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模式研究的深入，究竟应不应该对中国模式做社会属性的追问逐渐浮出水面。换言之，现代化模式是不是一个与社会属性相联系的概念，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少需要面对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一些学者认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存在，而且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不仅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模式，没有必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字样。这种有意或无意忽略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的看法，其实是将发展模式归结为与社会属性无关的问题。另一种是在认可中国模式现实合理性的同时，将这一模式视为西方同道。在他们看来，之所以标出“社会主义”的字样，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显然，与前者相比，后者并不回避有关社会属性的话题，只不过作了另一种解读罢了。

　　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

　　中国模式是不是应该进行社会属性的判定，究竟应该作哪一种社会属性的判定，是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所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的方法论问题。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一席话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集中回答。他说：“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中国国内或国际上有人试图消灭这一遗产。“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都能在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里找到其渊源。虽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历史和国情不可分，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与社会属性的因素相比不具有最根本的意义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这本书“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希望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他认为：“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而这两种因素的相互联系构成了该书所要考察的重要论题之一。罗兹曼在这里只是从一个层面说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应该明确的是，恰是社会属性的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形态。我们需要基于层面的统一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依托这一基础探讨这条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区别与联系。

　　毫无疑义，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探索出一条与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相适应的现代化道路，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当然，这首先需要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自然不可能违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原有现代化道路基础上的一种发展。但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之上全面澄清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其中核心的一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在于是不是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不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仅仅强调前者决不是一般的疏漏，而是核心价值的偏移。一般而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无论在实现方式上还是在历史任务上都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其实现方式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效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灾难，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会阶层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相对丧失为前提。就其历史任务而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不同的是，绝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转化。现代化从它起步起就必须担当起实现超越目标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