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潘敬国，法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00017。

　　1960年、1961年英国保守派的重要人物蒙哥马利先后两次访华，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了一次重要调整。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蒙哥马利进行的多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全面阐释，并释放出外交政策调整的信号。

　　蒙哥马利两次访华与其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主要体现为以美苏冷战为主的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西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独立，老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西方阵营内部，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各国强调欧洲的“独立”、“自主”，同美国的矛盾加深了。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则主要体现为：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虽然会谈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但终究保持了一个联络渠道；中苏两党辩论不断升级，使中苏两国关系趋于恶化；虽然中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五国签订了边界协定或条约，但1959年8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使中国周边环境趋向紧张。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困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反两霸”和“团结亚非拉”的外交战略调整，（参见裴坚章、张光佑：《新中国外交的思想宝库———读〈毛泽东外交文选〉》，《人民日报》1995年2月2日。）同时希望缓和同西欧各国的关系。恰在这时，蒙哥马利提出了访华的要求。

　　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阿拉曼等重大战役并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先后担任英军总参谋长、西欧联盟主席等职。1958年，蒙哥马利卸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司令一职后，对美国的东西方政策给予尖锐抨击，并认为“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很可能在于中国”。［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59年蒙哥马利在媒体上公开表达了希望访华的意愿。在访问印度时他又向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正式提出访华的要求，希望认识中国领导人，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看看普通百姓的生活，了解中国的发展计划。恰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缓和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以减轻同时面对美苏战略包围的压力。当蒙哥马利提出访华要求后，中国很快同意了。

　　1960年5月23~29日，蒙哥马利第一次访华。就在蒙哥马利到达北京的前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国际形势时，周恩来提到蒙哥马利访华。对此，毛泽东认为在蒙哥马利没有表明对华态度前，需要观察。而周恩来则希望在与蒙哥马利的会谈中，英国跟美国的区别也多谈一点。显然，周恩来希望通过与蒙哥马利的会谈能起到分化西方阵营的作用。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周恩来于5月25日会见了蒙哥马利，并就战争问题、中国的最终目标及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5月26日，周恩来同蒙哥马利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重点是中美关系，周恩来表示：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首先采取步骤。他明确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2］通过两次会谈，周恩来感到蒙哥马利的对华态度是友好的，因此，进一步安排了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会谈。

　　5月27日，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会见了蒙哥马利。会谈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迫切地表示希望了解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对此，毛泽东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一种反语表示：“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随着谈话的进行，毛泽东谈了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3］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4］显然，毛泽东已将欧洲排除在中国的敌人之外。也是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对欧外交的新政策。

　　同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谈使蒙哥马利对访华的成果十分满意，他在离开前表示：访问“使我能够纠正西方世界普遍持有的对新中国的错误印象”，“对新中国，我们大家都应当同它友好”。［5］由于这次访华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蒙哥马利感到时间太短，为此他请求在1961年9月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蒙哥马利希望能到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旅行，“以便了解1960年我所听到的是不是真实的”。［1］（p.7）对于蒙哥马利提出的再次访华的要求，周恩来原则上表示同意。

　　1961年9月6日，蒙哥马利来到北京，在接待宴会上，蒙哥马利提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我一向认为台湾是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6］周恩来在了解情况后表示：“蒙哥马利的讲话很好，看来他很有政治头脑，他提出的三原则抓住了国际局势的关键。”［7］

　　1961年9月9~20日，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蒙哥马利先后去了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其中很多地方当时并不对外国人开放。周恩来希望通过上述参观能让蒙哥马利直观地了解中国，让他从本质上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内外政策，并进一步了解他和英国上层人士对国际局势以及对中国的看法。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种安排的确起到了效果。

　　就在蒙哥马利到各地访问的同时，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在此期间，周恩来对与蒙哥马利参观结束后的会谈做了部署，并准备视会谈情况再安排蒙哥马利与毛泽东会见事宜。9月21日，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周恩来就赶回北京会见了蒙哥马利。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对蒙哥马利的三项原则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8］。

　　9月22日，刘少奇会见了蒙哥马利。这次会见并不在原定的计划内，是周恩来在了解了蒙哥马利在华的言行后临时和刘少奇商量安排的。在会谈中，对蒙哥马利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刘少奇表示：“三项原则很好，我支持你。希望你的三项原则可以实现。”［9］当日，周恩来再一次同蒙哥马利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就刘少奇与蒙哥马利会谈中谈到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表示：“我们反对侵略，不容许人家侵略我们，有利于他。我们搞社会主义也不容许侵犯人家的主权、领土来扩大我们的利益。”［9］

　　9月23日，蒙哥马利在周恩来举行的宴会上再一次申明了关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并表示：旅行“使我了解了整个国家自解放以来所获得的进展”，“它向我表明了过去十二年中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10］对于蒙哥马利的这些友好言论，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位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明智主张。”［11］

　　远在武汉的毛泽东也密切关注蒙哥马利的行程。9月21日，毛泽东来到武昌，他在了解蒙哥马利访华的有关言行后认为，这位元帅讲了三项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决定会见蒙哥马利。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蒙哥马利，谈话从18时30分持续到21时30分。通过在中国的亲身观察，蒙哥马利向毛泽东表示：“同旧中国相比，解放以后，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要克服很多困难”，但中国人民“完全可以面对和克服这些困难”。毛泽东则表示：“三项原则提得对，提得好。”［9］9月24日，毛泽东临时决定同蒙哥马利再谈一次。这次谈话是从14时30分一直进行到17时。这一次他们就中国领导人的继承者、核武器、领导艺术等问题交换了看法。［12］

　　同中国领导人的几次会谈让蒙哥马利印象深刻，他曾撰文表示：“毛有卓越的才智，处理问题非常实际”，“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真正的领袖。”［1］（p.12）“周总理对世界情况知道得很多，对人态度诚恳，谈问题明确并且敏锐，在我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袖中是有数的人物。”［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