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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复评王阳明“心学”
2018年01月08日 10:48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林怡 字号

内容摘要:严复在中西比较的宏阔视野中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了检讨和批评,其批评体现了他旨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世语境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批评阳明学“自视太高”“强物就我”“虚词饰说”相一致,严复对西学中来自法国卢梭一派的思想学说同样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严复反对卢梭的学思学说,这与他留学英国期间,深受洛克、休谟等崇尚经验论的思想家影响有关,更与他看到在卢梭理念引导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破坏有关。基于这样的学养认识,严复对王阳明“心外无物”“致良知”的学说和卢梭的学说予以了同样的批评和反对。尽管严复对王阳明“心外无物”和“致良知”的学思路径提出严厉批评,但他还是高度肯定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念和实践。

关键词:严复;王阳明;批评;卢梭;心学;理学;学术;学说;创新;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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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在中西比较的宏阔视野中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了检讨和批评,其批评体现了他旨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世语境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他对朱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个体人格都予以了由衷的肯定和礼敬,但在学术立场上,他较倾向于“理学”的“格物致知明理”,认为这与现代西学门径较为契合。他对“吾心即理,而天下无心外之物”的阳明“心学”所导致的“强物就我”的弊端非议尤多。

  “师心自用”将丧失敬畏之心 

  清末,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纷起,有人把清朝国运衰败归咎于程朱理学,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是以王阳明“心学”为理念导引的结果,但是,严复对此现象不尽以为然,1906年冬,他应邀为即将出版的《阳明先生集要三种》作序,指出“近世异学争鸣,一知半解之士,方怀鄙薄程、朱氏之意,甚或谓吾国之积弱,以洛、闽学术为之因。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谓日本维新数巨公,皆以王学为向导,则于是相与偃尔加崇拜焉”。

  早在1895年,严复作《救亡绝论》,就以答客问的形式,对陆王心学作出了较程朱理学更为严厉的批评。他说,“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惟其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返。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

  他对王阳明“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一事不以为然,指出王阳明因自己格竹生病而否弃“格物致知”的为学之道,这在“西洋植物家”看来,是极其可笑的,因为植物学离不开对大自然植物的观察即“格物”。他用“抵死虚憍”“虚词饰说”“盛气高言”等评论“心学”的话语特征,直斥陆王心学末流将导致“自视太高,所以强物就我”的严重后果,认为“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率天下而祸实学,岂非王氏之言欤”。

  就儒学而言,孔子主张“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从遵循孔子的倡导来看,严复对容易走向虚狂荒诞的“心学”保持高度的警惕是有道理的。严复之所以对陆王心学保持高度的警觉,是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师心自用太过度,一定会走向刚愎自用和狂妄自大,对他人、对外物、对历史、对现实都将失去起码的敬畏之心。

  在严复看来,尤其是有志于治世的人物,更应该通过“格物致知”来保持对世事的一份清明洞见。如果没有虚心“格物”,不对自己之外的世界保持谦逊和敬畏,这样的治世人物一定会走向刚愎自用和狂妄自大,脱离实际,最终误己误国。

  对卢梭“悬意虚造”的批判 

  与批评阳明学“自视太高”“强物就我”“虚词饰说”相一致,严复对西学中来自法国卢梭一派的思想学说同样给予了严厉的批评。1914年,他撰写《〈民约〉评议》,批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道:“卢梭之说,其所以误人者,以其动于感情,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他甚至极其敏锐和极富远见地指出,“自卢梭《民约》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实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矣。刻拟草《民约平议》一通,以药社会之迷信”。

  严复反对卢梭的学思学说,这与他留学英国期间,深受洛克、休谟等崇尚经验论的思想家影响有关,更与他看到在卢梭理念引导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破坏有关。他在《斯密亚丹传》中推崇休谟,说“休蒙大辟者,以哲学而兼史家,为三百年新学钜子”。

  作为一位“温和的怀疑论者”,休谟反对一切“任性的权力”,重视由历史累积沉淀而成的风俗惯俗和法律制度,反对激烈的暴力革命,推崇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推崇自由法治的共和政体。休谟说“谁都无权做出剧烈的变革”,因为人类无法预测自己过分行为的后果,“从来没有人故意选择纯粹的善或者纯粹的恶。任何行为都可能产生许多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各种行为都可能产生许多不可预见的结果”。社会的稳定和结构要由习俗和法律来维持,在这一点上,如果统治者“师心自用”,那有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动荡和破坏。

  基于这样的学养认识,严复对王阳明“心外无物”“致良知”的学说和卢梭的学说予以了同样的批评和反对。他在《宪法大义》中指出,“改革之顷,破坏非难也,号召新力亦非难也,难在乎平亭古法旧俗,知何者之当革,不革则进步难图;又知何者之当因,不因则由变得乱。一善制之立,一美俗之成,动千百年而后有,奈之何弃其所故有,而昧昧于来者之不可知耶”!

  肯定“知行合一”的理念实践 

  尽管严复对王阳明“心外无物”和“致良知”的学思路径提出严厉批评,但他还是高度肯定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念和实践。在他看来,王阳明“悲天悯人”、济世救民的精神操守及其勇毅和担当,都堪称中国“士人”的永恒典范。1914年,他在《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序》中指出,作为西方人,卫西琴提倡的教育之道“合于姚江知行合一之旨,真今日无弃之言也”。

  正是在对“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倡导和实践上,严复吸收了“理学”和“心学”的长处,又力图矫正前者“无实”、后者“虚骄”之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作出了独特的非凡贡献。

  严复多次题写朱熹写给陆九龄的《鹅湖寺和陆子寿》诗中的名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表明了他对新旧之学、中西之学兼容并包、择善而从的科学理性的态度。

  在以自由的气象创新真知和追求真理上,严复与朱熹和王阳明堪称一脉相承。理解了这一点,中国学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葆有鲜活的根基。

 

  (作者为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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