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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基本经验
2015年07月24日 09:27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作者:汪振友 齐鹏飞 字号

内容摘要:学术界普遍认为, 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本文运用相关资料对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史背景、进程及其经验启示进行初步梳理和阐释,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边界谈判;苏联;边界问题;中国;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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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普遍认为,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其实,虽然形式上双方没有签订协议,但是,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共同边界走向等方面达成了诸多的共识,这是不应被忽视的。如果从大背景、宽视野、长时段来看,这次谈判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为以后中苏边界谈判的顺利完成奠定了一定的前期基础。本文运用相关资料对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史背景、进程及其经验启示进行初步梳理和阐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史背景

  中苏边界全长约7600公里,东段4200多公里,西段3300多公里。[1]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两国边界相安无事。1960年中苏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两国边界开始出现紧张局势。2月,苏联边防军占领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苏联接界的额尔古纳河上属于中国的克鲁赤纳岛。7月6日,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追打中国牧民,造成流血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边界地区发生的第一起比较严重的冲突事件,标志着苏联将两党意识形态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催化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发酵。8月,苏方指责中国牧民企图再次“侵入”博孜艾格尔山口和别尔捷山口地区。[2]8月17日,苏联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3]8月22日,中方提出:边界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在未解决之前应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4]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新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黑龙江、吉林省委《关于为全面谈判中苏边界问题做好准备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中苏边界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悬案,解放后也发生一些新的问题。最近在新疆阿图什县又发生边界争执……中国政府准备就中苏边界问题在必要时同苏联举行全面的谈判,争取解决中苏边界上的历史悬案和解放后的新案。为此,要求立即着手为谈判进行六项准备工作”。周恩来在审改这一通知稿时,增写了第四项:“对发生争议的地区,如果需要实地勘察,必须先向中央请示。”[5]9月21日,中方提出开展双边陆地边界谈判的建议。而苏方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有所谓的‘争议地区’”,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外交谈判重新划定和勘定双边陆地边界。[6]9月28日,苏方报告指出,“在1951年出版的某些中国地图上,一系列地段的边界线(尤其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不正确,极大地偏离条约签订的国界线而有利于中国”。[7]

  据苏方学者记载,1960年内中方“侵犯”边界约有100起,1961年“侵犯”边界次数又增加了,到了1962年中国军民“侵犯”苏联边界有记录的就达5000多起。[2](p.207)苏方学者所指中方人员“侵犯”苏联边界的次数增加,与苏联策动中国新疆地区边民大规模越界外逃的“伊塔事件”不无关联。1962年4月,苏联驻华机构开始在新疆大规模地非法发展“苏侨”,引诱和鼓动伊宁、塔城一带边民去苏联。这些边民在苏联领事馆的煽动、哄骗和引诱下,于5月底发生了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的事件,致使当地生产和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损失极大。外逃人员前后共达6.15万人,带走和损失牲畜23万头,包括大片土地荒芜和暴徒抢劫财产的损失,折合人民币达7000余万元。[8]而苏方则辩称,“当时居住在新疆的数万名苏联公民以及从俄国迁来的人,主要是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不堪忍受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中国当局的迫害,不合法地移居苏联。”[2](p.208)这种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不收回香港和澳门,却与印度发生冲突。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对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9]

  1963年8月23日,中方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建议。9月21日,苏方做出回应:“为排除可能的‘误解’,双方可就核定‘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问题进行协商’”。[10]9月27日,中方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11月21日,苏联回复照会指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已经废除了沙皇俄国单独或者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在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开始同中国建立关系。照会表示不解,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2](p.210)11月29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指责中方人为地制造领土问题。[12]12月31日,赫鲁晓夫发起了新一轮的“和平攻势”,他致信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建议缔结“不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协定[13],这封信强调“不分事情的是非曲直如何,不赞成用武力解决边界或领土争端”,[14]来应对中国提出的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让中国领土的问题。据苏方学者记载,1963年中方“侵犯”边界就有4000多起,“侵犯”边界的中国公民与军人超过10万人。[2](p.208)而据中方记载,1960~1964年10月间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约为1676起。 中苏双方的资料都说明,这一时期边界地区是不平静的,冲突在不断升级。

  二、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史过程

  1964年2~8月,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边界谈判。苏方一直回避“边界谈判”的提法,而称之为“核定边界线的苏中协商”。[2](p.213)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副团长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苏联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军司令泽里亚诺夫上将,副团长为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谢尔巴科夫。双方共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10余次团长会议和30多次顾问专家会议。[15]

  (一)中苏论战导致双方立场殊异

  2月26日,在谈判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双方围绕历史上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辩论。中方指出,“尽管目前有关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在中俄两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签订新的条约,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关于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某些地区的边界做必要的调整。” 苏方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则认为,苏中边界是历史上形成的,两国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苏方不但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也不同意以条约作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除“条约文件”划定的边界线外,苏方提出“‘历史形成线’和‘实际守卫线’也都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即所谓的‘三条线’”。这实际上要中方承认沙俄武力侵吞和苏联违约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苏联的,中方当然不同意。中方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宣布过,“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而苏方则引用列宁说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来证明列宁从未对苏中边界表示过怀疑。[16]3月16日,在谈判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曾涌泉发言指出:“在中苏边界上,长期以来一直只有为数不超过200人的边防警卫人员”。由于中方对苏方的信任与友谊,才使苏方得以不断蚕食中国一方的土地。[17]而1963年3月21日,苏方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最近3~4月以来,中国当局采取了实际措施,加强军队保卫与苏联接壤的国界。他们新建了10个边防哨所,每个哨所人数10~30人,以前建立的21个哨所,每个哨所的人数增至30~60人。1963年2月10~12日发现,边防支队总人数近1000人抵达黑河地区,分布在黑河各县以保卫国界。”[7](p.511)这证明了中方说法的可信性,即中方原来在中苏国界驻军很少,在中苏发生边界问题后,边界地区驻军才相应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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