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是以色列最早启动中国研究项目的高校，它于1969年启动了一项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的项目，为期3年，结业后能获得学士学位。几年后，希伯来大学新增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1985年之前，东亚系的入学人数相当少，严格的语言学习课程和有限的就业机会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此外，以色列的高中生毕业后，要服完兵役才进入大学学习，因此，较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他们的入学选择通常更加以职业化为导向。

　　1985年之后，这种情况急剧转变，东亚系的入学人数增多了，中途辍学者减少了。1992年，以色列与中国正式建交后，学生找到了新的就业方向，东亚系的入学人数迅速上升。现在，一些当年毕业的学生已在东亚系任教，另一些当年的毕业生，有的活跃在外交事务领域，有的就职于和中国打交道的工商企业中，还有的从事与中国相关的专门职业。目前，东亚系有五位博士候选人，正在撰写“中国的城市发展”、“中国哲学”和“犹太人流亡上海时所办的报业”等不同主题的学位论文。

　　2006年，希伯来大学又成立了弗里贝格东亚研究中心，它也像东亚系那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中心是以波兰犹太人路易斯·弗里贝格（Louis Frieberg）命名的，他早在1991年就预见到中国和以色列未来关系发展良好的趋向。在他的慷慨支持下，中心可以资助中国研究、颁发博士后奖学金、加强中文图书资源建设。尤其是最后一项，已经让正在撰写学位论文的学生受益，使他们能够在以色列接触到主要的中文研究著述。

　　希伯来大学教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供希伯来文的教学资料。其中值得一提的有雅芙丽（Lihi Yariv-Laor)博士为语文课程撰写的优秀语法书，以及希霍(Yitzhak Shichor）教授为历史导论课程编写的早期中国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多人翻译的儒家经典———《四书》的出版，这为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以色列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读本。还必须提及由Amira KatzGoehr翻译的重要的中国文学作品，它们被用作中国历史课程的补充读物。普通读者能看到装帧精美的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冯梦龙和鲁迅的短篇小说。除了这些希伯来文的教学资料之外，东亚系的教员还从事各种专题研究，研究成果主要用英文出版。其中，吉迪（Gideon Shelach）教授关于华北邻境地区史前社会的考古学著作和尤锐（Yuri Pines）教授关于春秋时期思想史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中心的退休教员仍在从事研究和写作，我本人就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的文献史。

　　特拉维夫大学在1985年成立了东亚研究系。与希伯来大学一样，这里的研究重点也是语言、文化和历史（特拉维夫大学的东亚研究系还包括印度研究）。但与希伯来大学不同的是，特拉维夫大学的东亚研究教员更多，所开设的课程涉及面更广，而且非常偏重对哲学传统的研究。由于学校支持和经费充足，藏书发展很快。2007年，孔子学院的成立将学校的中国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夏维明（Meir Shahar）教授的领导下，孔子学院除了举办各种讲座和会议之外，还开设涉及中国研究诸多具体领域的课程。夏维明教授用希伯来文和英文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著。哲学研究是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强项，欧永福(Yoav Ariel）教授和Galia Patt-Sharnir教授已出版了若干本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著作。

　　2002年，海法大学成立了亚洲研究系，起初只授予学士学位。近年来，课程已开设至研究生阶段，并授予硕士学位。与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不同的是，这里更关注亚洲近现代的发展，但也没有忽略中文和日文的教学。虽然其建系时间不长、教员数不多，但这里藏书的发展规模却让人印象深刻。该系主任是在日俄战争（1904-1905）研究方面著述颇丰的日本研究专家Rotem Kowner教授，在他的得力领导下，我们可以期待海法大学能成为以色列近现代亚洲研究的重镇。

　　除了上述的三所大学，以色列尚有另外两所大学开设中国研究和中文方面的课程，它们分别是海法理工大学和巴伊兰大学。虽然这两所大学开设了一些相关课程，但在此基础上能否最终发展成为类似东亚研究系的院系，还要拭目以待。目前，总共有1000多名学生注册了与亚洲有关的课程，其中约有四分之三的学生在学习中文。由于北方还有一所师范学院正计划在2011年筹办一个新的系，学中文的学生可能会显著增加。

　　（作者系希伯来大学东亚系路易斯·弗里贝格荣休讲座教授，以色列汉学研究奠基人之一；译者系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犹太文化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