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安全关系是中印关系中较难处理的一个领域。自美国学者约翰·加弗2001年出版《持久争斗：中印在20世纪的对峙》一书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印安全关系几乎持一致的消极观点。而在近年来中印关系的实践中，应当说安全关系确实是“短板”。尽管两国关系中存在着诸多积极面，例如贸易发展迅速，人员交流大幅上升，两国在全球问题上一致性很高等，但在论及安全关系时，论者易倾向于以“囚徒困境”来解释。

　　安全建构有保留

　　关于中印何以会在安全问题上较易陷入“囚徒困境”的问题，论者一般会将其归咎于1962年冲突，以及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双方仍没有找到解决边界争端的合适方案。这当然是一大理由，但若仔细检索中印关系的文献档案，也可以发现，两国间某种紧张状态实际起于更早。例如，两国围绕西藏问题的争执开始时与边界争端并无多大关系，至少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高层决定尽快解决西藏问题，这个决定虽然与中国对印度的看法没有关系，但在新德里引起的震撼仍然是巨大的。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中国政府派遣解放军进驻西藏，除了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外，还含有对付印度的战略意图。那么，为什么印度会认为中国军队进入与印度接壤的地区就一定意味着“兵临城下”的威胁呢？帕特尔先生认为“红色中国”的意识形态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遭到尼赫鲁的驳斥，他认为共产主义不会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期来看，尼赫鲁肯定“数亿中国人将不会改变他们的根本禀性”。尼赫鲁没有进一步阐述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根本禀性是什么，但他传达的思想的外交含义似乎是积极的，也是后来印度与中国就印度与西藏地区的通商贸易等达成协议并于1954年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声明的基础。不过，鉴于尼赫鲁的严重戒心，他对中国与印度在陆地交接的安全建构上依然有所保留，其主旨为：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继续与中国周旋，但以和平共处为主，在与中国交界的特别是有争议的地区布设哨所，做好防范。

　　地缘政治引摩擦

　　在中国构筑周边安全的进程中，印度无疑是西南周边最重要的国家，因而也必定是中国重点处理的对象国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印度一向是中国的重要邻国，甚至为了维护和推动与印度的友好关系，中国在印度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关系上作出了重要调整。可惜双方在关于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并没有真正相向而行。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沟通导致了政策上的冲突，还是地缘政治领域客观存在的矛盾引起了更多的摩擦？加弗认为是后者。在他看来，从地缘政治影响的角度出发，中印双方在各自影响的范围上存在着严重的交叉重叠（从中亚绵延至东南亚）。在所有这些交叉重叠的地区，两国都希望努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排除另一方的影响，因而是“零和游戏”。对中印关系作如此的地缘政治解读相信出乎大部分中国人的意料，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按加弗的看法，决定中印地缘安全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他提出的所谓“喜马拉雅一西藏地块”，他认为这是单一的地缘政治系统，横亘在中印之间，是两国必争之地，由此引导出两国战略学界视对方为地缘政治对手的结果。那为什么在中印交往的两千年历史中反而是友好往来成明显主流呢？加弗给出的解释是“喜马拉雅一西藏地块”地理环境过于险峻，“这个严酷的地形使古代和现代的印度与中国都难于将他们的力量有效地拓展到这个地域，同时又都提高了他们各自的警惕感，即要防止对方将他们的影响施加于该地区。而两国历史上各阶段都受制于有限的财政、工业和技术资源，这更加剧了这种状况”。

　　加弗的观点包含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含义，那就是如果财政、工业和技术资源允许的话，中印在该地区可能有别的作为，因此相安无事的状况就可能朝相反方向发展。加弗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证中印安全关系的冲突性质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加弗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缺陷，即他的“地块”论实际包含了一个前提：西藏地区不在中国控制之下，而这明显违背历史事实。自清廷平定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队对该地区加强管理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一直都是实质性的，中国并没有将西藏作为进攻印度的前沿的想法，因而也从无中印间需有一个“缓冲区”的概念。这基本上是英国人在殖民次大陆后鼓捣出来的地缘政治概念，可惜独立后的印度将此继承下来，甚至奉为圭臬。

　　更有甚者，近年来美国学者卡普兰大谈中国在印度洋的所谓“珍珠链战略”。按他的观点，中国试图通过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合作，构筑围堵印度的战略包围圈，印度洋因而注定是中印在新世纪展开激烈争夺的领域。此说一出，新德里战略学界立即响应，俨然是中印已在争夺海洋霸权。其实只要稍微审视两国的海军能力和发展前景，就可看出这种观念实在过于超前。两国同为新兴大国，对维护海上贸易通道安全既有强烈关注，也有共同利益，只是限于能力，还远远无法担负起维护海上安全的责任，这更需要两国的合作，而不是卡普兰描述的“争夺”。

　　沟通互信是关键

　　从中印安全关系的动态发展看其前景，一般不易得出乐观的结论，但两个新兴大国共同高速发展的进程也给两国的行为施加了诸多限制，使所谓“鹰派”的观点在政策实践中很难推行。因为两个新兴大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确实有着诸多共同点，而这恐怕也是西方媒体和学界刻意要将中印打造为“对手”的一个原因。尽管如此，由于两个亚洲大国在高速发展进程中都必定加快国防现代化的步伐，某方即便是合理的武器装备系统更新也仍然会被另一方视为目标，必欲追之而上，易造成“囚徒困境”心态。如何摆脱困境在理论上是有解的。然而两国虽有共同发展一说，但力量对比仍显示出相当大的差距，而且该差距有可能还要加大，这使得求解的更大困难一方可能是印度。因为解决安全困境的要害是通过沟通建立自信和互信，这于印度似乎更为艰巨。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印关系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