特征》,《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3期。 

  [19]李强:《档案工作要在服务大局上有大作为——在全省档案局长会议上的讲话摘要》,浙江省委办公厅《浙办通报》2011年第13期。 

  [20]沈迪云、莫艳梅:《社会调查在二轮修志中的应用》,《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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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颜越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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