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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新中国外交，对价值性国际关系理论作复述意义的阐释和对国际斗争作意识形态的胜利性总结是较为常见的模式。这一方面是由于领袖人物的思想理论尚未被充分纳入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外关系的实证研究还没有成规模地展开。因此，本文致力于“中间地带”理论演变的考察和新中国对日外交的实态探究。至于为什么选取这两个互为参照的视角，那是它们本来就有内在直接关联的缘故。

　　新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可以追溯到抗战胜利前夕，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崛起为足与国民党政府分庭抗礼的重要军事政治力量。由于日中侵略与被侵略关系的结束使两国缔结平等邦交有了基本的前提，更兼对日外交关乎远东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关注日本问题。在“七大”上，毛泽东论述外交问题时就大致提出了处理战后日本问题的看法。他说：必须帮助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否则“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民主制度”决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因为毛泽东在同一个报告里已经指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2]更由于毛泽东还特别突出地赞颂苏联和警告美英，因此可以说，他严重地估计或自觉警惕到了战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与英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即将到来的冲突，希望日本建立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或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以壮大革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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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