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一生坚守“贵和持中”的行事原则，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从来都是可进可退，不急不缓、不骄不馁，体现了具有儒学渊源的中庸之道。

　　谷牧“贵和持中”的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时期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当时改革一线的人们看来，谷牧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因为他熟稔中国国情与“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譬如：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场有关“租界”的风波。当时有人把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某报刊登了《痛哉!〈租地章程〉》为题的文章，表面上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实际上是怀疑甚至不赞成中国试办经济特区。很快“洋务运动卷土重来”等说法接踵而至，而谷牧甚至被称为“李鸿章”。面对“经济特区”是“租界”的争论，谷牧当时压力很大。但是，经过深入思考，特别是特区发展蒸蒸日上的事实，使谷牧坚信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举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没有错。为继续推进特区发展，谷牧与广东、福建省负责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取得这样的共识：不争辩，不解释，埋头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销原定决策，仍然照样干，有些事办起来有困难，暂时缓一缓，先办能做的事。这充分表现出谷牧“择善而固执之”的中庸之道。正是靠这种“贵和持中”的中庸之道，谷牧在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然，谷牧坚持“贵和持中”的中庸之道绝非骑墙、折中、模棱两可、明哲保身，更不是不要立场、不要原则，做“老好人”。例如，从1984年起，特区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特区热衷于成为商贸、金融中心，对中央规定的以工业为主和出口为主的发展方针贯彻不力。为了及时纠正发展中出现的偏差，从1985年年初开始，谷牧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特区工作会议。在其中的一次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上，谷牧就对1985年以来虽经三令五申但各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仍然不断扩大基建规模，没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爬坡”“上楼”，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这些批评的话，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要公开说，后来决定还是要说，否则就是我的失职。”谷牧对深圳等特区的公开批评，正是他坚持原则的体现。谷牧在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中的巨大作用，既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所结缘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更离不开他中庸之外的原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