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旧金山参加美国宗教学会2011年年会。今年大约有8000名学者参会（往年有时曾高达1.2万名），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大部分是北美学者。这次年会中，有一些关于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小组讨论，但奇怪的是，尽管参会者中有一些是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以及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大陆学生，但竟然没有一位是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学者都不研究宗教吗？显然不是。主要的原因似乎是语言障碍——所有的论文必须用英语发表。如果这次年会论文接受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汉语、日语、俄语等不同语言来发表，我敢肯定会有更多的学者参会。但是，若要让某些学者用自己的语言去发表论文，仅有少部分的参会者能够听懂，这样显然也并不恰当。

　　过去，我曾参加过一些关于中国哲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可以用英文，也可以用中文，但会议的结果却并不理想。为什么？因为这种安排实际上等于是在同时举办两场会议：听不懂英文的中国学者只参加中文论文的讨论，听不懂中文的外国学者只参加英文论文的讨论。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语言的障碍。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往往会参加不同的分组讨论，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各自感兴趣的领域不同，并且只愿意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问、参加讨论。这就导致了最终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学术交流。

　　几周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了一个中西方关于《论语》成书年代问题研究的研讨会，但奇怪的是，组织者并没有邀请来自中国的学者，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语言问题：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不习惯用英语写论文并参加讨论，同样地，如果论文和讨论使用的语言都是汉语，西方学者也会觉得不自在。

　　语言问题不仅局限在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上，尽管获取和阅读外文书籍和文章的条件越来越便利，但很多中国学者似乎仍然不太了解英语世界里的最新学术动态。当然，如果涉及法语、德语或者日语时，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同样地，许多西方学者也不熟悉中文书刊里所发表的新研究成果。

　　这种机制显然是不健全的。当学者们在孤立的小团体中做研究时，常会出现某种研究范式成为标准，该团体的研究方式也会开始固化。这使得寻求与以往不同的研究视角变得十分困难，而接触并容纳新的知识和观点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即使会议有同声传译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尽力融入不同的学术圈，共同合作完成科研项目。国际学术合作才是明智的选择。近年来，我参加了一些小规模国际合作项目，会议和研讨会轮流在不同地点举办，这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使用英语和汉语交流，研究成果也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这是一个很好的做研究的方式，虽然需要更多的经费来支持，但所获取的研究成果往往更详备、更具有原创价值。

　　如果做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某些狭隘的意识形态上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敷衍了事地发发文章、出出书，那么我们应当思考，如何为来自不同学术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们提供一起合作的机会与条件，以便探讨共同感兴趣的、有挑战性的学术问题。这是我们过去缺乏考虑的。

　　我们需要认识到，增进中国研究的国际合作需要制度上的支持。在这个方面，相关国家的国家级学术团体、学术会议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这不光要提供财政支持，还需游说政府部门提供最大程度上的政策支持。此外，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也需要克服。作为21世纪的公民，我们都是诸多不同传统和价值观的继承者，我们的世界观也受到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有些很明显，而有些不那么明显。只要我们勇于接触并加以反思，就会发现这些影响的多元性极为丰富。

　　（作者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仁可/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