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化解之道就是扩大消费,让老百姓买东西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使现有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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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加大对保障改善民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近日,针对如何准确理解2011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解读了2012年宏观调控的政策侧重点。
“今年国际经济环境难以明显好转。”该人士分析说,2012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最大的影响因素将来自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此,他透露说,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相当篇幅重点分析了世界经济形势的特点和趋势,“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政治上又面临选战纷争,对外转嫁矛盾的一面上升。”
“就国内看,当前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迫切。”因此,他认为,“应充分估计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切实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把困难和问题估计得充分一些,做好应对更大困难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
对于2012年如何掌握主动权,采访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向本刊记者表示,关键和核心就是,“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而破解“转方式”难题的方向,在这位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看来,就是要继续强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取得突破,为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铺筑坚实基石。
比如,抓紧出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实现强度和总量的双控制;抓紧出台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办法;抓紧出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深入研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研究制定促进境外投资的法律,扩大境外投资合作,支持能源资源、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海外并购;研究推进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等等。
在近期召开的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论坛战略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告诉本刊记者:“只有在关键领域加快推进改革、取得突破,才能为转变发展方式和中国长远发展提供有效的体制与支撑。”
“转方式”需有更大突破
“2011年,我们不断采取收紧银根、抑制需求的措施,实际上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原本应该出台的一些大政策并没有出台,发展方式的转变进展比较缓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郑新立认为,2012年的总体经济形势会有所变化,突出表现就是通胀压力有所降低,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适时地转移到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上来,围绕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出台一些大的政策。
在郑新立看来,要既能够保持物价的稳定,又能够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实现这样一个双重目标,应当按照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引导资金的投向,优化经济结构,把过剩的流动性吸引到结构优化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样就可以缓解通胀的压力,同时又能够通过结构的优化为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对于2012年,郑新立希望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能够动作大一些。在他的判断里,这可能是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而2011年原本筹划出台的“大政策”也应当及时出台。
首先,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0年投资率比2009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高达48.6%。“也就是说2010年的GDP将近一半都是用来扩大再生产了,这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如果投产之后资金很难收回,银行的不良贷款就会增加,那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郑新立看来,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和消费政策上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2012年是一个关键年。”
其次,鼓励发展第三产业。他分析说,服务业长期滞后的原因就在于税收制度不太合理,营业税的税赋比增值税的税赋要重三分之一左右,“比如,去年年底上海交通运输业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看准之后要果断决策,降低一些税收,减点税赋,有利于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从长远来看,这不但不会造成整个税收的减少,反而可能增加税源,带来税收更快的可持续的增长。
其三,鼓励自主创新上应有更有力的政策。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应该成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着力方向,但目前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郑新立注意到,2011年5月份,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带动作用》的文件,“如果这个文件2012年能够落实好,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建立起来,国有企业就有可能在自主创新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其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郑新立分析认为,现在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当前出现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就是农业现代化滞后的突出表现,“这就需要解决供给需求之间衔接问题。而目前农业生产者对市场价格存在盲目跟随,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本质上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尖锐矛盾的爆发。除了要加强城市菜篮子工程的建设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其五,鼓励“走出去”海外投资。他认为,应通过海外投资来解决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的瓶颈约束,通过并购来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到海外搞加工贸易来创造新的出口需求,拉动我们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通过到海外搞投资,拉动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