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作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策，即在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陈云同志一贯主张经济发展要保持一定的良性比例关系，努力做到综合平衡，避免发生大起大落，并且要把注意力始终放在发展的质量方面。重温这些思想，对于加深理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云同志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在指导“一五”建设过程中总结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时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社会主义改造还在酝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尚在建立之中，无论国家财力还是可动用的经济资源都十分有限，在国际上还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禁运。“一五”计划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势必会遇到重重困难。陈云同志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运输力量、技术力量供需等比例关系，提出了“紧张平衡”的思想。他在1954年6月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向中央的汇报中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①也就是说，既不能搞“样样宽裕的平衡”，也不能搞得紧张到平衡破裂的程度，而要搞虽然紧张“但可以过得去”的平衡;既不能搞“齐头并进”的平衡，也不能尽管重点突出但其他部门跟不上，而要既有带头的东西、其他部门又一定跟得上的平衡。过稳、过急都不行。这就是陈云同志讲的“紧张平衡”的含义。这里面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领导经济工作的范例。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在经济建设上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1957年1月18日，陈云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发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强调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是保持经济稳定的关键。“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这些论断，进一步发展了“紧张平衡”的思想，并且把侧重点放在防止过急、过冒的偏向上。他还针对随着工业化建设发展国家的摊子迅速扩大的新情况，强调必须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否则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

　　其后的发展，证明了陈云同志的论述和担心的正确性。从1958年起，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发动了“大跃进”，造成各方面比例的严重失调，不仅没有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局面，反而造成了三年严重困难。“欲速则不达”。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临危受命，担负起了领导和部署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工作。这一时期，陈云同志反复强调稳步前进、综合平衡的思想，强调要注重发展的质量。1962年3月7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针对当时关于积极平衡还是消极平衡、短线平衡还是长线平衡的一些争论指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同上书，第211页。)

　　在谈到怎样才能做到综合平衡时，陈云同志特别强调以下四点。第一，发展要按比例，要全面安排。“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第二，生产要协调，要配套。“要考虑，是生产出来放在库里好，还是把原材料用于生产更急需的东西好”。“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第三，计划要可靠，要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第四，要打好基础再前进。打好什么样的基础呢?陈云同志概括提出了：“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他认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3页。)陈云同志在这里所论述的综合平衡思想，既是他一贯坚持的“紧张平衡”思想的继续，又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实际上是在阐述如何在确保发展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较快的发展速度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同志以对党和国家根本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并针对当时经济发展存在的隐患和问题，进一步阐明了综合平衡的思想。

　　1979年3月8日，陈云同志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里，总结了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中国在具体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一设想中的成败得失，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同上书，第244—245页。)他把这一思考从历史落回到了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同上书，第245页。)忽视了有计划按比例的结果，就是破坏了综合平衡，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忽视市场调节的后果之一，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从这两方面弊端并存的现实出发，陈云同志对改革的前景作了展望，深刻地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改革实践的发展，证明了陈云同志这一预见的科学性。26年之后，2005年11月2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没有宣告综合平衡、宏观调控的消亡，反而促使其在新的更高的发展起点上进一步得到提高与发展。在这个新的发展起点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取代了过去所说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正在探索中紧密结合，力求实现陈云同志预见的那种两者“都相应地增加”。

　　1979年3月14日，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信给党中央，进一步强调综合平衡的思想，这就是著名的《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信中说：“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也是针对当时的倾向性问题提出的金玉良言。

　　当时，为了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尽快地挽救回来，在最短的时间里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过急、过冒的问题。为了防止重蹈“大跃进”的覆辙，陈云同志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不厌其烦地利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要头脑冷静，注意综合平衡。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他重申“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强调要坚决把钢产指标降下来。他明确说：“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同上书，第251—254页。)6月1日，陈云同志在一次谈话里指出：经济工作，我们搞了“四朝”，即中财委、大计委、小计委、现计委。有一条教训，就是综合平衡都未搞好。综合平衡，就要研究比例关系。比例是客观存在，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自觉地去研究、认识。要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本领不够，还要慢慢钻研。9月18日，陈云同志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汇报会上发表《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的讲话，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这里面所说的“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要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意思。

　　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后，陈云同志仍然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步子要稳、不能性急的思想。1982年1月25日，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座谈时，陈云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同上书，第311页。)这是他从负责国家经济建设全面工作之日起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也是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得出的刻骨铭心的箴言。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一直存在着过急、过冒、一马当先不顾其余的偏向。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值得关注思考的社会历史现象。就客观来说，长期以来，中国的发展远远落伍了，并且长期处于西方列强的压迫控制之下。在饱尝了民族屈辱之后，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共识。这种尽快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是一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强大精神动力，但是掌握不好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急躁情绪。“大跃进”等的发生就证明了这一点，说明良好愿望一定要同科学精神相结合。就主观来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解决好主观与客观的矛盾问题，这就需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但是，人在顺境之中，特别是在取得重大胜利之时，会沾沾自喜，会过于自信。这也是一个规律。毛泽东说过：“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长期以来，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同经济建设上过急、过冒的顽症做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历史证明，陈云同志正是“两个务必”精神的模范实践者，他所一贯坚持的综合平衡思想，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始终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遵循客观规律、防止急躁冒进的典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并且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但是，各种各样的过急、过冒、破坏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丝毫不能掉以轻心。党中央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强调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在中共十七大召开期间，胡锦涛同志在江苏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开始强调要加速发展，后来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去年底又把‘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这个重要调整，强调的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这表明，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们党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