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

　　波尔奇科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俄《远东问题》杂志主编。1947年生，197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73年起先后在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苏联驻华使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曾任欧洲中国研究协会副会长、俄罗斯驻华使馆顾问等，2004年起任俄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策、经济，俄中关系。著有《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江泽民到胡锦涛：21世纪初的中国》、《中日经济变革（1979～1999）》、《俄中关系：现状与前景》等。

　　2009年10月1日，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日子里，有许多在中国60年的历史里留下鲜明足迹的伟人值得追忆。

　　陈云（1905年至1995年）便是其中的一位。陈云先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党政领导高层中担任要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陈云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了中国的高通胀，实现市场价格稳定和财政收支的平衡。1953年，在陈云的建议下，中国开始对粮食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分配”，即根据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现实，集中采购和分配。1956年，在陈云的积极参与下，成功地阻止了此后被称为“小跃进”的第一次“大跃进”企图。

　　正是由于陈云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制定国民经济调整政策上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中国才能成功克服1958年—1960年“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1978年末，在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断之后，陈云重新回到了中国领导核心层，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云的首要工作是，调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积累和消费之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重的严重失衡。陈云作为中国领导层中权威的经济领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扭转了1979—1980年出现的、中央和地方一些干部对调整政策的消极态度。1981年，陈云坚持推行强硬的“长远的、健康和务实的”解决方案，并最终提高了国民经济宏观比例的水平，使中国能够开始进行国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即便考虑到中国的复杂环境，陈云在各个时期所从事的“危机经理”的工作，都应被视为他对国家经济建设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仅这一项工作，其取得的成效在中国也是受用不尽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理念的形成是与陈云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早在1956年，陈云就指出了用市场来补充和调节计划的必要性，并在1979年3月重申了该想法。陈云在自己的发言中，将上述理念形象地描述为“笼中鸟”。“经济复苏是指计划控制下的经济复苏，而非脱离了计划控制的经济复苏。这就像在笼子里的鸟，不可以将鸟抓在手里，那样的话，鸟会死掉，必须使它能够飞行，但是只是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鸟就会飞走。如果将鸟比喻为振兴经济，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经济复苏和市场调节只能在合理的计划监管下才能显示其作用，而不应脱离计划的掌控”。尽管陈云后期的改革理念有时被看成是保守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陈云的不懈努力，以保障经济高增长率为目标的各项措施所组成的经济体系改革任务，才能转化为中国独立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调节国民经济比重以计划为主，以市场为辅”的论断，是陈云经济观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该论断被定义为“三个主要和三个补充”。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党的“八大”的讲话中，描绘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景。陈云主张，以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私营经济为辅，在计划外实行部分产品的自由生产，最终实现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三个主要和三个补充”的理念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实行混合经济的前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陈云立即在中共八大上做出了上述讲话。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更像一种提醒，提醒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追求形式上的、不考虑国情的所有权与经济组成形式的社会主义化。至于陈云本人，他在1951年就指出，不要试图跳过“新民主”阶段，应允许五种经济成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三个主要和三个补充”的论断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开始致力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先期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