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加强中央的经济权威从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这方面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是否有力，说到底还是取决于中央经济权威是否有效。陈云1988年10月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特别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这一意见无论是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的稳定，都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一、加强中央经济权威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计划经济和加强中央经济权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掌握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权，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和产品的定价权，从而为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国民经济动员基础。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政府是有经济权威的。但是，如果盲目下放经济权力，导致中央政府失去重要的经济权力，从而使地方发展失控，那么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也是没有经济权威的。陈云曾经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同上书，第380页）

　　（一）建国初期的统一财经和“一五”时期的建设

　　建国初期，财政上仍沿袭了战争时期统一政策下的分散管理办法，国家支出大部分由中央政府负责，公粮、税收等财政收入又大多归各地政府使用，这就出现了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增加了货币的发行，使物价、市场仍然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因此，“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为尽可能集中统一使用全国的财力和物力，消除通货膨胀隐患，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由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实现财政收支、现金收付和物资调度的平衡，尽可能集中统一使用全国的财力物力。该《决定》建构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标志着建国初期财经工作的重大转变。陈云指出：“这些统一在今天已经必不可少。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同上书，第71页）到1950年10月，全国初步实现了财政收支、现金收付和物资调度的平衡，终于制止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50年 12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比同年3月下降14.6%。结束了国民党政府时期持续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史，市场物价出现了多少年不曾有过的稳定局面，财政收支基本上实现了平衡。到1952年就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

　　（二）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调整

　　主要由于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运动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连年出现财政赤字，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中国经济建设已不能按照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部署继续前进，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

　　调整工作经历了由局部到整体两个阶段：从1961年到1962年底为初步调整阶段；1963—1965年为进一步调整阶段。经济调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行。中央通过加强集中统一，逐步收回下放的重要经济管理权限，注意搞好综合平衡。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到1965年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无论是建国初期统一财经恢复经济的决策，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调整，都是由于加强了中央经济权威而渡过难关，从而维护和提高了中央的政治权威。与此相反的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盲目下放重要的经济权力，使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经济资源有限，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盲目发展的挑战，国民经济发展困难，使国家发展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二、新时期加强中央经济权威的必要性分析

　　（一）加强中央经济权威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我国地域面积大，人口多，底子薄，各地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经济状况和政治文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需要中央政府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统筹安排重点发展的地区和领域。

　　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局部与全局、地方与中央在利益上的矛盾虽然一定程度存在，但并不突出。虽然中央和地方历经几次分权和集权，但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都是由中央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重大战略方针政策的实施。中央政府根据发展战略的部署，通过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沿海和内地的关系，统筹规划，大体上使各个地方都有所发展，逐步缩小了内地和沿海的差距。然而，中国改革以来，由于中央对地方实行放权让利，地方掌握了较大的财力，中央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下降，各自为政的地方“诸侯经济”应运而生，并加剧了中央经济权威的流失。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又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有的地方不择手段，拼命争上项目，乱铺摊子，形成“投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等，基本建设规模超越国力和资源供给能力，重复建设严重，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一直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交通等经济瓶颈却得不到各地的重视。针对这些情况，陈云告诫全党：“建设要有重点。财力物力只有那么多，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你挤我，我挤你，势必因小失大，处处被动。……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

　　（二）加强中央经济权威是中国改革的要求

　　改革的实质是全民利益关系的一次大调整，在新的时期，这种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关系。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求我们必须维护中央权威，如果没有中央权威，要使改革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不可能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稳步发展与其他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所经历的动荡，从正反两方面经验充分证明，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维护和强化中央的权威，才能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集中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办一些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办成的大事，更好地兼顾效率和公平，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逐步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当前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改革的深入、市场调节作用的扩大，使得原有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幅度越来越大，程度也越来越深。特别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经济形式发展上的不平衡，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个人收入悬殊的问题，已成为新形势下产生和诱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矛盾解决不好，势必影响社会稳定；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必须依靠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权力过于分散，地方主义发展，中央由于财力不足导致中央权威有被削弱的危险。“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三）加强中央经济权威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要求

　　从国际情况看，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迅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想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 “西化”、“分化”的图谋。另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民族化的趋势也进一步发展，各个民族国家为维护本国本地区人民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利益是各国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必然选择。这就需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加强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事关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决策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工程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事关国家重要经济命脉的能源资源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

　　三、加强中央经济权威的重要举措

　　关于如何加强中央经济权威，陈云提出了两点非常重要的思想：

　　第一，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要达到70％，才能做些大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更好地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央提出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管理体制逐步进行全面改革，在财政方面给地方以更大的权力。1980年决定对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这一改革有利于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便于地方统筹安排和加强管理，增加收入，提高效益。但是，这一改革也使财政收入向地方倾斜，国家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缺乏严格的保障监督机制，造成中央财政收入的严重流失。“解放初期一九五三年，中央财力占百分之七八十，地方财力所占比例很小。现在中央财力的比例大大缩小，地方财力的比例大大增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曾高达70%—80%，60年代仍占60%以上，而在80年代已降到50%左右，90年代只有38.6%。如果把预算外资金也计入财政收入的话，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则显得更小，只占整个财政收入（预算内加预算外收入的总和）的1/4左右。如果我们进而按国际通例计算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的话，这个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15%左右跌至90年代的5%左右。这个比重在当今世界各国中，也许是最低的。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5%以上；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在15%至25%之间。人口超过5000万的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这项比重低于10%，多数超过15%。关于财力的分配掌握在谁手里，不仅关系到经济问题，而且关系到政治问题。

　　纵观新时期的财政收支状况，财政赤字是主要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直线下降的趋势。1979—1988年，9年发生赤字，赤字总额高达648亿元。1984—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而与此同时，预算外资金与国家预算资金的比例，则由1981年的59.1︰100上升到1987年的89.7︰100，1988年接近1︰1。1988年10月，针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陈云指出：“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财政赤字中的要害问题仍然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分析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时提出了雷厉风行的果断措施。他说：今后若干年，要冻结地方财政结余，财权仍归地方，但由中央财政借用。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上年结余，都不许动用，非动用不可的，要经过批准。他解释说，不如此，刹不住地方随便投资搞基本建设或随便开支，中央财政也平衡不了。陈云还强调在国家统一领导之下，财政要实行分级管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就是要从过去的高度集中转向现在我们搞的分级财政。陈云说过分的集中，或者过分的分散，都是不好的。他认为集中与分散之间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度，但这个度到底是多少呢？陈云曾经表示过要建设两个比重问题，他主张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保持25%为宜，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以保持70%为宜，并不意味中央要花满70%，比如花50%左右，余下20%左右还是帮助地方来做事的。中央掌握大头，可以多办些大事，而且可以有计划地来帮助地方。这是他当时提出的两个比重的度。

　　第二，货币的发行权必须集中在中央

　　陈云非常重视保持币值稳定和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他在1957年提出，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对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非常必要。

　　货币的发行权属于中央，这一点从建国初一直是非常明确的。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1986年1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具体规定：“货币发行必须集中统一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货币发行计划，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又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发行”。

　　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财政银行关系，财政可以用银行透支的方式弥补赤字，造成货币的被动性发行，这就在原定货币计划发行上打开了缺口。中央需要集中资金解决财政赤字，否则就要向银行透支，造成货币的财政性发行，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的弱化，需要尽快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不利于改革”。建国以后，财政上大部分年份是结余的，至于发生赤字的年份，主要是动用财政结余或举债来弥补，有时也向银行借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向银行借款或透支有所增多。财政向银行借款或透支如果是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临时采取的措施，当信贷资金没有结余，或结余不足以满足透支需要时，银行不得不扩大贷款指标或通过增发货币加以弥补。由于银行增发的货币没有相应的物资保证，必然会导致社会购买力超过商品可供量，引起市场供应紧张和通货膨胀。货币发行的数量直接影响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关乎物价的涨落。陈云总是尖锐地指出：必须正确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国家经济形势，中央要高度集中货币发行权，否则，许多商品都在涨价，影响人民生活，人民会很不满意。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又会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从1983年开始，货币投放呈快速增长的态势，1983年的货币投放量为90.7亿元，1984 年为 262.3 亿元，1985 年为 195.7 亿元，1986 年为 230.6亿元，1987 年为 236.1 亿元，1988 年更是达到679.5 亿元。货币投放这么多，主要是财政透支、财政借款、基建、工资等增加的因素造成的。陈云当时对货币的过多投放很有意见，他认为，货币超额发行导致的涨价问题，最后还得落在政府肩上。由于货币投放过多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8.5％，各地出现抢购风潮。陈云指出：“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所谓 “一枝笔”，就是“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五十年代我把关，发行计划由我向中央常委报告，如第四季度估计要用多少钞票，请中央批准发行权。执行结果，如果多了就不用，如果少了，需要追加发行，还要再请中央批准。”（同上书，第344页）

　　这种发行权不但指货币发行的数量，而且也指货币发行的种类。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坚决反对特区发行货币的提议。1984年4月25日，陈云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在杭州谈到特区货币时，他说：“对是否搞特区货币，我考虑比较多。货币发行权还是要集中到中央，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是货币的客观规律。”（《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陈云的这一看法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26日，陈云在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为反对发行特区货币写给邓小平并胡耀邦、赵紫阳、陈云的信上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同上书，第355页。陈云的担心不无道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广，特区已经没有发行货币的必要。

　　四、陈云关于加强中央经济权威思想的影响与意义

　　陈云关于加强中央经济权威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如何加强和完善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并不很清晰。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和信贷是两个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陈云关于提高财政收入两个比重和货币发行权集中在中央的思想，为中央政府具备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手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关于财政体制的改革方面。为了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及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1992年6月，财政部开始在9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进行分税制试点。分税制与“分灶吃饭”和“大包干”等办法相比，其着眼点就在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集中中央的财力。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指出，实行分税制将大大增强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有利于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这一做法与陈云关于中央要适当集中资金的观点是相符合的。对于1994年普遍实行的分税制，陈云给予了好评，“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分税制的实施，增强了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时也使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得到了大的提升，而这对于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有着重大的作用。

　　关于货币的财政发行方面。为了从根本上控制为弥补财政赤字而使中央银行被动的货币发行，彻底斩断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政府推出了取消财政向银行借款、财政赤字的解决方式主要通过借债来进行的政策。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明确规定，财政不准向银行透支。

　　陈云关于加强中央经济权威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认真学习陈云的这一思想，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