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万国，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教授。1949年生，台湾大学外交系毕业。曾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高级研究员，1996年转至墨尔本任教。与泰伟斯教授合著有《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从王明归国至七大召开》、《中共的农业政治与1955年合作化高潮的争论》、《骑虎难下——林彪的文革悲剧，1966-1971》、《1955—1959：中国的灾难之旅：毛泽东、中共中央和省级领导与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文革尾声的中国政治，1972-1976》等。

　　二十世纪伊始，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首次）后的60年，改良派的领军人物梁启超激情呼吁垂危的中国“改造新生”。 五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富有魅力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同时告示天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相对于一个世纪中国的内部分裂和外来欺凌，毛泽东的宣言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中国人民获得新生解放的强烈感受，以及他和中共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尽管历史学家惯把毛泽东的政权称为“新中国”，但作为文明绵延逾两千年的国度，中国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一个新兴国家。事实上，在其鼎盛的乾隆皇帝时期（1735—1799），国内生产总值曾超过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而当时人口不及世界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 儒家的中国也曾激励过欧洲的启蒙运动，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工业化及海陆扩张打破了这一态势。中华帝国不仅开始衰落，而且很快就沦为西方文明的祭品。面对西方和稍后日本的挑战，如何实现现代化以救亡图存就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危机深重之中国的首要目标。中共建国初期也不例外，毛泽东一开始就确立了工业化的建国目标， 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赶上工业化的西方世界本是中国生存和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但其拥抱马列主义、迈向社会主义，则显然是中国历经长期苦难、饱受资本主义列强侵凌剥削后的自觉选择，是既带理性又兼感情的选择，是认知的选择，又是道德的选择。

　　当共产党接管政权时，中国几乎是从零开始。亦即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却又可看作是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成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并建立起了历史上最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开始从事一项史无前例的社会工程，不管成功与否，这都将深深地改变中国的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里兴起后又终于解体，但社会主义的中国依然屹立前进；而毛泽东又是在悠远沉重的历史包袱下，试图以共产主义理想来“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秩序”。这些现象都使得中国再造的神奇故事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通过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所造成的后遗症，又通过克服内战对经济的破坏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新中国获得了重生。其中在建国初期一项值得留意的举措就是土地改革。土改最初是在狭小的江西苏区（1929—1935）进行，但如今则通过实施1950年6月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以及温和手段扩展到了全国的农村。 在旧中国，近乎90%的中国人是农民（按1949年中国人口总数为4.5亿）。而其中仅占农村人口10% 的地主和富农却垄断了几乎80%的全国耕地。这一乡绅和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历代统治政权的经济基础，延续了2000多年。毛泽东在1953年开始合作化运动之前，解决这一长期问题的办法主要是减租减息，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和耕畜，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并清除地方土匪和乡村恶霸。又组织起农村民兵和贫农协会维持秩序、支持土改。于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和地主的传统势力和影响被清除了，中国农村草根层的等级制度被彻底重构。通过这样一场根本深刻的变革，“毛泽东实际上改写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史。” 国家机器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渗透及政治控制从未有过如此的深入。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民国时期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虑及小规模的个体农民经济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向集体农业迈进。并不断提升互助组的规模（1949—1952）来汇集农业劳动力，随后又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在高级合作社里，土地所有权转归集体，农民严格地按照劳动多寡领取报酬。同时，一项国家对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新政策也出台了。但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提出了新的认识，认定在农业机械化之前可先实现农业集体化。遂不满意其同僚所取渐进和保守的办法。他讽刺当时的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象“小脚女人一样摇摆前进”。一场声势浩大却又仓促上马的集体化运动由此展开。1955年夏，毛泽东亲自上阵，宣布“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到1956年底，97%的中国个体农民加入了合作社。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外，这场运动的理论依据、显然是认为合作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农业产量，这对于全面工业化的进程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