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亚历山大·温特所著，秦亚青翻译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出版。这本主要理论经典的引进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带入了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不管是建构主义带来的社会学转向，还是提出的理解逻辑对解释逻辑的补充，都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回顾十年前关于建构主义的热烈争论，与全国高校大规模设置国际关系专业一道，将原本冷清的国际关系学迅速变成一门“显学”。然而十年之后，这一学科却出现了危机。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发文指出，“在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引进西方理论的高潮走向终结之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最近几年进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沉闷期。”

　　毋庸置疑,21世纪的头十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用几十年的时间通过三次理论辩论才完成的学术探讨。但是作为一门与时代和实践紧密联系的学科，由于时代的飞速发展，国际关系现实中的逻辑和问题的快速转变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一定程度的滞后和失语。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国际关系学科的危机恰恰是全球性议题急速发展、演化、变异后的“客观反映”。

　　在2010年第4期《外交评论》中，潘维对当前的国际关系现实提出了五个“为什么”:1．为什么而今大国之间基本不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和平变得明显可以预期？2．为什么而今“军事优势”的作用明显下降？3．为什么而今大国之间很难彼此定义对方为“敌国”，为什么而今进行的传统结盟活动正在丧失吸引力？4．为什么而今的“大战略”丧失了魅力？5，为什么大型的欠发达国家突然获得了“发展”的良机？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逻辑、新问题，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关系学研究也将出现新的变化。

　　首先，国际关系学研究将更关注破碎化问题。全球化冲击下，国内政治议题与国际政治议题的互相冲击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议题快速发生分裂和变异。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体系中心不断消解、行为主体发生衰变、战争与和平的形式不断变化、传统政治结构发生颠覆、时代性议题走向破裂等“后现代”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深化现存理论兴趣逐渐下降，对政策研究更加热衷。“多研究点间题，少谈点主义”似乎成为这一学科的一大发展趋势。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议题上，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也出现了趋同的趋势，也许在未来十年，这两个学科将进一步合并和融合。

　　其次，国际关系研究将更关注“形而上学”问题。自从建构主义进人国际关系研究之后，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关系理论不仅仅是对国际问题做出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理论，更变成了对全球人类共同体进行哲学反思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关注存在的，更反思存在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追问存在的问题正激荡着作为此在的我们”。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学成为在全球层次上反思人类文明、社会现象的理论载体。自从全球体系形成以来，没有一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时期能如当今这样将人类共同体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科技的进步、文化的传播、思想的交流和传统的流变都引领着国际关系学进行“形而上学”的革命。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共同体的学问，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无一不体现着人类对终极价值、自身命运的追问和反思。自从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国际关系理论所要求的逻辑的简约性、内在的完备性和可检验性的科学主义标准也许已经无法涵盖整个学科发展的前景，在研究议题日益破碎化的未来，也许国际关系学“形而上学”的一面也将更加突出。

　　在国际焦点飘忽不定，出人意料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新的逻辑、新的思维不断引领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对全球性问题提出基于中国视角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范式无疑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历史性使命。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重新认识世界与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将迅速演变为国际关系问题中新的焦点，在时代的推动下，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继续努力，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必将迈入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