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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一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事实就是，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本文拟从这种历史现象入手，分阶段考察和分析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在调整对美政策、实现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应对和处理革命与务实这对矛盾的，是如何坚持援越革命外交方针、不以牺牲小国利益打开同大国关系之门，进而通过维护与小国的关系带动与大国关系的发展的，以及中国这一时期外交方略的最终结果如何等问题。

　　新战略确定后以越南问题促美高层与我对话（1968.11-1970.6）

　　随着越南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成为此项定位的关键。[1]就中国方面来说，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即突出体现在1968年末中国领导人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翌年初尼克松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南越阮文绍政权参加的四方谈判在巴黎正式启动，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此时，中美双方都看到了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尼克松开始将调整对华政策的目标建立在通过改善关系，拉中国助其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做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新的战略抉择。中美关系出现转机。只是由于两国隔绝的时间太久，以及冷战造成的双方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得此期中美之间的呼应及接触磕磕绊绊，一度出现反复。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

　　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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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中的越南因素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最近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牛军：《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2—220、221—250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8—116页；翟强著：《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北卡罗莱那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Quang Zhai，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等。其中，牛军的文章就此议题提出了较重要的论点，即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援助北越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支援越南民族革命的考虑，只有“和谈”才是真正涉及到双方的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但牛文强调的是和谈实现的结果，而笔者则侧重于分析、阐释中国领导人对和谈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与调整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另外，翟书在述说和谈问题时没有涉及中国对和谈态度的变化究竟在哪里等问题。沈文也未落墨于此。

　　[2]如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说：“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1966年10月5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时指出：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